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虎”扬威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率米脂18寨农民起义。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36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自号八大王，改营为“西”，又称“西营八大王”。因身长面黄，又被人称为“黄虎”。
明末政治腐败，农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至三年（1628年至1630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崇祯四年至六年（1631—1633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崇祯四年（1631年），紫金梁王自用联合农民起义军36营，张献忠便是其领导人之一。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异常英勇。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他在山西一带转战，先后攻克橲杜、和顺，后来又攻下了寿阳、榆次、平定，就连当时山西的省府太原也曾一度受到他的威胁。二月，他又南下四川，接着又东下湖广竹山县。第二年，他又再次从河南进入四川，与四川地方武装及明朝官兵进行了激战，前后历时达半年之久，不仅打乱了四川封建统治的秩序，而且还将义军的种子散播在了四川。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13支起义军的领袖在河南荥阳召开会议，商讨今后如何作战，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张献忠参加并与闯王高迎祥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他与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联合统兵向东进军，并一路攻下河南许多州县。不久，又进军安徽，并一举攻破了明中都凤阳，烧毁了明的皇陵，挖了朱明皇帝的祖坟，从而从精神和心理上给了崇祯帝和明朝廷很大的打击。
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活动，继续与明官兵周旋。这一年七月，闯王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也一再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部于是便成了明廷围剿的重点对象。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联合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并进攻襄阳，令湖广为之震动。
伪降之计
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地区与官军左良玉部遭遇，并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被左良玉击败，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了伤，于是他将队伍转移到湖北麻城、蕲州一带。这一年的十一月，罗汝才在湖北的房县接受招抚。此时，李自成也因屡遭挫败，率军隐伏在商洛山中。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崇祯十一二年间，在明军的围攻下，很多起义军先后投降了明朝，十二月，熊文灿派遣一度卷入农民军中的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营内招降，张献忠经过考虑表示愿意受招安。第二年正月，张献忠率领部队进驻湖北谷城。在当时自己孤立无援，而明军势力又很强大的形势下，张献忠决定诈降。他知道熊文灿贪财好货，就派孙可望拿了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达一寸多的珍珠献给熊文灿。熊文灿为之大喜，当即便上奏明廷请求招降张献忠部，崇祯亲自批准了他的奏疏。张献忠于是在谷城接受招抚。李自成在四川北部梓潼打了败仗，退入陕南商洛山中，因而一时出现了起义军斗争的沉寂局面。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
张献忠受抚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因此，受抚期间他既不接受明军改编，也不将军队遣散，对明廷调他去镇压别的起义军的命令则更是不服从，并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他用驻兵谷城的机会，积极筹集粮饷，将部分军队调出去屯耕，还在沔水、汉水交汇处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同时还加紧操练，积蓄力量。张献忠本人也潜心研读孙吴兵法，并创造出了团营方阵，左、右营作战等战法；还制造出狼牙棒、三眼枪、埋伏连弩等兵器。同样，罗汝才也对熊文灿下达的解散部队的命令不予理睬，并加紧操练士卒，囤积粮草，与张献忠遥相呼应。不过，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
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以及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起义军又活跃起来，再起义于谷城。明政府急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襄阳，统兵10万，对张献忠大举围剿。张献忠奋力突破包围，经由鄂西、陕东第四次入川，杨嗣昌也领兵入川追击。张献忠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敌”的战略，领兵疾走不停，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到十四年正月，在半年之内，转战达州、泸州、广元等地，几乎走遍全川，行程五六千里，使明军疲于奔命，无法追及，仅尾随而已。当明军精锐都聚集在四川的时候，张献忠急由四川开县东下，进入湖广，昼夜疾驰，仅用了8天时间，行军1000多里，突然出现在襄阳城下，一举破城，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进破光州等地，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杨嗣昌愤惧交集，自缢于军中。这年正月，李自成也乘势进入河南，攻破洛阳。从此，农民军形成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主力，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战斗，并获得节节胜利。
之后，张献忠又率部于河南、湖广、安徽一带转战。罗汝才部后来则与李自成会合。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孝感、汉川和汉阳府等地区被李自成部义军占领，并且其兵锋直指武昌，但这时李自成忙于处理贺一龙和罗汝才的问题，部队需要重新整编，一时间无暇东顾。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就率军从安徽攻入湖广。五月，在攻克武昌后，张献忠把贪婪而又吝啬的楚王朱华奎装进笼里投入长江，并下令将楚王府库打开。当看到库中积金百万时，张不禁叹道：“有如此多金钱，竟还是守不住武昌城，朱胡子（指楚王）真是个蠢东西。”
占领武昌后，张献忠称西王，正式建立大西政权，规定武昌为大西政权的首都，并铸西王之宝，将武昌府改名为天授府，又将江夏县改名为上江县。在中央设立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还任命了21个州县的官员，并分别发给他们官印，此外，还分别赏赐银两给他们，数量从几十两到一百两不等。同时，还开科举，建立学校，选拔读书人做官，还拿出银两来赈济饥民。在这种情况下，武昌附近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县）、黄州（今湖北黄冈）等20几个州县闻风而投。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张献忠率马步水军40万由荆州（今湖北荆沙）溯江而上，连败沿途13个隘口守军及赴援的明女总兵秦良玉部，攻克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直抵涪州（今涪陵）。明守将赵荣贵不战而逃，参将曾英率众一战即溃，负伤南遁，农民军乘势加速进逼重庆，于六月抵重庆东大门铜锣峡。四川原巡抚陈士奇为保重庆，遣重兵东扼铜锣峡，西守浮图关。张献忠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以舟师攻铜锣峡，自率精骑在铜锣峡口南岸的大兴场登陆；由小道西进，绕过重庆城疾驰约70余公里，破江津县，夺得船只；令部分骑兵渡至北岸，沿陆路急驰重庆西南陆上门户——浮图关；自率船队由江津县顺江而下，在重庆与浮图关之间的菜园坝登陆，直插两路口，迫使腹背受敌的浮图关明军仓皇撤回城内。农民起义军乘势夺取浮图关，卡死了明军的陆上退路。驻守铜锣峡的明军闻大西军已出现在重庆城下，迅速渡散，农民起义军主力立即过峡，合围重庆。农民起义军经6天激战，于六月二十二日炸塌通远门转角城墙，攻占重庆。张献忠下令将驻守重庆的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等杀死。
七月初四，张献忠乘胜率师日夜兼程向川西南挺进，连克沿途州县，于八月初九，攻克成都，执斩巡按御史刘之勃、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允等，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时，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八月十六日登基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