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不认为生病是缺勤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提出，应该把缺勤定义为未经允许持续多天没有上班。梅奥在短期之内就得到了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大多数雇员很少缺勤，而且很多缺勤显然是由于工作环境造成的，而不完全是由员工装病所致的。梅奥在一份给霍尔德勒的初步报告中认为，缺勤率反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
由于沃特伯里市劳动力短缺，工人工作时间长而且很辛苦，而且有些工人自愿每天工作长达12—16小时。梅奥警告说：“这项政策……将导致大灾难。”梅奥提出，征兵局、陆海空三军和工业部门在把人们从工业部门征调到军队中必须加强合作。梅奥寄出这封信之后，研究工作又持续了一个较短的时期，最后，福克斯汇报了这段时期的观察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工作场所缺勤率之所以有差异，原因在于管理层对工业组织中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的理解程度不同。
梅奥不希望详细地描述工作情况，所以他和福克斯把结果向三家公司的代表院长戴维以及霍尔德勒作了汇报。梅奥相信，书面报告有可能落入不良人士之手，也可能被华盛顿方面所误解。最后，上面指示院长戴维说服梅奥提供了四份报告：每家公司一份，另一份给这些公司的代表，而且出于战争原因，这些公司的名字必须保密。但是，正如梅奥所写的那样，在由人组成的组织中，没有任何行业秘密可言，而且，如果真存在行业秘密的话，那么工作中的自发合作就会让位于不信任和怀疑。
这些报告递交给各工厂的高级执行官们，总体上博得了好评，只有斯科韦尔公司和大通公司的总裁除外。斯科韦尔公司的总裁想要了解某家公司优于其他公司的秘诀；大通公司的总裁认为，梅奥没有说明缺勤如何影响工厂的运转，没有充分衡量政府和工会对其组织业绩的压力所带来的影响。梅奥只能一再陈述他先前的观点，即人类组织中的研究揭示不了成功秘诀或成功准则。他强调，用于衡量缺勤的标准都是独一无二的，应该用另一项衡量标准来评定具有很高考勤记录的员工的缺勤情况，它将揭示各公司之间的士气差异。此外，他还建议，管理层对不同的缺勤形式不要给予相同的处罚，以免招致雇员的怨恨和愤怒。他提醒报告的阅读者们，这项研究并没有表明某家公司的管理优于另外一家。
梅奥随时向格雷戈通报沃特伯里市的研究进展情况，格雷戈则对梅奥的能力称赞不已：“重新分析数据，使老树发新枝。”他暗示，“沃特伯里市的研究（是）你们团队的一个典范”，因为它独辟蹊径，提升了工业研究和哈佛商学院之直接关系的价值。而且，当他阅读了梅奥对“三家金属类公司缺勤的研究报告”后，他建议把这份报告加以编辑，作为公司重组的实用指南，而非一份研究报告。后来，最终的报告由福克斯和杰罗姆·斯科特（JeromeScott）撰写，并于1943年后期发表。
两个月来，杰罗姆·斯科特把沃特伯里市的观察结果应用到航空商业部（commerceforair）的一项研究中——对南加州飞机制造企业中的劳工流动率开展研究。梅奥到过几家工厂，但出人意料地被迫离开了美国西岸地区。1944年4月，斯科特向梅奥汇报了工作情况，到5月底，一份题为“工厂团队工作和劳动力更替情况”的报告呈递给航空商业部助理部长，而这项工作就是为该部所做的。当军队召集斯科特服役后，隆巴德毛遂自荐，修改了这份报告以便发表。
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向西岸地区移居，到1942年的时候，南加州飞机制造业的劳动力累积更替率是69％。结果表明，缺勤是一种可以归因于监督者管理方式的社会现象。有些监督者把任务界定为帮助工人完成技术活动，为工作群体的成员制定并处理与外部人员交往的计划，他们的下属具有较好的考勤记录。当工作群体形成并发展为团队的时候，群体内的交流发展起来，这样的群体就会训练其成员，使他们定期出勤。报告指出，当管理人员把技术变革引进到工人的作业中，或者让工人更换岗位之时，他们便有可能不明智地破坏群体的自然的形成过程，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强烈渴望就可能表现为缺勤过度和劳动力更替率高的形式。管理人员没有觉察到组织中人的因素，这显然是不能归咎于工人身上的。通常，在工业组织中，如果对技术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加以均衡考虑的话，那么监管人和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相互支持型的，它们对整体的效率就是有益的；相反，如果没有这种均衡的考虑，就一定会出现不协调和无效率的情况。
1944年7月，梅奥应邀承担了一项研究调查，这是他最后一项研究工作。国家研究委员会邀请他担任工作与工业委员会（CommitteeonWorkandIndus-try）下属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以研究复员军人和被顶替的工业工人的安置问题。该小组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另外两个人分别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克拉伦斯·塞尔比（ClarenceD．Selby）博士和美国公共卫生局（u．S．：PublicHealthService）的汤森（J．G．Townsend）博士。这份邀请唤醒了梅奥一个尘封已久的固执观念。约翰·福克斯注意到，梅奥似乎“相当兴奋……这稍稍归结于他凌驾于两位医学人士之上担任主席……他肯定希望院长听到这个消息”。委员会于9月第一次会面，从众多的公司和团体中征求资料，制定职业恢复方案。
