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稍有偏焦》
1944年8月25日黎明，太阳好像是匆匆升起来的。卡帕连牙都懒得去刷了。9点钟，吉普司机带着他和沃顿贝克跟在列克勒克的装甲坦克车后面前进，以很快速度开往奥尔良港口。
突然间，他们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妇女爬上了他们的吉普，很投入地吻他们。“戴高乐万岁！”他们喊，“列克勒克万岁！”另外一些人在不停地喊：“谢谢！谢谢！谢谢！”
上午9点40分，卡帕和沃顿贝克经过奥尔良港口。他们比海明威的部队更早赶到了巴黎的大门。现在，妇女们将孩子抱起来，好让军人吻，之后又喊：“谢谢，谢谢，谢谢！”五年之后，卡帕回到他真正称为家乡的城市。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过去几年尘封的情感很快倾泄出来。“我和包勃·卡帕热泪满面，两个人奔跑进城，”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不为流泪而感到羞耻，那些拥抱我们的人群也在流泪，他们也没有感到流泪有什么难堪的。”
他们把吉普停在因瓦利德大道上，朝奥西码头走去，在那里，德国人还在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一位戴钢盔的长胡须牧师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他想赶到一名受了重伤的法国水手身边，为他进行最后的圣礼。在一个街角上，卡帕遇到一群人，他们围着一个跪在街上请求饶命的德国军官。多名抵抗运动成员想用枪就地正法，但之后，突然有三名法国海军士兵冲了过来，将德国军官收作俘虏了。
战斗打响了。德国人仍然占据着外交部和其他几栋关键的建筑。到晚上，留在巴黎城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投降了。天黑了，炮火声在远处慢慢消失，光明之城再次照亮，再没有四年多来的灯火管制了，三色旗与星条旗双双飘扬在埃弗尔铁塔上。整个晚上，巴黎人都站在窗台上高唱《马赛曲》。
第二天下午，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卡帕拍摄到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他的胜利队伍正在由凯旋门向巴黎圣母院进发。卡帕的照片显示戴高乐露出少有的微笑，而那一刻是他最荣耀的时刻。但是，凯旋队伍在维尔饭店广场一带受阻：多名自作主张的德国狙击手也许还没有接到投降命令，他们朝人群开枪了。数以千计的巴黎人很快就蹲在溅满血迹的人行道上。有个戴着太阳镜的单身美女一点也不害怕，高高地站在那里，她感到极其骄傲，根本都不屑蹲下身去。在附近的街道上，抵抗运动战士很快就找到了狙击手所在的地方，用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回敬了他们。在一条街上，卡帕发现一位穿双排扣细纹西服的举止优雅的商人，他仰躺在地上，正在打卡宾枪：在他身后，一家餐馆的大门上密密麻麻都是子弹洞眼。
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名狙击手被消灭，卡帕在施格里布饭店见到了沃顿贝克，这里的酒吧很快成为国际新闻报道团的水孔。《生活》杂志的画家弗罗依德·大卫后来很好地描绘了这个酒吧的情景。在他的画中，卡帕看着他的同事，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个浅黑肤色的匪徒。当时在场的卡帕同事包括沃顿贝克，他像是一位杰出的将军。还有《纽约客》的作家简内特·弗兰纳，她的嘴唇上总夹着一枝烟。再就是眼睛做过修补的播音员威廉·谢尔。有胸部发达的海明威，还有看上去神情严肃的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莫里斯很生动地记得编辑卡帕拍摄的巴黎解放的照片。“当时，我记得自己并没有留下很深印象——那些照片我看了感到很是失望……他的照片编辑起来很容易，他的思路很容易明白。他并没有投身去寻找疯狂的角度。他基本上属于那种看到什么拍什么的摄影师。你也许会说这是个弱点。他在寻找拍摄主题方面并不是很优秀。”但是，事过六十年后重新思考当时的事情，莫里斯说，他“很喜欢再次看看当时描述巴黎解放的真实照片”。卡帕是拍摄者当中最不动感情的一位，他的技术范围总是令人惊奇地有所限制，但是，他总能够把相机在最适当的时刻对准目标，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人能比的。他描述当日巴黎欢乐场面的照片一直都是巴黎解放的确定纪录，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当然也是巴黎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天。
