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上百所专门为打工子女开设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很多没有办学许可证，办学条件也与公立学校相差很远，但是这些学校的存在为打工子女提供了在城市就学的可能性。关注打工子女的公益机构会筹集社会资源为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开设一些课外活动，包括课业辅导、摄影、绘画、戏剧和体育活动。这些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靠大学生志愿者来完成。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参与这些志愿活动的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大学生对我说：“如果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糟糕的地方。和这些孩子们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也可以有他／她们自己的快乐。”
我觉得摆在打工子女面前最大的挑战不是物质条件的欠缺（当然，我并不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也呼吁打工子女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而是思想和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文化影响。打工子女往往把课余时间消磨在看电视和看动画片上，电视节目里充斥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动画片里大多讲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动物寓言，看不到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更不要说反映打工子女生活的内容。主流媒体的问题反映出的是当今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问题。要想根本改变打工子女在城市生活和学习条件上的困境，前提是改变社会价值观，当打工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认可的时候，打工子女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就得不到相应的改善。打工子女需要的不是社会对他／她们献爱心，因为他／她们本身并不是弱者，打工子女需要的是社会的公平待遇。
在这一章，我们描述了一些在城市生活的打工子女的状况，并引用了几个家庭的故事来反映打工子女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通过孩子的故事和孩子的作文来看看孩子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的。
一、关于“流动儿童”和“打工子弟”这些词
现在我们一般称呼在城市的打工者的孩子为流动儿童或者打工子弟。和一些工友讨论了这些词，工友们不认同有些用词。工友说：“‘流动’像一个标签，感觉我们就要流动下去。”想象一下如果自己的孩子被称为流动儿童自己是什么感觉？而“打工子弟”中的两个词也都有些让人质疑，一个工友说：“‘打工’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也有一种地位的意思在里面。”我对“子弟”这个词的性别意识问题有质疑，“子”多指儿子，“弟”是弟弟，都指男孩子。正是基于这些质疑，我觉得我们应该使用“新工人子女”这个词。新工人子女”代表着希望和未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当然，为了方便主流习惯用法，本书多数情况下使用了“打工子女”这个称呼。
二、打工子女的现状描述
打工子女面临着城市儿童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
*他／她们最大的问题是居无定所以及这种流动所导致的频繁更换学校；
*很多打工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只能在为打工子女开设的民办学校就读，而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差，而且师资也往往不够稳定；
*打工子女的父母往往工作时间长，而且没有休息日，这样他／她们经常得不到父母在生活上的照顾和在学习上的监督和辅导；
*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对打工者及其子女的歧视，打工子女面临身份认同的尴尬。
但是，难苦的条件也赋予一些打工子女积极的影响：
*由于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的生活，一些打工子女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自立和照顾自己；
*由于很多打工者家庭有2个以上的子女，家庭中大一些的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需要照顾弟弟、妹妹，这培养了他／她们的责任心和生活能力；
流动对孩子的影响
不能安心学习：打工者之所以流动往往出于生活所迫。父母的艰辛、父母的身体有疾病、家庭的负担等等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心理状态。很可能导致孩子不能安心学习。
没有朋友没有安全感：一名叫杨林的男孩对我说：“我们老是搬家。我心里老是想过去那些同学。我经常没有和同学打招呼就搬走了。本来和同学玩得很好，每天上学在一起走，问这问那的。后来，我就不愿意交朋友了，怕对不起别人。”
学习成绩差：在参加北京一家打工子女学校的家长会时，一位家长说：“我孩子都上3年级了，拼音都还不会。”
打工子女学校对孩子的影响