委员会的报告称赞了大型企业对复员问题的关注，并建议应当把这种关注延伸到中小型企业中，这些企业在医疗咨询和工程上缺乏专家的帮助。此外，也需要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需求开展专门研究。据发现，人们很少关注以下这一点：确保复员军人在和平时期就其技能的运用上予以合作。需要开展研究提供培训课程，以便实现在工作中的个人复职和社会复兴。有一项“综合关注”政策是针对复员军人的总体要求而确定的，必须根据这项政策制定各项计划，其途经是从以下方面训练主管人员：如何欢迎复员军人进入某个组织，向他们提供咨询，以及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加以考虑。因为对工作的调整将决定复员军人的合作程度，所以必须对他们的社会技能、想法和身体健康状况给予特殊的关心；需要在个人咨询服务方面开展研究和训练，以便使复员军人能够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使他们得到发展。鉴于此，尤其应该留意已经被联合服务组织（UnitedServicesOrganiza-tion，USO）所使用的卡尔·罗杰斯（KatlRogers）的咨询法以及在霍桑工厂所发展的方法。最后，报告发现，国家需要研究工作中决定合作的因素，需要一套借以使此类研究能够转变成针对复员军人的行动的安排。
梅奥安排隆巴德担任委员会秘书，这个报告是隆巴德起草的。作为委员会主席，梅奥的任务增加了以下内容：把企业巡访纳入进来以讨论复员军人计划。在商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梅奥就回国复员军人的问题发表题为“作为组织成员的退役军人”的讲话，回顾了他在澳大利亚治疗弹震症士兵的经验。
1944．年6月，在约瑟夫·威利茨的提议下，梅奥受到邀请，将向科学、哲学和宗教9月会议（SeptemberConference0nScience，PhilosophyandReli-gion）提交一篇论文，他同意了。但是，由于复员军人调查工作没法脱身，会议举行时他不能出席这次大会，因此，他把“工业中的群体紧张”一文邮寄给大会讨论。这篇文章把他于1942年写就的关于两项缺勤研究的两篇短论结合起来。1944年9月，在全国酿酒组织（NationalBreweries）的赞助下，麦吉尔大学举办了关于监督管理的系列演讲，梅奥应邀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题目是“监督及其意义”，其中的思想与“工业中的群体紧张”一文相同，但是讨论的是受到主管人员控制的工作群体。
《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是梅奥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本书中，梅奥再次介绍了他近期的讲话及发表于1917—1945年间的学术论文的思想。有些思想同合作的需要和工业化的恶劣影响有关，这些想法先后出现在《民主与自由》、发表于澳大利亚的论文、两篇有说服力的短文以及未出版的“最后的防线”的修改稿中。
第一篇短文“为什么异教徒发怒？”后来更名为“进步的丑恶一面”。在该文中，梅奥陈述了莱普利（LePlay）对简单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所作的比较。在简单社会中，经济由乡村职业构成，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因为每个人都理解自己要从事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血缘关系把他们与社会活动联系起来，他们从这些社会活动中学到了如何与他人合作。社会准则和个人期望是一致的，其结果是个人满意，社会稳定。而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技术变革使职业性的事业变幻不定，所以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社会秩序也就变得不稳定了。个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不再是自发的或有效的，他们感到不安全，感到痛苦不幸，转而求助于无穷无尽的新奇事物以得到补偿和快乐。迪尔凯姆注意到，在简单社会中，儿童和青少年出于群体目的，自愿学习抑制婴儿期的欲望；而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减少了，于是，伴随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降低了，社会分裂和个人不幸接踵而至。
梅奥注意到，国家不能够为其公民构建亲密的社会生活，也没有进行任何科学的研究，以便指明如何对伴随快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幸作出补偿。他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及群体之间的合作决不应该再留给偶然机缘了，而应该加以充分的管理，从而给予每个人和每个群体满意的物质和经济的目标，保持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自发合作。返回到原始简单的社会是不现实的。
