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立刻就去找吉姆，无非因为我的确有个不能忽视的约会。不幸得很，在我的代办处，我碰到一个新从马达加斯加来的汉子，他抓着我，一定要告诉我关于一桩奇怪买卖的小计划。那个计划牵连到牲口、弹药筒同一位大概叫做拉芬那罗的王爷；但是里面最大的关键却在于一位海军上将的糊涂—我想是皮耳上将罢。一切事情全看这一点为转移，那个汉子却十分有把握，仿佛觉得找不出一个力量够大的字眼来形容他的自信力。他那双小球形的眼睛从脸上鼓起来，射出暗淡的光辉，他的前额长有一个肉瘤，他的长头发一直望后梳去，并没有向两边分开。他得意地向我重复说出一句他特有的口头话：‘最少的危险，最大的利益，这是我办事的规则。你看怎么样？’他使我头痛，吃不下点心，可是他却骗了我一顿点心，好好吃下去了。我一将他摆脱开，立刻就到水边去。我瞧见吉姆倚着码头的栏杆。他身旁有三个本地船夫为着争五个小钱大吵一阵。他没有听见我走上来，但是一下子转过身子，好像我的手指轻轻一触，有一把梢键松开了。‘我正在旁观着。’他结巴着说道。我记不清我说了什么话，总不会很多罢，但是他并不为难，就跟我到旅馆去了。”
“他跟着我；随便听我调度，好比一个小孩子；他带一种服从的神气，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仿佛他在那儿正等我上来将他带走。其实，对于他这种驯良，我也用不着这样纳罕。在这个有些人觉得那么大、其他人却以为比芥子还小的地球上面，他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我怎么说才好呢—可以藏身。真是如此！他想躲起来—独自守着寂寞。他在我身旁很镇静地走着，向这儿那儿望一望，有一回掉过头去看一个西笛波欧的救火夫，那个人穿一件对襟褂同浅黄色的裤子，黑脸上有一缕一缕的丝光，好像是一块无烟煤。我却怀疑他有没有看见什么，甚至于知道不知道这些时候我同他在一起，因为假使没有我到这里慢慢推他向左边转，到那里轻轻拉他向右边拐，我相信他准会不管方向，一直望前走去，直到给一堵墙或者其他的障碍物挡住了。我带他到我的卧室去，我立刻坐下开始写信。世界上只剩了这么一个地方（除非是窝尔坡尔暗礁—但是那地方没有这么近便），在那里他能够前前后后仔细想一想，不会再受世人的打扰了。那桩该死的勾当—的确像他从前所说的—并没有使他隐形，可是我的行动却好像他真是肉眼看不见的。一坐到椅子上，我就对着写字台弯下身子，像中古时代一个钞书的僧侣，单是执笔的手悄悄动着，此外可说是万分地肃静，只怕会有什么声响。我也不能算吓住了，可是我的确一动也不动，好像房里有个危险物，只要我这方面有一些活动的样子，就会生气，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来。我房里并没有多少陈设—你们知道那类的卧室照例是什么样子—一架四条柱的床铺，上面挂了一顶蚊帐，两三张椅子，我写字用的那张桌子，以及光露的地板。一扇玻璃门通到楼上的走廊，吉姆就对着这扇门站住；他不能有个更清静的所在了，但是他还觉得时光不容易挨过。暮色降临大地，我点了一枝蜡烛，不敢多动一下，那种小心的样子，仿佛我干的是件违法的事情。他必定觉得时光不容易挨过，我也正同他一样，甚至于，我不能不承认，希望他给魔鬼抓去了，最少也得在窝尔坡尔暗礁上面。有一两下我想恐怕只有支斯得尔才能够直截痛快地料理这么一个不幸的事情。那个古怪的理想主义者立刻找出一个实用的办法—好像他是绝不会错的，真叫人疑心他的确能够见到事情的真相，虽然在想象力不及他的人们看来，那些事都是神秘的、毫无希望的。我写了又写，把我所欠的信债完全还清了，还是望下写去，写给那班万想不到会从我这里得到一封拉拉扯扯、说一大堆闲话的平常信的人们。有时我斜着眼睛偷看他一眼。他站住那儿，生了根似的，但是一阵一阵的寒颤从他的背脊滚下，他的肩膀就忽然耸起来了。他正在挣扎着，他正在挣扎着—看起来，好像多半是因为出不了气。蜡烛直立的火焰一照，他那个庞大的影子归拢一处，仿佛具有默默含愠的自觉神情；在我这双偷视的眼里，房中不动的家具也有一种倾听的态度了。