朱熹也是个厉害的角色，是个大作者。他的成就可以一句话来概括——退五经，进四书。在朱熹之前，五经地位高，四书地位低。儒学一过朱熹的手，五经下去了，四书上来了，自孔子以来，一千多年的格局就此改变。当然，朱熹并不是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摞在一起，装订成册，加个腰封写上“朱熹老师倾情推荐”就完事了。朱熹集注四书，看起来是“述”，实际上是“作”。经过他的集注，四书就不再是以前的四书了。孔孟的东西像一杯原味咖啡，朱熹往里面放了一记“朱氏方糖”，咖啡的味道就化开了，糖的味道也溶在里面了。而那一记“朱氏方糖”并不仅仅是朱熹一个人的味道，自孔子至朱熹一千多年来的儒家大手笔的味道它都有。所以，朱熹表面上干的是注释的活，实际上是个大作者。
今天好多人不乐意当“述者”，非要当“作者”不可。用所谓“跨学科”、“多学科有机融合”的方法来治学，要写别人没写过的东西。研究结果出来，或许可以让没怎么入门的学生读来眼睛一亮，耳目一新。但是内行只要一看，就晓得它的分量。有次，L兄拿着iPad看东西，给我念了一段：“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问我是谁说的，我说出自谭嗣同的《仁学》。L说他讲得好极了。我说，其实这是陈词滥调，谭嗣同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显得生猛而已，况且道理也不对。
我跟L讲，刘伯温的《郁离子》里有一段，说圣人才是天地间的大盗。某个说法看起来很新，其实只是表述新，所以听起来很有感觉，但其道理古已有之。我们往往被表述上的新颖所迷惑，但只有剥掉包装，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看人要卸了妆看才好。有人只看字面，会觉得谭嗣同和刘伯温观点相似，其实相去十万八千里，谭嗣同是佛教徒，刘伯温是排斥佛老的儒家。刘伯温把圣人比作大盗，是换个表述褒扬圣人，和谭嗣同的内涵完全不一样。
新的表述层出不穷，包装层出不穷，但要说到想法本身，许多是古已有之的。比如，近年“云计算”的概念甚嚣尘上，网友根据“云”的概念发明了一个新词汇“云装×”。意指在你想装的时候，发现周围人没到齐，怕效果不够好，就先把素材储存着，等到所有人都到齐之后再表演出来。殊不知几十年前，钱钟书在《围城》里，就讲了同样的故事：哲学家褚慎明被旁边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要借此机会装一下，发现女客人苏文纨还没到，于是装作没听见，等苏文纨到了之后，他才对旁边人说，你刚才是不是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写了一些小文章，观点上的东西也无非是各处拈来的，即便有些自以为是自己所悟，回头却发现别人早讲过了。以前我写过一篇《感性的人最理性，理性的人很感性》，后来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发现同样的观点戴震在几百年前就提过了。再如《最大的勇敢，是征服自己的意气》一文的核心观点，是王阳明写给他弟子的一篇书信里所讲的，只是拿来评价我的故事特别吻合。还有《你看到的都是招数，不是内功》一文被转载次数也蛮多，但观点一点儿都不新，只是表述上新。《庄子》开篇便说“名者，实之宾也”，而我那篇文章的观点就是“你看到的都是名，不是实”。如果你知道惠能和尚有个偈子里说“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就会觉得我的观点完全是在山寨惠能，我只是自己找了几个例子列上去而已。我看起来是“作者”，其实只是“述者”，并没有自己的东西。
惠能和尚的表述深刻得多。那些让我们觉得眼花缭乱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貌似很厉害很带劲的事物，其实就是两个字——“名言”。名言（这里的“名言”并非“名人名言”中的“名言”，而是“名”和“言”，即名字的意思。有读者于此理解错误，故注出。）者何？概念而已。
这个道理可以推而广之。太阳底下无新事，很多新事物、新观点只是旧东西换了一个包装，这样就足以忽悠人了。******的小品卖拐、卖轮椅、卖担架，来回变化的只是“名言”，如果你不了解小品里赵师傅这个人如何，只听他讲的道理，就会被他忽悠得团团转，因为你只看到了“概念”。可是，常人总是只对概念感兴趣，而对概念背后的事实毫无洞见。股市是相当能反映大众心理的晴雨表，一只股票几天内接连暴涨，并非是企业的效益在这几天有了飙升，很可能只是一个消息出来了，哪怕是假消息。玩创业板，玩的就是“概念”；搞广告，搞的也是“概念”。我妈常跟我说人体各器官排毒之类的东西，我说那不就是新陈代谢嘛，但我妈执意认为排毒和新陈代谢不一样。很多人像我妈一样，都只是对那些概念、表述感兴趣，而丝毫不关注东西本身。