在合作关系中，首要因素是沟通：“个人向其他人传达感情和思想的能力……群体间有效和紧密沟通的能力。”沟通是一项简单的社会技能，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往往会使个人患上精神神经病，国际关系中出现智力化的惯用语，从而妨碍党派间的相互理解。由此，梅奥宣称，如果社会技能伴随着技术技能而提高的话，那么第二次欧洲大战原本是不会发生的。
缺乏社会技能的人——其数量与日俱增——像让内所称的强迫症患者那样思考。这样的人可以在大学里的学者及工会里的政治鼓吹者中找到。梅奥列出了他们的特征——没有朋友，没有交往，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焦虑不安。梅奥把病症的起源追溯到孩童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要么被限制了家庭以外的个人关系的多样性，要么促进了那种与城市工业组织无关的社会技能的发展。对于许多人来说，通过在工作中开展有技巧的谈话，这种个人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此外，由于工业中的技术变革彻底改变了职业以及与职业相关的社会生活，其结果是，个人情绪低落，萎靡不振，他们失去了对民主领导人的信心，从而形成了另类政治土壤，产生了类似于希特勒治下的统治。梅奥建议，连同技术变革一起，在工业组织的“顶端，明智的关注”应该把再教育引进工业中。他认为，如果工人的要求获得擅长交流的管理人员的理解，那么工人就会报之以忠诚、才能和自愿。
经济理论假设，社会是由散沙似的个体而非个体的组织构成的，个人作出合乎逻辑的行为只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私利。“乌合之众假说”一文强烈反对这种经济理论。梅奥承认，在某种危机下，即当合作的常规惯例分崩离析且没有领导人出面把个人的活动组织起来之时，就可能会出现上述情况；然而，工业中的社会研究表明，工人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即便在他们有机会_合乎逻辑地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他们也将不合逻辑地追求他们的社会利益。通常，与个人的欲望或者个人对私利的追求相比，人们对交往的渴望更为强烈。
人们一度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是对所谓的乌合之众加以组织的手段，但历史学家约翰·菲吉斯和行政官员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Barnard）持有异议。在民主政体中，是组织而非专制政府才对人们的任务拥有权力，并根据人们对彼此所持有的合作态度来规划之。当权者需要拥有与人合作的技能以及对人的合作的理解，唯有对人的交往进行密切彻底的研究才能提供这些。鉴于此，如果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想要高效有力地行使权力，那么在提高技术教育之外，他们还必须加强社会交往的训练。
有观点认为，组织权力能够把社会群体捏合成为一个整体。政府对个人的统治对于上述观点是不利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梅奥使用了詹克斯关于政府与宗派差异的理论来支持巴纳德的主张，即唯有组织中的个体合作，组织才能够符合组织的目标及其成员的目标。而另一条选择，即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则产生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实行的专制统治。所以，民主政治要繁荣昌盛，就必须具有积极的社会交往技能和洞察力。
《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的其他各章概述了梅奥在大陆米尔斯公司开展的调查以及霍桑实验、战时对缺勤和劳工流动率的研究。该书最后进行了总结。
这本一百五十页的书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大多数书评不加评价地从中摘引，许多书评引用了梅奥富有争议的论断：“如果我们的社会交往技能伴随着我们的技术能力逐步提高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一名记者并不认为梅奥提出了工业文明中最重要的问题，他想知道失业和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把霍桑实验的特征认定为完全为了提高生产力，他抱怨这本书矫揉造作，夸大其词，动机过于露骨。根据英国财政大臣休·多尔顿（HughDalton）在预算讲话前夕所面临的工业冲突问题，《泰晤士报》（伦敦）工业通讯记者建议认为，梅奥关于工作中集体心理学的思想可能为经济复兴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在“征召全体社会科学家”一文中，斯图尔特·蔡斯全面阐述了梅奥著述过的所有作品，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并断言，“我们还需要一千名梅奥那样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