当我手不停挥地匆匆忙忙写着的时候，我脑子里满是幻想；当我这枝笔不在纸上跑的时候，虽然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响，我却觉得我的思想非常混乱，深深受了骚扰，仿佛听到猛烈的、吓人的怒号—有点像在大海上遇到的一阵狂风。你们里面有些人会晓得我指的是什么—那是焦虑、痛苦、忿怒杂在一块儿，还加上慢慢爬进来的一种丧胆的感觉—自认有这种感觉是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也使我们的毅力更见得难能可贵了。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本领，虽然看见吉姆这样紧张的情绪，却能够支持得住。我还可以躲到写信里去哩；假使有必要，我尽可以写信给一些陌生人。忽然间，当我正取一张新的信纸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低微的声音；自从我们两人关在房子里面，这要算从朦胧的静寂里传到我耳鼓的第一个声音了。我还是垂着头，停着手不动。在病榻旁边看护病人的人们值夜时候在静寂里曾听到过这样的低微声音，那是从痛苦的躯体同疲倦的灵魂中榨出来的。那时他是这么用劲推开那扇门，上面所有的玻璃全震响了。他走来走去，我屏息倾耳听着，可是我自己也不晓得还会听到什么。他的确太把一个无谓的手续当做一回事了，弄得自己非常伤心，其实照支斯得尔严格的批评说来，在一个看清事实的人的眼里，那些判词是不值得一顾的。一个无谓的手续！不过掉了一小张羊皮纸罢了。是的，是的。但是无法走近的鸟粪堆大概又当作别论罢。一个懂得道理的人尽可以为着那回事气得心碎。许多人谈话的声音，杂着银器同玻璃杯的叮当声隐隐从下面饭厅里冲上来，我的烛光的外沿射到打开的房门外面，照在他的背上，再远一点儿的地方就是墨黑了。他站在一大片阴森森的景物的边界，好像是绝望的黑海岸旁一个孤零零的人形。窝尔坡尔暗礁就在那儿—一定的—是黑漆虚空里的一点，是快淹死的人可以抓着的一根芦草。我对于他是这么同情，我简直不愿他家里人在这个时候看见他。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他已经是够难过了。他不再喘气，背也就不颤动了。他站着，像一条箭那么直，我模糊地可以看见他是沉默着；这个沉默的深意坠到我心窝里，像一块铅坠到水里，弄得我心头非常沉重，有一秒钟，我真希望我眼前唯一的事情是出钱去料理他的出殡。你们看，甚至于法律都不理他了。把他安埋是件多么容易办的善举呀！而且跟人们处世应有的智慧也正相合，那是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会使我们记起我们的愚蠢、我们的弱点同我们的末日，只要会使我们失掉做事的效率—比如，我们失败的回忆，我们压不下的恐惧的影子，我们已死了的朋友的尸体—我们都该设法扔在一边，用不着理睬了。也许吉姆真是伤心得太过分了。假使的确如此—那么支斯得尔的聘请……想到这一点，我又取一张新的信纸，开始坚决地望下写去。他跟大海可说只有我一个人挡在中间。我感觉到一种责任的观念。假使我一说话，这个不动的、受苦的青年会不会跳进黑暗的大海—去抓那根芦苇呢？那时我才晓得要发出一个声音有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说出来的一句话具有一个古怪可怕的力量呢。真是见鬼，为什么不该这样呢？我一再问我自己，我的笔头却老是写着。一下子，从白纸上，刚刚在我的笔尖底下，支斯得尔同他年老的伙计会十分显明、十分完整地涌现在我眼前，摇摇摆摆，做出种种姿势，好像是一个光学玩具反射出来的形象。我会注视他们一会儿。不！他们太荒唐、太瞎闹了，不该走进谁的命运里去。一句话会有很远的效力—很远的—经过了许久时间还会有破坏的能力，同子弹飞过空间一样。我什么话也不说了；他站在外面，背朝着烛光，好像给世上一切看不见的人类仇敌绑住身体、堵着嘴了，一下也不动，一声也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