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1936年）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1937年）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1935年5元样本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1935年10元样本最后，这次币制改革是由宋子文在上海与国内外各方人士具体磋商后出台的。宋子文请来的美国人在南京政府的财政决策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英国、日本的关注。而南京政府要想彻底改革币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英国乘机而人，派李滋罗斯来华，给中国1000万英镑贷款，支持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以控制中国金融，使其增加对英镑的依赖。孔祥熙对英国的支持感到高兴，但又怕因此而得罪了日本，于是派出经济考察团赴日，与日本政府大藏省及金融界领袖作非正式商谈。日本方面对南京改革币制办法感到适宜，但未洽商援助问题。至此南京政府认为改革币制的内外条件已经成熟，遂由宋子文在上海与国内外各方人士作了具体磋商，准备一切，然后由孔祥熙出面，宣布币制改革。
这次改革，是蒋宋孔陈利用整理金融、统一货币之机，吞并私人银行，发展官僚买办金融垄断事业的主要手段。改革规定，所有硬通货及生银、黄金，禁止再作流通手段，而要兑换成本身无价值的纸币——法币。这实际是集全国的黄金、白银于三家大银行手中，以期达到控制全国金融，统一货币的目的。
推行法币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各报大肆喧嚷法币制度如何高明。然而事实则是另一种局面：首先，全国物价暴涨，人人均有一种恐惧感，纷纷议论政府此举乃是以通货膨胀之法逃避经济危机。各地金融物价一度混乱不堪。由于物价飞涨，使工商业顿见萧条。另外，币制改革一宣布，还引起角银同积，造成市面严重混乱。
孔祥熙、宋子文等对这些现象无动于衷。宋子文明确说：“物价飞涨，苟不过分，复不至引起投机。则其结束，将有利于全国之经济复兴，而为国人所欢迎。”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币制改革有利于英、美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它没有与黄金表现直接的联系。但却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法币1元等于0．3美元。这样法币便与英镑、美元挂起钩来，便于它们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加强经济侵略。英、美还从实施法币政策中，收购了中国大量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伦敦所存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在纽约所存的法币准备金约有1．2亿美元。这样，英、美当然得意了。
从南京政府本身看，通过币制改革，使官僚资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迅速增加了其统治的经济实力。到1936年底，南京民国政府控制的四大银行已占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59％，各项存款额的59％，发行兑换率的78％，实收资本的42％，纯收益的44％，而许多间接控制的银行尚未计算在内。另一方面，法币的实行，使中国货币趋于统一，有利于南京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有利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
宋子文在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策划币制改革期间，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
该公司实际上是宋子文在1933年经济发展计划失败后的产物。1933年，宋出访时曾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这一联合企业将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代替以前的国际银行团。但因这一联合企业没有包括日本人，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这一计划。
宋遭到东京的阻挠，又于当年10月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1934年春，他同在中国的英国人让·蒙内商量后，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人该银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是资本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宋子文召开会议成立公司，邀请上海重要的银行家参加。该公司属于私人性质，主要宗旨是疏通引导各方资金发挥渠道作用。5月31日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说，本公司“纯属私营商业公司”，“调查了解各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声明还说，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因“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
5月31日的会议有27人参加，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财政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银行家张嘉璈、胡筠、徐新六、周作民、钱永铭、贝祖诒、陈光甫等。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共同购买50万元作为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四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宋和贝祖诒当选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其中大多是曾出席公司成立会议的那些人。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四川广汉。孙中山逝世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鼓吹“戴季陶主义”，参加西山会议活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重要头目。中国建设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所仰仗的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公司的大股东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叶琢堂和徐堪等，在商业银行里据有重要的职位，得以利用银行的额外资金给公司谋利益。和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基本上是同一帮人。
杜月笙，当年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曾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宋庆龄的活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右一为杜月笙。南京政府利用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那里借款时，就找到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以印花、卷烟、酒三税作担保。公司没有资金，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借来。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而孔祥熙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建设银公司与南京政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它的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是1000万元，一年后即1936年6月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该公司1936年纯利190万元，盈利相当资本额的20％。
公司在作为成立主旨的引进外资方面成就较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国外投资者不多。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甬铁路。1937年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这两项方案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七七事变”发生而中止。
利用外资遇到困难，宋子文就指使建设银公司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特别是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是为了在这些地区扩张势力。1934年7月，宋子文代表经委会来到西安帮助制定了新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建设银公司宣布在西安设立分公司，协助经委会工作。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为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合办企业，开发了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
建设银公司在江西的活动同样活跃。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该省，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次年3月，宋子良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该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