在巴黎解放最初的那几个风急火急的日子里，卡帕跟莫里斯、乔治·罗杰、玛丽·韦尔什、斯利姆·阿伦斯和威廉·沙拉扬一起喝掉了好多瓶香槟酒。但是，他有意不在施格里布住下来，反而去了兰卡斯特。让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乔治·罗杰一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到了，而且为他订了一个房间，正如他们在意大利约定的一样。一天晚上，卡帕和海明威忘了他们在圣波瓦发生的口角，一起在兰卡斯特饭店吃黑市上买来的食物。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海明威的翻译、作家马赛尔·杜哈麦尔带卡帕和海明威的一队“非正规军”到了塞纳河路边上的一家小餐馆，毕加索经常在那里吃饭。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卡帕发现毕加索就坐在附近的餐桌上。海明威跟毕加索是老朋友了，他们彼此拥抱，之后在卡帕的餐桌上一直谈到深夜，葡萄酒一瓶接一瓶地喝，还大吃新鲜的羊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帕再次发现了巴黎其他的一些角落，跟战前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们重逢了：卡迪埃-布莱森、契姆和彼埃尔·加斯曼。法国的《时尚》杂志编辑开了一个派对，这三个人在聚会时一起喝香槟，为这个可爱的城市的解放而干杯，一起讲战争期间的故事。卡迪埃-布莱森在战俘营里过了三年。第三次逃跑的时候成功了，并加入了巴黎的抵抗组织，公开的身份是心不在焉的一名佛门画家。契姆参加了美国陆军，主要从事空中侦探情报的图片解释工作。到1944年，他成为中尉，并成为美国公民。不久之后他得知，他父母和大部分亲人都在1942年死于华沙的贫民窟。
第二天一早，据恩内斯特·海明威的说法，卡帕去左岸圣奥古斯丁路的一栋二层画室里看望毕加索，每天从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毕加索都要在这里搞一个“开门迎客”的聚会，招待其他的画家和朋友。卡帕拍下了他穿着带条纹T恤衫的样子，毕加索的左手抱着《生活》杂志描述为“一种令人惊骇的玩艺儿”的东西，是用“铁丝、金属、牛头和各种垃圾制作的”。虽然纳粹曾宣布毕加索为“堕落的”画家，但是，在整个占领期间，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有怎么动他。
经历过解放后的兴奋期之后，大部分巴黎人重新回到了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艰难斗争中。在兰卡斯特饭店，卡帕经常被电话吵醒，都是来寻找食物、咖啡、美国香烟或这位传奇般的人物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的老熟人打来的。在卡帕真想帮助的名单表的最高层，都是他在巴黎的一些亲戚——贝拉和施泽伦·费谢尔，还有他们16岁的女儿苏茜·马奎。
费谢尔一家在占领期间遭了很大的罪。在解放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苏茜每天必须走好几英里的路才能找到一些生洋葱给全家人吃。卡帕到达巴黎的那天，她曾去施格里布饭店，想传话给他，但运气不好。接着，几天之后，她看见一名年轻的美国大兵的吉普在她家门外停下来。那个咧嘴笑着的士兵很快就拖出一只大帆布袋来，里面装满食物，之后就搬到她父母的客厅里去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苏茜说，她到今天还珍藏着那只布袋，“袋子里装满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面粉、新鲜黄油。那个美国人还给了我一块手表和一些袜子，他说那一袋子东西是包勃送的。我们坐下来盯着那些食品看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无法相信。”
9月初，卡帕因为听说他被指派在巴黎多呆几个星期而高兴不已。既然已经到了他觉得是自己家乡的惟一城市，他就再不想继续拍摄战争场面了。“再也不会有步兵的照片了，再也不会有北非沙漠或意大利山区的那些大兵了，再也不会有超过登陆诺曼底海滩的照片了，再也不会有超过巴黎解放的大事了。”当月晚些时候，一名美军公关官员比尔·格拉菲斯请他离开巴黎到法国南部去报道抵抗运动——法国游击队马基团的情况。格拉菲斯后来解释了卡帕的反应：
人们说，战争期间，那个快乐的匈牙利人什么活都敢接，无所畏惧。但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卡帕胸有万千胆量，但是，在他那方面来说，胆量永远都是一个人的勇气最美丽的展示。作为第82空降师的一名军官，我曾请卡帕乘坐小型运兵车执行为马基团运送补给的任务。他拒绝了，说：“对于你们的飞行员和马基团来说，这次任务的确重要。对我的编辑来说，这最多意味着一两张照片。对卡帕来说，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不值得他冒险去把自己漂亮的脑袋给炸飞，因为没有拍到横跨四大版面的照片的好处。我不去，伙计。”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卡帕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地记者，正是因为他足够聪明，知道拿自己的风险跟杂志的版面进行衡量。另外，卡帕也是我有幸认识的人当中真正自由和民主的绅士。卡帕什么女人都有可能去追，无论种族、肤色、主义、身高、年龄、体重、婚姻状态或国籍。
