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梅奥构思他的幻想论题的时候，宾州大学医疗中心的塔特梅耶尔（1Fartmeyer）医生给他提供了一些机会，研究具有语言缺陷的儿童及访问杰西·塔夫特（JessieTaft）医生所负责的儿童咨询处（ChildrenBureau）。在梅奥看来，她“就像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Ellis）那样坦率和善解人意”。他预计多萝西娅会喜欢她的，而且根据道听途说得来的推测，塔夫特医生会把多萝西娅当做一个合格的心理学者的，并让她在咨询处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塔夫特医生见识了梅奥所独有的临床技巧，并惊奇地了解到梅奥所说的放松是什么意思。他帮助她使一个12岁的儿童催眠入睡。他还对另一个难以管教的孩子的行为作出了解释，认为孩子的情绪表j见通常是为适应某种处境所作出的反应；这样一来，问题在于如何了解那种处境而不是不受欢迎的行为。这就是他的“总体晴境”说。这种学说他于1914年在布里斯班的时候就提出过了。在其阴郁的时刻，了解到美国人欣赏他的想法，了解到自己过去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些都给他以安慰。
诸多机会有助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消除这些阴郁的时刻。塔夫特医生向梅奥提供所有他想要从事的工作，但他无奈地表示他目前不收治任何患者；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亚尔克斯督促手下员工向梅奥请教；梅奥自由地与麦克杜格尔通信，就国家福利、社会腐败、北欧人种等坦率交换意见。人们邀请他出席一个晚宴，向社会工作者发表讲话；威利茨正设法为他在煤炭委员会开展的调查安排一个职位。有一天，一名大学教员向威利茨表达了恭维梅奥的话，约翰·杜威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这在梅奥看来，他正成为一群工作人员中的一分子，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他开始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持正面态度。他积极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不忘欣赏漂亮的姑娘。她们提醒他，他是多么爱着多萝西娅。他希望妻子保持良好状态，对生活持积极态度：“亲爱的，振作起来，用库尔（Coue）的方法‘天天向上’——这是一个有益的幻想。”
梅奥明白，他的影响主要来自他讲话以后的讨论会，但是有几个人希望他把想法落实在纸上。威利茨要求他把所提议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作一份书面报告，拉姆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伦纳德·奥斯威特督促他为《人事研究期刊》（jrournalofPersonalResearch）撰稿。所以，梅奥拿起了他经常认为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沉重的东西即笔杆。
梅奥向威利茨提议，他的研究虽然应该对工业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不要限制太过，以至于只关心行政管理系统的效率，而有损于颇有价值的教育和社会利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派在专门的调查研究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就对集体和阶级意识形态详加阐述，他对于这些学派是不屑一顾的。他确信自己是能够把这类调查深入到民主的真正价值中的。针对近期工业民主化的要求，梅奥断言，这些要求错误地把民主等同于多数决定原则。社会要求个人作出道德上的决策（例如选举和陪审团义务）和技术上的决策（例如专业工作）。
“根据公众选举来决定谁将在国会中代表选举人”这是再最好不过了．然而，依靠公民投票来决定伤寒症的正确治疗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如今，有许多人呼吁对工业“民主化”，也存在着许多流行的政治理论，这些呼吁和理论完全没有分清上述两种……决策类型。民主……之产生，首先要保护工业和技术专业免受无知干涉的破坏，其次要确保道德决策由社会大众作出而不是为了社会大众而作出……代表大会和数量上的多数（原则）有可能对自治进行无知的干涉，其程度恰如任何帝王一样……社会的“资本主义”组织……无论其缺点如何……在服务于社会的过程中为保存技能尽了力，为保护历史和职业传统免受无知的暴民政治的攻击效了劳。
对梅奥而言，宪章派运动已经预告了工业社会的缺陷。在当时，这些缺陷已经为许多人所感知，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将会崩溃，文明将会覆灭。“然而，这种悲观情绪是毫无必要的，”梅奥写道，并发出警告，“我们对文明社会中人性问题的理解至少应该不次于我们对文明社会中物质问题的理解。如果缺乏这种理解，那么整个工业结构就易于被破坏或毁灭。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俄式革命将会彻底摧毁人类文明。”
