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国藩对家人的关照特别多，对弟弟的教育更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批评指正，丝毫没放松过。弟弟们成年后，他仍然把自己的处世做人的思想灌输给他们。曾国藩有深深的家族情结，着力打造清朝“臣民第一家”。“家国一体”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原则。家庭不和谐，社会将失去和谐的基础。所以，慎重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也成为曾国藩“敬”字功夫的内容之一。
无论身在京城忙于公务，还是征战疆场戎马倥偬，曾国藩都对湖南老家的亲人十分牵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听说老乡朱啸山将回湖南探亲，急忙跑去，托他带一百两银子、一斤半高丽参、一包书共九套给父母兄弟。不久，朋友冯树堂告诉曾国藩，他将回湖南，问有没有什么事向家人交代。曾国藩托他带寿屏一架、狼毫笔二十枝、鹿胶二斤，还有对联、堂幅一包。对联、堂幅送给哪些人他还做了安排：
金耀南年伯四条，朱岚暄四条，萧辛五对一幅，江山母舅四条，东海舅父四条，父亲横批一个，叔父折扇一柄，等等。他还捎信交代，送江岷山东海高丽参六两，送金耀南年伯参二两，都是一定要送的；弟弟们要禀告父亲大人再送。
曾国藩的四妹因习惯性流产，生育很难。由于农村人的愚昧，种种闲话给四妹的精神造成了压力，常往娘家跑。曾国藩写信说，生育这件事最大，断断不可用人力勉强为之。他听说四妹每天起得最迟，往往是她的婆婆来服侍她。曾国藩最讨厌懒惰之人，生气地说：“反常之事，最足折福！”他希望弟弟们在家里晓之大义，时时劝导四妹，使她改变过来。
曾国藩敬家人，有一个“道德精神”的前提。何为道德精神？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和合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根据或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心情宁静安详、心绪和平恬淡、心灵充实愉悦的境界，可以达到人和而天和、人合而天合、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境界。
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过得去就行了。饮食方面，不需要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居室无所谓雍容典雅、富丽堂皇；在工作方面，应当勤劳敏捷、谨慎小心，而且能经常检讨自己，请有道德的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匡正。作为君子应该克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把注意力放在塑造自己道德品质方面。平时只要有空余的时间，就会到有学问、有教养的仁人志士那里去请求帮助，向他们讨教做人的标准，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学习永远不晚，奋起永远不晚。如果在逆境中重新审视自己，端正人生态度，生活上低标准，在学习、工作、道德上对自己高要求，皇天不负苦心人，终有一天会达到理想的境界，获得全新的感受。
基于这种观念，曾国藩敬重家人就包含了一种道德的责任。
曾国藩曾下决心做一部《曾氏家训》，他与弟弟们详细地谈论过。
后来因为要采择经史书籍，他发现如果不是对经史烂熟于胸，那么选择起来就会割裂先哲的思想，断章取义，支离破碎，缺乏逻辑。至于要选择诸子各家的言论，工作量非常大，而他政务、军务缠身，用零散的时间写怕收不齐。他明白古人写《大学衍义》、《衍义补》等书是作者心中早就有了编着的条例和理论意见，而后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并非是翻阅别人的书来抄写成书的。曾国藩感到着书的艰难，所以就不打算写《曾氏家训》，如果将来掌握了很多处世的道理，对诸子百家、先贤智士的理论观点融会贯通，再写不迟。
曾国藩尽管没有写《曾氏家训》，但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着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的家书构成我国传统家教文化的一种景观，其价值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人。
谦：仗势欺人，败家之道
曾氏名言
以贵凌物，物不服。
译文：凭借高贵权势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气。
在封建社会里，一家中出了个有权有势的，家里的人不免要仗势欺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注意。尤其是家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更是让家里以谦退为怀。
有一次曾家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先人改葬在这里，不想另一家也看中了这块地，两家于是就争了起来。曾家的人便写信给曾国藩，让他出面摆平这件事。然而曾国藩却写信劝家里人放弃这块地。他说，不是我不想要这块地，如果这块地经过争执之后才到了我们家里，就没有什么吉祥可言了。改葬先人是求得福气，这样与人争执，哪里有什么福气可言？先人改葬在那里，也不会心安的。在他的坚持下，曾家主动让出了这块地。
还有一次，曾家建了一座新宅，为了地界的事情与邻居家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了湘乡县。曾国潢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士做的。曾国藩将这首诗转送给家里人，就是要家人以宽容为怀。他的家人于是将地退缩了三尺。
曾家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邻居。邻居见自家的地方确实方便曾家，便也“让它三尺又何妨”，将地方转让给了曾家。