直到10月底，这位“真正自由的”卡帕才离开巴黎，直奔图鲁斯，他在那里跟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国家联盟的老手们取得联系。10月22日，西班牙共和党人突击西班牙，但很快被弗郎哥的部队残酷地击溃了。在一家简陋的医院里，卡帕拍摄到反独裁事业中这最后几名英勇战士的照片。好几个人已经因为冻伤而截肢，而他们的大部分战友已经在横跨比利牛斯山回法国的途中死掉。
回头说巴黎的事情。在兰卡斯特宾馆，他又遇到玛莎·格尔霍恩。她准备跟老爹吃晚饭，并请求跟他离婚。但是，到了宾馆，她发现他跟一批“非正规”士兵朋友在一起。很明显，他在整个晚餐期间一直在嘲笑她，而卡帕也发现她早晨4点钟还在哭。他告诉她说，玛丽·韦尔什正在跟老爹闹恋爱，如果她不相信他，可以打电话到里兹问清楚。格尔霍恩打了电话，要求接到韦尔什那里去。海明威接了电话。之后，卡帕告诉她要求跟海明威离婚。海明威大骂一通，之后同意她的请求。卡帕为什么早晨4点钟还在格尔霍恩的房间里，这是目前还没有得到解释的一件事情。
卡帕在妇女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问题。红姑娘现在要求他对自己做出承诺。她要求跟她丈夫离婚，然后跟他结婚。如果他不向她求婚，那么，她会跟遇到的第一名符合要求的男人跑掉。卡帕调动自己的全部魅力，请求她等到战争结束再说。但是，红姑娘说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岁数不饶人啊，她担心，如果青春耗尽，他有可能不再需要她了。她补充说，他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但却很害怕爱情。
卡帕回到巴黎，不知道红姑娘是否会忠实于自己。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应召回到战场。12月初，在接近德国边境的萨尔谷，他加入了正在向第三帝国进行要命的推进，已经到了最后几英里的美军第95师。他遇到的都是一些让人看了心寒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在德国边境上的苦战没有思想准备。这些人都是早先就安排好的“替补人员”，只有极短暂的训练，没有作战的经验。他们甚至都没有得到过适应恶劣环境的训练，很多人在第一场霜冻中跟苍蝇一般死掉。在某些战斗中，前线上一半的人在战斗开始的三天内就成为伤亡者。那个时候的作战老手，就是指已经在战场上经历过一个月的生活而没有死掉的人，他们甚至都不想问那些替补兵员都叫什么名字。他们并不想认识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人。这样的人只会让他们联想到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根据第82空降师19岁的列兵肯·鲁塞尔的看法，卡帕拍摄的那些替补兵员都是“力大如牛的好兵，但他们跟老妈子一样无知。他们在我们这些老兵面前显出十分的敬仰，都是些害羞、性急和吓坏了的小伙子，真让人惋惜啊。最开始的战斗中，他们一般都死在一堆。”（安布罗斯，《平民士兵》）。
在回忆录中，卡帕并没有提及这一类的屠杀事件。在《稍有偏焦》中，他只暗示了战争的极度恐怖性质。幽默替代了直白的叙述。讥笑遮住了对于极差策略的批评。作为非作战人员，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在拿生命冒险和钻进猫耳洞之间进行选择，因此，除开面对不幸而微笑以外，他并没有权力去批评什么，他后来对朋友们是这么说的。他只能面对损失耸耸肩，之后进入下一场战斗或下一场扑克牌游戏在详细描述卡帕面对危险时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表情的众多作家中，漫画家比尔·莫德丁是其中的一个。他宣称，有一天，卡帕邀他去穿越一条河。那条河在德国人的监视中，因此，他拒绝了。“不久，卡帕拖着受伤的腿回来了。他同两个步兵一块出发，碰到一个德国士兵，显然地，那个德国兵被炮弹吓着了，作出一副投降的姿势。等他们三个人靠近德国兵时，他把手慢慢举高，拔出一个美国手榴弹，炸死了一个美国人，同时他和卡帕也被炸伤了。另一个美国人开枪打死了德国士兵，并扔给包勃一套急救用品。在这之间，这个摄影家把发生的一切都拍了下来。尽管他的腿在流血，但他一直没有用那套急救用品。”卡帕最关心的是怎样把这个胶卷送回伦敦去。（莫德丁，《铜铃》）。
当年12月，在萨尔谷，卡帕看到的场面越来越像超现实主义。在一个层面，他发现了新式武器：一种人造的雾气，让人看不到几码远外面的东西。施放雾气的都是些黑人士兵，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从事这一类的事情。有个士兵告诉卡帕说，他相信88毫米炮弹是在对他说话，警告他不要回到阿拉巴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