教师流动性大影响学生学习：打工子女学校教学条件较差、教师工资低、教师生活条件也比较差，但是教师的责任和负担却很多很大。由于这方方面面的原因，打工子女学校教师的流动性是很大的。经常换老师往往会对孩子们产生消极的影响。
课堂纪律很难维持：打工子女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影响着他／她们的心态。一些学生不仅自己不能安心学习而且上课无法保持安静。遇到严厉的老师还可以管得住，遇到好欺负的老师课堂纪律就难以维持。在这样的氛围下，想好好学习也难呀。
班级人数众多影响教学质量：据了解，公立学校对一个班级的学生数量是有要求的，比如，不能超过28人。这样的小班教学，对于知识的传授和与学生的互动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对于很多打工子女学校来讲是达不到的。
按照主流价值观教育孩子使得打工子女更加迷失：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痛苦。辛辛苦苦供养出来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事业有成的成了房奴和车奴，而且为了保持优越的生活地位要继续拼命地挣钱。穷人和打工的每天拼命地干，结果不仅工资很低而且被人瞧不起。虽然大家都很痛苦，但是，大家都还是向着这些痛苦的目标努力着，也这样去教育着下一代。在下面杨林的故事里，杨林永远都忘不了一位老师对他说的话：“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不能继续上学，将来只能给别人打工，就像你妈妈那样。如果有文凭，就可以自己挣别人的钱，去开店。”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欺负别人，另一个是被人欺负。更可怕的是，杨林想着自己的妈妈那么辛苦，累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但是在老师的眼里，自己好好学习是为了不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人，这就是说妈妈那样的人是被否定的。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去面对呐！这不一定是杨林老师的错，残酷的现实世界没有给杨林的老师另一条教育孩子的方针。
儿童发展教育活动对孩子的积极影响：现在有一些民间公益机构设立社区儿童活动中心，或者在打工子女学校的支持下在校园里开展课后辅导和发展教育活动。通过绘画、摄影、戏剧、体育活动等方式在丰富孩子课余生活的同时，帮助孩子提高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我和一些参加了这些活动的孩子们进行过交流，很多孩子都把这些社区活动中心称为自己第二个家；很多家长也认为孩子不仅放学后有了可以去的安全场所，而且在学习进步的同时也快乐了起来。
父母和家庭状况对孩子的影响
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多打工者家庭的父母工作时间超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10年的《“流动的心声”发展教育项目行动研究之二》31的调查，在北京皮村，有约40％的打工者在社区自谋职业做小生意，为了多些收入，每天工作12到18个小时，而且没有休息日；有17％的打工者打零工，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都不固定；有43％的打工者在厂子里上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相对固定，但是工作也是很辛苦，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是9.6小时，每个月平均休息两天半。在广州新桥村的调查显示，在新桥的农贸市场里摆摊的打工者一年365天除非特殊情况天天出摊，每天劳动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一对来自四川的夫妇，已经在新桥生活了十多年了，夫妻在农贸市场共同经营一个菜摊。妻子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卖菜了，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收摊.丈夫每天半夜12点去进货，然后摆菜，上午也会帮助卖菜，下午回去睡觉一直到晚上。在新桥一个来自河南的女工，她在嘉群鞋厂工作，上班时间是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45分钟。父母这样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有的孩子去黑网吧，上网成瘾；有的孩子没有人监督学习和完成作业，结果学习成绩不佳；为了安全考虑，有的孩子被家长要求在家里不许外出，结果孩子没有玩伴孤独寂寞。
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自身没有方向感和方法，因此就不能很好地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由于自身对子女发展教育认识上的局限性，再加上中国教育体制的压迫，所以很多父母只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不重视子女的综合发展和心理健康。有些父母很想关心孩子的发展和教育，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比如，在广州新桥社会儿童活动中心，我遇到一位送孩子到活动中心来的工友王妈妈说，她很想教育好孩子，让孩子们有出息，长大了不像自己这样辛苦，但是她意识到自己不会教育孩子，而且越着急越不行。她告诉我，有一次她晚上11点到家，检查孩子的作业，发现很多都错了，就很生气，把女儿从被窝里拉出来打，结果孩子只是哭，根本不能完成作业。
