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2月下旬，埃尔顿在匹克威克俱乐部发表题为“艺术的批评”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尤其谈到了小说艺术，就艺术作品中的调和讲了两个要点：第一，作品的每个部分必须在整体的安排中有一席之地。第二，决不应在损失多样性的情况下实现调和。于是，调和受到的是高度完整的复杂性而非简单性的支配。这个原则在埃尔顿后期作品中可以找到，这些作品论述了人格，建议对社会生活开展研究。为了证明这个原则，他把自己的思想应用于历史研究以及对《圣经·新约》进行更高层次批评的宗教讨论上，以寻求珀西·加德纳（PercyGardner。）和埃德瑟姆（Edersheim）的支持。对自己最喜爱的著作之一——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MajorBarbara），埃尔顿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了探讨。他探讨了萧伯纳是否兼顾艺术家和改革家这两种角色，以至于削弱了他的剧作的戏剧性特点。埃尔顿主张尽管艺术作品最好由其内在的一致性的程度来评判，但不应该把作品用外在物来衡量的道德成分排除在外。《巴巴拉少校》即符合艺术作品的审美标准，因为在最戏剧性的时刻，即巴巴拉因其世界观破灭而离开军队的时候，以及她回去工作的时候，该剧本都没有利用外部元素或者就其主旨提出质疑。鉴于此，埃尔顿宣称，这个剧本具有高度的审美调和、戏剧特点和多样性。
7月，埃尔顿在匹克威克俱乐部发表题为“个人的不朽”的演讲。他以妙语开场：“个人的不朽……这不是一篇宗教论文，（所以它）不必冒犯任何人……”这种妙语成为他一贯的演讲风格。他采用了自己最喜爱的开场之一，即科学意见和宗教意见之间的显著冲突。他主张它们之间虽然不同但却应相互补充，因为二者都是建立在“世界是统一的”这个信念之上的。科学就统一性提出质疑，而宗教关心的则是一种神秘的趋势，指出所有未知事物的方向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宗教立场和科学立场的冲突才会出现。在把这个冲突置之不顾以后，埃尔顿提出了科学立场和个人不朽是否不相容的问题。埃尔顿很快把神秘性的问题、泛神论和《奥义书》（Upanitshad）等搁置起来，就大脑的功能、感官的体验、知觉的理解、主观和客观知识等方面继续讲解不朽。他断言，不存在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人死后生命继续存在。人们从死亡转向生命过程，并声称，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不朽，人们必然把生命历程添加进主观知识以及关联自我与“他我”的实践中——对人的理解及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这个讲话值得充分注意，因为它表明了埃尔顿这个有前途的学术人士，正设法致力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和社会问题。
他对政治生活感兴趣。米切尔的文科协会举办了一场辩论会，辩题是“在政治实践中原则不如私利重要”。正方以埃尔顿为首。对于他在工业文明中所看到的政治问题，他的意见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导言。他一开始就声明，正因为真理和完美的理想对于我们判断一个具体的案例没有帮助，所以狂热的政治原则和目标阻止我们倾听批评，从而阻止我们经由经验进行学习。虽然目标可能对一个人很重要，但在原则上，他必须把它视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和一个提问的机会：他不仅应问“我应该做什么？”而且还应问“我能够做什么？”他指出，通常改革者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被推行得太过了。这些想法来自埃尔顿在伦理学上的学习。为了证明这些想法，他列举并论述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狂热分子以及不适应西部非洲环境的人：前者过分忠于自己的目标，而后者则沉湎于喝威士忌酒。在非洲西部，许多人死了，而许多挽救酗酒者的灵魂的传教士也死了，只有政府使节拥有答案：“我尽可能少量地喝酒，不过在晚上我会喝一些酒，以便驱散酷热造成的极度疲乏。”所以，致力于一个目标虽然重要，但是不要把其他目标置之度外。在当时，埃尔顿把案例建立在对常识的诉求上。