于是你就会发现，只有内功没有招数的人很难吃得开。因为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格斗的时代，而是一个卖艺的时代。纵然你有内功，也不可能随随便便一掌就把路人甲打翻吧；而让你去街头卖艺，你又没有那些花架子。所以你看，哪怕是在技术改变世界的时代，搞技术的人也只能充当着民工的角色，在许多领域，都是外行领导着内行，业余者监管着专业者。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已经有许多后汉史料流传，范晔的《后汉书》一出，别人的都死掉了。可见招数并非毫无意义，仅玩招数也可以玩得很炫。不仅内功有心法，招数也有心法。
总之，生存很难。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告诉我们，练好内功很重要，但出来混饭吃还得靠招数。
另，我会告诉你末尾那句是孔子早就说过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吗？
孔子的内功有多深
金庸说，一流高手过招，反而不如二流的好看。《倚天屠龙记》里，某场武林大会，两个超一流高手过招，围观者看得越来越不起劲，有的人几乎昏昏欲睡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一点儿打斗的场面，两个高手在台上，谁也不动，好像在比谁站桩站得久。他们当然不是在站桩，他们比拼的是内力，武学修为差的人根本察觉不到。
围棋初学者看比自己水平稍高一些的人下棋，往往感到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每一招杀气腾腾，大龙苦苦求活，不禁感叹道：“真是厉害！”如果让他们看李昌镐、聂卫平、马晓春之辈的对局，他们会看得打哈欠。太软了吧？怎么一点儿打斗都没有？他们当然有打斗，激烈之极，只是肯定到不了亮出兵刃打打杀杀那一步，在初学者能看出哪一块有作战端倪的时候，这一处的作战可能早已结束了。
所以，叔孙武叔在朝堂上对大夫们说：“子贡贤于仲尼。”
颜****仁，孔子说“克己复礼”。冉雍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司马耕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
孔子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仁”？为什么对“仁”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呢？如果有定义，孔子就二流、三流了。今天有些学者写专著，研究儒家，首先便来给“仁”下定义，解释“仁”有三十多种含义，“道”有六十多种含义……这些总结毫无意义。第一没有汉学的工夫，第二没有宋学的工夫，既不懂训诂，又不懂理学，就只能做些门外汉的工作，都是空中楼阁。就好比有人患了感冒去找医生，医生说治感冒有一百种方子，我一一给你罗列出来。但这没有意义。最紧要的是，你要知道我的感冒应当用哪一种方子。所以，司马耕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这是给司马耕的一剂最对症的方子。如果你不是司马耕，禀赋气质和司马耕相去甚远，你就不该把“仁”当“其言也訒”来理解。如果学者只罗列“仁”的含义，又不讲司马耕的病痛所在，就太拘泥了。
孔子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看语境，要看对谁讲，抑或是自言自语。“克己复礼”，是孔子传授给颜回的心法，子贡、子张、曾参他们都得不到孔子这样的回答，因为他们或者功力不够，或者气质不同。朱熹说：“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故惟颜子得闻之。”一个功力不够的人，看到“克己复礼”那段，觉得很简单。我记得某次王剑坤和一名女棋手共同讲解马晓春的一盘棋，王剑坤看了良久说：“马九段这下真的无力回天了。”然后马晓春下了一手，王剑坤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说：“高！太高了！”继而感慨，“真不愧是马九段，一般人想破头也想不到。”旁边的初段女棋手愣了半天，根本不知道那一步高在哪里。