那么，人类文明如何达到这个阶段呢？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工人的社会地位没有丝毫的改善。在过去，工人拥有熟练的具有必要社会职能的工作，而如今，他们对其工作已失去了决定权，工作当中的重要职能转移到了科学家和金融家身上。在工人变成机器上的齿轮的同时，他们却被给予了一幅拥有更大政治自由的幻景。
当他们发现那些控制其经济命运的机会显然不可挽回地丧失了的时候，工人不怎么关心那种仅限于政党组织中投票权的政治自由，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就目前来看，工业研究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开展……研究者必须发现社会中的这种发展及其表达所产生的心理作用。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必须把某种自我控制和工作中自我表现的机会归还给工人。与此同时，有必要确保工作中的合作和技能得到了充分保留。如果没有做相当程度的研究，尤其是心理学上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一点。而没有这样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死路一条。这是对现状的完全切实可行的研究，我们急切地呼吁人们对此加以关注。
梅奥写道，作为另类选择，工会主义是“骗人的疗法”和“冒牌的政治巫术”。正如他于一个月以前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所涵盖的相同的范围，他推断：“决定个人发展的不仅是真实的情境而且还有想像的情境。”很显然，一个社会，就像个体那样也会遭受“神经紊乱”，与此相类似地，梅奥指出，当“个体就种族而言有权利预期获得生活的直接体验但实际上却没有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以“分裂JI生的幻想”作出补偿。“工会主义除了这种类型的幻想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就种族而论，工人阶级有权利预期实现这种自我表现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控制，而现实中如果没有实现，那么工人阶级就用一种幻想、一个想像的社会情境来取代这种发展状况……工会主义反映了这样一种征兆……即工业状况总体不好，需要对工业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分裂性的幻想不仅仅发现于工人身上：
雇主们坐在自己的俱乐部里，听到有人发表冗长乏味的激烈演讲，阐述社会主义的危险。回到办公室后，他们面对加薪要求，以愤怒的拒绝作出回应……雇员们也如此，他们经常听到他们正在遭受“剥削”言论，是“工资的奴隶”。这些观念看来也许会被遗忘，但是，一旦雇员未能获得正常的快乐和幸福，那么这些想法就会进入他们的幻想当中。而且有朝一日，当某种情形出现时，这些幻想
就会体现在人们的行动当中。
简言之，工业中的冲突正在增多，相应地，社会衰败或崩溃的危险势必水涨船高了。通过心理学调查，冲突的非理性原因就有可能被发现，并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
威利茨以前听说过这些论断，他要求梅奥陈述将如何开展他的研究。梅奥回答说，他习惯于随机应变，方法随情形而变。通常，他先在工人身上花几周时间，然后把工人集合起来向他们发表讲话。当他感到赢得工人的信任以后，他就会对一小群共同工作的工人进行联想测验，记录个人的病史，分析他们的幻想和空想，最后再把他们对生活的定位与幻想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他并不打算识别出精神不正常的工人——这与精神病医生的意图刚好相反，而是尝试把研究出来的精神病治疗法应用在正常人身上，并帮助确定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中的不正常状态。
梅奥针对工业社会的危机而开展研究的提议，就是在这段事关个人前途的紧要时期写下的。他强烈渴望从布里斯班的学术界同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在美国发展事业。他的想法得到了人们有价值的认可。为此他已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剩下的就掌握在拉姆尔之手了。由于对即将深切影响他的决定无能为力，梅奥只好等待。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和逝去已久的对失败的担心折磨着他，然而，哪怕一定点儿赞扬都会鼓舞和支撑着他。因为他能够看清他的个人困境以及使这些困境恶化的环境，所以他能够巧妙地进行应对：为拉姆尔、威利茨和奥斯威特撰文，连续不断地给多萝西娅写冗长的信件进行发泄和倾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每当威利茨要去履行煤炭委员会的职责时，梅奥就既没有人可谈，也没有事可做。对他来说，与其悠闲过日子，还不如拼命工作。他作出种种幻想，其中之一就是怀疑自己能否从事这项工作和应付工作人员，而且他不忍心在信中向多萝西娅谈论他的焦虑和怀疑。一天天漫长的孤独和无所事事，多萝西娅不在身边，在西岸地区演讲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所带来的羞耻感和失望，差一点使他像一个失去科学家、医学专业人员、理论心理学家及其他同行尊重的假内行那样具有负罪感，如此种种，全都交织在一起。