一个月以后，埃尔顿在匹克威克俱乐部发表题为“狂热与冷淡”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狂热与冷淡（或者冷漠）体现了国家政治活动的堕落。埃尔顿指向了澳大利亚工党中的狂热分子和澳大利亚大众，他们对于以下这一点远不那么确信：本国工会运动的这个政治组织是应对国家发展的最佳答案。埃尔顿主张政治活动最好由涉及某个具体场合的事实的政治原则来决定。政治原则包括系统的知识（理论）和对未来的规划（理想）；当人们没有把政治事实系统化以及对有利于狂热理想的事实的真实性予以否认的时候，或者当人们漠不关心地接受他们的政治命运的时候，堕落出现了。埃尔顿说，成功应用于商业问题的科学取向也应该用来尝试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这个政党政府的体系建立在反对各种狂热的想法上”是危险的。为什么？狂热分子困扰于各种原则和教条，他们没有察觉到理论和理想之间的重要差别在进步的道路上画了一道分界线，而对任何矛盾漠不关心。利用澳大利亚经济内部的一个问题——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埃尔顿建议，虽然我们应该致力于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也应该欢迎批评，并认可其他目标。
“社会进步的标准”是埃尔顿在米切尔的监督下准备的优等毕业论文，副本已经不可得了，不过，有些要点可以根据埃尔顿的笔记进行重建。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信赖现存的法制和秩序，进步还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的理性的法律系统只是致力于实现完美的团结，那么对其现实性就没有什么可辩论的了。社会进步既要求献身于某些道德信念，也要求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技能用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对于进步，乌托邦的观念都是虚幻的。对于如何把个人与国家关联起来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思考，两个要点出现了：第一，设想个体在社会中的发展。第二，在努力实现理想的或者绝对的团结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各成员的协作，社会使得个体的发展成为可能。在他们协作的努力中，个人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仅当个人的贡献对社会的团结创造了不同的价值——不论是具体的还是复杂的，这个贡献才是重要的。所以，社会进步是由社会团结的各种增量组成的。对于这个鼓励个人发展的社会，有些人学会理解，只有通过这些人的能力，这些增量才成为可能。
埃尔顿把这篇论文牢记在心，用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因澳大利亚工党在工会的支持下崛起而出现的时候。1904年，埃尔顿就澳大利亚工党的社会主义在《帕尔·麦尔新闻》上发表自己的观点；1998年，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不那么敌视的论点。他声称，如果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团结中的一个不同价值”，如果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事实的有技巧的调查、观察和运用上，且对敌对态度虚怀若谷，那么它就能够被证明是正当的；相反，如果社会主义通过极端的行动来实现其目标，那么它就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根据埃尔顿的观察，一个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正当的重要基础是“行政管理技能”，他相信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技能。当然，如果这种技能是所需要的全部，那么社会主义最好通过知识分子精英来发展，而且，由知识分子精英管理的政府就可能比由富豪精英管理的政府更为可取。但是，他认为，除了行政管理技能之外，还有其他要求，即一种合乎道德的姿态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知识分子能为社会主义打造纯粹抽象的思想系统。这种抽象的理论只会暴露理论自身及其对社会观念中的矛盾，因此只处理现实的事实——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社会是具体的，社会中的变化会产生后果。所以，应该以极度的小心在一个根据可接受的理想所确定的明确方向上，对社会加以重组。那么哪些理想可资利用呢？
埃尔顿认为，资本主义和当前的劳工运动都过分强调物质效率。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有前途，但是其哲学主要是未成文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如此急迫和必要，以至于文明的未来可能被认为有赖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埃尔顿来说，事情似乎是，社会的进步正被某种糟糕的引导在牵着鼻子走，以至于一个真正的社会哲学有可能被过分地推行到一个危险的程度。盲目的试验可能继之而起，但没有好处，对其成果进行的系统而科学的批评也无约束。在理论上，民主政府可以回答这一点。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理论，民主是要受到质疑的。当民主结合了功利主义的利益时，“其中，最大多数的人们得到了最大好处，于是，抽象得让人绝望的争论出现了：什么是好处？好处怎么能够与数量划上等号？”埃尔顿承认，民主原则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状态确立了重要性，但是结果却是“民主建立在把好处等于数量这样一种不道德的企图之上”。而且，因为在实践中，民主并没有把社会弊病及其医治区分开来，这样不平等和不公平出现了，这些都凸显了当前社会制度的不足。