所以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功力长进可能很难。即便有一本武功秘籍摆在你面前，你也很可能直接无视它。秘籍上的内功到了至深处，要么你看不懂；要么你貌似看懂了，实际把它理解得简单肤浅，甚至错误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论语》上的话，子夏说的。这句话如果单独拎出来，根本就不是儒家观点。你如果出去跟别人讲，儒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就讲错了。这句话和儒家立场恰恰相悖。司马耕病了，对子夏说，别人都有兄弟，就我没有。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安慰司马耕的话。毕竟，至亲手足和四海之内的“兄弟”意义完全不一样，如果视为一样，那就是墨家的“兼爱”，是释家的“无分别”，而儒家的哲学，是差等的，是亲其亲，然后推及周围人。子夏这么说，代表他这么认为吗？当然不。他自己的孩子死掉时，他悲伤得哭瞎了眼睛。所以，理解话要看语境，不看语境，就会错意了。
一个九段棋手和初学者下棋，可能根本就不去布局，上来就和他对杀，如果你以为他不懂得布局，就误会他了。孔子碰到司马耕问仁，也会答一句“仁者其言也訒”。如果是孟子，就不会这么讲。梁惠王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说：“王何必曰利？”这是孟子的气质，是孟子过乎常人之处，面对一国之君，上来就一棍子打翻，何等犀利。易中天说“尊孔不如崇孟”，大概也是喜欢孟子这里所透露出来的气质。
不过，这也是孟子不及孔子之处。程子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有人问：“哪里能看到孟子的英气呢？”程子说：“和孔子相比就看出来了，孟子像冰块，晶莹剔透，不过如果和玉一比，就觉得冰块太耀眼，没有玉的温润含蓄气象。”
只是我们一般人，容易看得见英气和圭角，对于不着痕迹的至大至刚之气，反倒觉得平和冲淡了。就像武林大会时，最霸气的那个角色一定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往往在一旁不动声色，只有高手才能察觉到他。
风清扬不会在你背后出现
大概五岁的时候，我爸给我讲了张良与黄石公的故事。我听后心潮澎湃，觉得这世界上每个犄角旮旯里，都可能有神一样的存在。那天晚上，我买了一个烧饼，边吃边在外面玩，刚跑过一个屋角，只见钻出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头。他深邃的眼神盯了我一会儿，咧嘴笑了：“小孩，来，把你的烧饼给我咬一口。”我脑子里瞬间闪过黄石公的影子，然后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双手把烧饼递给他。他啃了两大口后，把烧饼还给我，我摇摇头：“都给你吃吧。”他笑笑：“真是好孩子。”然后从屋角消失了。第二天，我准时等候在那里，他没有出现。第三天，我提早等候在那里，他还是没有出现。一连数天，我都去那里等候，他却再也没出现过。
读初中时，我迷上了金庸。常常幻想哪天能得到高人指点，或者在神秘的地方捡到武功秘籍。我每周末都会往田野里、丛林中那些偏僻的地方跑，或沿着一条无人的河道顺流而下。我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人越多的地方，秘籍出现的几率越小。去乡下时，我总是往竹林深处、枯死的树洞、坍圮的小石桥下探索，可从未发现过秘籍。我也常在无人的时候练自创的武功（好在没有尝试过《葵花宝典》），但风清扬从来没有在我背后突然冒出来过。
我知道自己天资浅，根底弱。所以从小就梦想能得到异人传授、高人指点，似乎那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厉害的人的唯一途径。至少在当时，穷极想象，想不出更好的可能。其实不是想不出，是没有比这更便捷的法门了。自己练？练上一百年，顶不上名师传授一句话。
读大学时，没有那么傻了。我知道风清扬不会出现。我长成这个样子，风清扬是不稀罕对我动念头的，能对我动念头想收我为徒的，恐怕只有南海鳄神了。都是学生去找老师，没有老师来找学生的道理。那时候我弃武从文，开始写诗，偶像也从令狐冲变成了曹雪芹。
大一时，一个教授（博导）到珠海校区开诗词讲座。我看了他的简历后很崇拜，那天晚上正赶上英语考试，我草草蒙完交卷，赶去时，讲座已经到了提问环节。我紧张地举起手，结结巴巴地提问，提问完坐下，怅然若失。我忍不住把自己写的诗抄了一首在纸上，跑上讲台，拿给他看，请他批评。他说，看诗太麻烦了，回头再看吧。过了几年，一次开会遇见他并介绍自己，他赠了我他的诗集，还拿笔在扉页写上“王路学弟惠存”（教授关爱学生，不称“同学”而称“学弟”以显亲近）。我虽然天性愚钝，但好歹也抛掷了几年心血，那时候的诗作比之大一像模像样了不少。再打开他的诗集读，老实说，写得很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