尽管曾国藩家教很严，但他的家人中不免还是有一些不听教导的。
尤其是他的四弟曾国潢，更是在家乡里倚仗权势，飞扬跋扈。
湘乡有一座桥叫定胜桥。这座桥是嘉庆年间一位名叫王佐的人独自出资修的。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时间太长，桥已经塌了。王佐的后人王友交出面，由王氏家族出资，将这座桥进行了重修。桥修了两年，最后终于修成了。修成之后举行试桥庆典，也就是由一个人先走过去。原来计划请曾国潢，结果议论之声四起。有人说：“将相之家，不一定会屈身来试桥的。”有的说：“姓王的修桥，为什么却要姓曾的来试呢？”
王友交便决定自己试桥。结果刚一试完，曾国潢就来了。他见王友交已经试了桥，十分恼怒，顿时怀恨在心。
不久，太平军打了过来，县令让县里的人组织团练，并推王友交为首。王友交因为重病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就乘机发泄宿怨，诬告王友交通匪。他命人用绳索将王友交捆在马尾上，然后策马狂奔。王被拖得血肉模糊，惨死在曾国潢的手下。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的事情传开后，乡民十分愤怒。大家集资支持王姓上京告状。曾国藩闻讯后也十分恼火，寄了一根绳子、一把剃刀回家，让他自杀。只是后来有人从中斡旋，王姓放弃了告状，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同治年间，湖南的民间会党组织哥老会势力很大。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很多。这些人退伍之后，无事可干，就纷纷参加哥老会。曾国潢在家乡里以剿杀哥老会为名，凡是地方上有他憎恶的人，他就捆到县府里，说是哥老会，要求杀掉。曾家势力很大，凡是他送去的人，县里不敢不从。有时曾国潢送去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可以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是个信佛之人。佛教讲究不杀生。每当曾国潢送人来的时候，不答应吧，害怕曾家的权势；答应吧，又要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每当接受曾国潢送来的人，他都要号啕大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哭。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曾国潢在家乡为人所恨，曾国藩都听说了，他多次警告曾国潢不要作恶，但收效甚微。后来曾国藩回家的时候，听说曾国潢还是这样，很生气，趁曾国潢睡午觉的时候，用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
曾国潢大喊：“疼死我了！”
曾国藩质问他：“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
此后曾国潢果然大为收敛，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观《汉书》霍光传，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弟。他的外孙女被立为皇后。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权力非常大，甚至谁当天子都由他说了算。霍氏家族在朝廷中势力也很大。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他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他哥哥的另一个孙子霍山掌握着兵权；他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的卫尉；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女婿之类也都有相当的职务。霍光死了以后，霍禹成了右将军，霍山掌握了代理尚书的职务。然而霍氏一门奢侈无度，终于盛极而衰。结果，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则被处以腰斩之刑。因为受霍氏家庭牵连而被灭族的有几十家。
曾国藩从历史上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败”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是很残酷的，但对于领导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警钟。大凡创业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深知家业来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于富贵之中，见惯了大排场，没有了吃苦的意识，而骄，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于是到了这一步，也就离败家不远了。这几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规律。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月满则亏，日中则斜”。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
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像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广钧是着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家训。如何治家，也是今天的领导者所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曾国藩的家训，也就很值得我们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