埃尔顿主张，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需要技能，但是民主却倾向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以澳大利亚的政客为证，这些不胜任的领导人“没头苍蝇似地尝试一个又一个糟糕的、历经最大苦难才能学到的解决办法”。埃尔顿虽然喜欢社会主义胜于一个被愚蠢的领导人领导的民主政府，但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却作了一番关键的比较。他认可社会主义中好的成分，并推断，一个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其个体而不是机构的建立。可是，我们如何才能够确定谁才是最适合的人？这些高尚的自愿人员的技能和才情足以能够了解和鉴赏道德的而非唯物的社会主义吗？埃尔顿相信，答案也许可以在心理学和优生学里找到。他喜欢这些远胜于极端的政治教条。
对于社会问题，埃尔顿既有实践性的途径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方法。已经从印度回来的海伦也持有这种见解，能够领会其论点中的价值。她正努力促使南澳大利亚政府改变《儿童法案》：被抚养儿童达到一定的年龄后可以归入教育部负责。埃尔顿帮助她起草了一封致媒体的信，这封信强烈主张这个年龄应为7岁。南澳大利亚议会讨论了这封信，海伦的建议后来变成了法律。
从孩提时代起，经过青少年时期，直至成年期，埃尔顿就一直对交谈艺术感兴趣。在餐桌边，梅奥父母鼓励孩子们进行有技巧的交谈；在布里斯班以及后来在哈佛商学院，埃尔顿发展了一套成熟的谈话技巧。在阿德莱德大学，他开始把谈话作为一门艺术来论述。他认为长期以来休息室里所进行的只不过是些喋喋不休的谈话而已，用餐客人更喜欢打打闹闹、虚度光阴、粗俗的巧辩、低俗的笑话或者夸夸其谈。对于埃尔顿来说，智慧才是良好的交谈的核心。他指出，虽然“中产阶级的幽默……也许陈腐，没有什么幽默感……”，但是它在早期被看做是对谈话中的中流砥柱的东西而“有所改进”。二十年以后，埃尔顿对智力的作用轻描淡写，但却对个人可以为交谈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浓墨重彩。
1909年春，匹克威克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成员参与的诗歌比赛，埃尔顿写了一首诗，题为“致隐姓埋名者”，意在“尽可能严肃”。这是～首“关于我久远的梦想的美丽田园诗”，它是揭示以下家庭故事的唯一证据：埃尔顿仰慕悉尼总督圈子里一名年轻貌美而又富有的女郎，由于双方社会地位悬殊巨大，人们劝埃尔顿不要求婚。这可真是“秀丽的帕特丽夏”的回响。如果他准备结婚的话，那么或许他会对这个劝告置之不理的，因为若干年以后，有人对他的婚约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反对理由。这首诗表明，埃尔顿拥有一个浪漫的爱情形象以及对完美女性的真正兴趣，后来，他在作出结婚的决定的时候，他把它们和宗教信念结合起来了。
1910年，埃尔顿继续攻读法语和哲学。法语课很难，因为还是没有讲稿。这一次，学生要用法语回答所有的考试问题，他最后以低分通过。在哲学方面，优等生高级课程处在米切尔的监督下，埃尔顿阅读康德的著作，完成了一篇题为“社会进步的标准”的论文。
埃尔顿和米切尔走得越来越近了。埃尔顿加入了米切尔的文科协会的委员会。9月，他放弃了公司合伙人职位。在这一年，他学会了摆脱恭敬的学生这一角色——用“阁下”称呼老师，忐忑不安地适应了同“米切尔”的平等关系。11月，米切尔推荐埃尔顿的论文荣获大卫·默里奖（DavidMumySch01arship），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奖。1911年4月，在一场特殊的集会上，埃尔顿被授予哲学学士学位。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昆士兰大学评议会对外招聘逻辑学、哲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的初级讲师职位，埃尔顿递交了申请。另外，米切尔在两个星期之内给大学写了一封信，称：“在我担任这个教席的十五年里……梅奥先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米切尔提醒人们注意埃尔顿的“随和、爽朗”，称他“将是一名出色的教师，会在大学内外为哲学各学科的发展做大量的工作”。
1911年4月，埃尔顿·梅奥在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教职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