同行们帮助他忘却个人危机。在德拉华人俱乐部，学术界同仁会到他的桌子旁听他讲话，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孤独感和郁闷的想法，为了对他们的关心作出回应，梅奥也就不再那么狂妄自大了。有一次，他和同行们正在谈论欧洲的事情，这时，一个德国人走到桌旁，寒暄了几句后宣布，他认为英国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这段恭维正中了梅奥的要害。：勾了便于多萝西娅进入美国，他本想加入美国国籍，而这个德国人的话却点醒了梅奥，“其实我原本是不想放弃英国国籍的”。在美国，他将永远是一个英国人。
梅奥完成了“社会中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与幻想”二文，这是他在哈佛演讲中的两个主要部分。这两篇文章陈述了工业社会中民主政治的问题，概述了为应付这些问题而提出的群众心理学诸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并断言，提供最佳解决办法的是医学心理学而不是理论心理学。意识流理论被抛弃在了他的意识理论之外。他的意识理论包括四个层面——专心、幻想、类似睡眠状态以及睡眠中的幻想状态。这些文章从临床经验、工业实践和澳大利亚的政治活动中选取了各种各样的实例，它们强烈呼吁对工作场合的人们所持有的幻想进行心理学研究。梅奥还构思了第三篇文章：“教育和心理学测验”，这篇文章显然没有完成，不过它大致说明了应该如何开展研究的想法。
现在，除了等待1月17日的决定外，他没有什么要做的了。在心绪不宁的状态下，他给导师威廉·米切尔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指责澳大利亚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他的想法没有怎么得到关注，他对自己不得不离开澳大利亚感到遗憾。梅奥相信，阿德莱德大学弄出了一些官样文章，这对他取得硕士学位制造了障碍。他盼望得到硕士学位，以便向母亲炫耀：他为母亲增了光。于是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艾迪生，看一看在这件事上能够做点什么。
决定被推迟了。担忧向梅奥袭来，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他在布里斯班的职位将会在他在美国有所得之前丧失掉；在纽约，洛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保管委员将不会支持拉姆尔关于资助梅奥的请求，而且，由于他所提议的工作显然是工业性的而非医学性的，因此他们也不会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考虑。拉姆尔转而求助于洛克菲勒。他指出，所需总金额并不多，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在沃顿学院进行之中，而且梅奥的在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试探当地实业家对工业精神病学研究的支持程度。拉姆尔建议给予梅奥3000美元的资助以应付到7月份这段时间。如果梅奥的工作被证明是合理的，那么就应该在两三年里每年资助1万美元，否则，梅奥将在7月返回布里斯班。拉姆尔补充说，自从哈佛大学的埃尔默·萨瑟德博士于1920年去世以来，工业精神病学遭受重创，梅奥将是萨瑟德博士的首要接替者。阿瑟·伍兹（ArthurWoods）和雷蒙德·福斯迪克也支持拉姆尔的个人请求。
正当纽约的人们在考虑和评估的时候，梅奥一边等待，一边作出种种幻想，思考资金难题，然后是以下问题：从昆士兰大学辞职，在费城安家，应付路途当中的伤亡事件、晕船，穿越加拿大边界，在旧金山的移民配额。梅奥给多萝西娅写了一封发泄性的长信，成功地摆脱了上述特定幻想。之后，梅奥再一次被熟悉的阴郁前景所困扰。然而，弟弟赫伯特所说的话涌上心头：与赫伯特了解的任何人相比，梅奥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取得成功，赫伯特的儿子埃里克也继承了相同的品质。“于是，我的脑海中重现了这样的信念，即我也许会被打败，”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但是我首先仍要试一下——为了你。”
1月19日，比答应的时间晚了两天，拉姆尔打来了电话。保管委员拒绝了梅奥的提议，反而把钱拨给生活条件糟糕的儿童，不过洛克菲勒以个人身份答应资助，这足以使梅奥再坚持6个月。“这样看来，我们虽然遭受了一场失败，但或许赢得了一场更大的胜利，”梅奥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们被‘安排在紧挨着’这个凭良心的、对社会和工业调查感兴趣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旁边。”虽然纽约的决定很明确，但却把梅奥置于两难境地。他应该给多萝西娅和女儿发电报吗？她们能够依靠这笔钱生活吗？在6个月以后他会有一份工作吗？他决定要保住他在布里斯班的职位：他请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官员请求昆士兰大学同意把他的假期再延长12个月。他给多萝西娅发电报：“计划满意。细节待定。”第二天，威利茨告诉梅奥，7月以后继续下去没有任何问题；奥斯威特发来电报，有两篇文章被接受了。梅奥长舒了口气，他可以写信告诉多萝西娅了：“过来吧，亲爱的，到美国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