多子女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对比打工子女和城市儿童，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打工子女大都有兄弟姊妹，而城市儿童几乎都是独生子女。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很大。一般来讲，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会少一些自我中心思想，也相对能够容忍“被忽视”，相对来讲对委屈和被误解的承受力也大一些。
家境贫寒孩子早早懂事：工友小陈告诉了我她为什么选择辍学的故事：“2007年初中毕业时，我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选择了步入社会。我选择放弃升学的机会其实不是因为自己调皮成绩差，而是因为我不想再为家里增加负担。我当时已经考上市里的重点学校，我也报名了。在报名后的一天晚上，妈妈病倒了。妈妈平时身体就不好。病倒的那天，妈妈怎么也不肯去医院，因为家里经济不富裕。如果她去了医院就要花不少的钱，而且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开学去上学，需要钱。所以妈妈为了我，为了省钱，就不肯去医院。我们怎么劝她，她都不愿意去医院。所以当晚我就拿起电话告诉老师，我不去读书了。之后，老师和亲人个个都找我面谈几次，劝我回心转意，回去读书，但我都拒绝了，我是铁了心了。这样的选择我从来未曾后悔过。”一个人如果经历了这样的人生选择，这样的为了责任而放弃自己的选择，那么她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一定是不一样的。痛苦是人们不愿意面对和承受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历痛苦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往往很难理解责任的重量。
社会歧视给孩子所造成的不利处境
打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关于城市流动儿童的规模和结构，目前还缺乏详细的测算。据非官方估计，目前流动儿童的数量超过2000万。
从打工子女的就读情况来讲：
*北京：据凤凰网2011年9月报道32，在北京有打工人员随迁子女43.37万人，其中70％在公办学校就读，其余大概10万学生在自办学校就读。这些自办学校（也称打工子弟学校）中有62所合法（有办学许可证）办学。有112所无证办学，有学生4万余人。
*上海：“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9年12月11日报道33，上海模式，众多来沪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纷纷入读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目前已达整个在沪外来农民工子女人数的67%。政府通过给民办学校补贴的政策，打工子弟在民办学校也可以享受义务教育。
*广州：2008年广州市有流动儿童近47万人34，其中有19万在公办学校就读，占40%；剩下的29万人都在民办学校上学，占60%。
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由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也由于很多孩子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打工子女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无法办理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就会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很多问题。我认识一个工友，18岁了还没有身份证，打工挣了钱要全数交给家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到银行办理储蓄业务。
不被社会认可和认同：很多打工子女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边缘长大。他们有些从来没有回过农村老家。事实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但是他们在身份上却还是农民。在北京和一些打工子女的交往中，他们会表达他们热爱北京的感情，问他们为什么热爱，他们说，因为在这里长大。北京和城市是他们的认同，但这种认同被他们的身份所否定。
在社会上和媒体中少有打工子女的声音：电视里的节目都离打工子女的生活非常遥远。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孩子们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感想。孩子们也喜欢唱歌，但是流行歌曲中也没有反映他们喜怒哀乐的东西。儿童杂志也一样，都远离打工子女的现实生活。
杨林－一个儿童流动的故事
杨林出生于1991年，是在城市或者说城市的边缘长大的。他3岁离开家乡后，就一直在城市随父母和家人到处打工，只回过四川农村老家一次，而且只待了一个月。2009年5月12日我和杨林聊天，下面是杨林讲的他的经历：
“我妈他们开始出来的时候是给别人打工，后来觉得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干。就在广州包了砖厂，干了8年。我在广州也待了8年。1991年到1999年。8岁在广州上学，1年级就留级了四次，2年级留级了3次。我大哥二哥帮他们弄砖窑。
有一次我妈把钱放在家里，一共有400元，我拿了100元。那是要给工人发工资的，工人来了，我妈发现钱少了，凑了钱给工人发了。工人走了，我妈把我打了。问我为什么拿钱。我说，你们整天在砖窑里，不管我。周末也把我放在家里不管我。我后来又拿过几次钱，每次都被打，就不敢拿了。结果我在家也很少和爸妈说话了。
2000年搬家到北京，先在黑桥，待了3年，养猪。大哥、我妈和我舅三家一起养猪。这样热闹。租了个院子。在那上了几年学。过一条河就到学校了，挺近的。也是打工子弟学校。上了一个学期。那个学校后来没办了。我大哥在长店住，2004年就去长店的光明实验学校上学。后来我妈搬到长店了。3年级到4年级，留了两次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