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杀人事件
王守澄被毒杀后，宦官势力一时间大为收敛，李训、郑注两人的威望也水涨船高。尤其是李训，他每次觐见唐文宗时，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和禁军都慑惮迎拜。李训、郑注两人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场轮盘赌还没有到最后。其实在是否一鼓作气清除消除宦官势力的问题上，唐文宗和李训、郑注也并不是统一的。唐文宗代表的是皇权，他最关心的是皇权的巩固。除去王守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是否将宦官全部除去也要放在是否有利于皇权巩固的标准上去衡量。
文宗心里清楚，如果让李训、郑注这么肆意地走下去，早晚也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文宗既不允许李训、郑注全部消灭宦官，也不会在李训与郑注之间搞平衡。专权的宦官和擅权的朝臣在唐文宗的眼中同样是悲剧。唐文宗当初之所以要除掉王守澄等大宦官，也就是想在朝官与宦官之间搞平衡，以使双方互相牵制，一切大权皆归自己。
他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李训等人，将宦官全部血洗，使所有权力都转交给大臣们。
而李训代表的是外臣的权力，他们考虑的是马不停蹄，加班加点，将宦官势力消失殆尽，为自己笼络更大的权力。现在看来这真是荒唐的想法，宦官与中国王朝史相始终，不废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杀掉这一批，还会出现另一批。自唐德宗以来，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宦官所以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便是由于掌握军权，形成势力。
对于宦官，两人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对王守澄等威胁皇权的太监，唐文宗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他又离不开宦官势力。皇帝需要宦官来操持后宫事务，更需要宦官去处理一些朝野政务。宦官是皇帝用来遏制相权，防止权臣出现的重要力量。唐文宗就比较宠信恭顺的宦者，比如刘弘逸、薛季棱等人。若干年后，他就将后事托付给了刘薛等人。
而李训的心思也全部放在自身的权力上。他和唐文宗的矛盾之所以还没有暴露，主要是因为在处理剩下的大太监仇士良的问题上，两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仇士良必须死。但怎么杀死他，唐文宗和李训存在计划的分歧。也就是说在铲除仇士良方案的谋划上，李、郑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瞒着唐文宗秘密进行的。
仇士良等宦官手中还掌握着相当大的军权。
为了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郑注主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地为郑注挑选了当时的才俊作为辅佐和幕僚，多名才干品德出众的名臣子弟随同出任。同时李训将自己圈子的人安插在各个关键职位，户部尚书王璠转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出任邠宁节度使，让兆少尹罗立言代理京兆尹，太府卿韩约调任执金吾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
和宦官手中的神策军相比，李训圈子能够指挥的只有韩约掌握的、同为禁军的金吾军。
李训明白金吾军实力远弱于神策军，就暗中命令韩约扩充金吾台部队，授意王位、郭行余多招募兵士。当时节度使赴任前都要就地招募亲兵，因此王佖、郭行余两人的招兵行动没有引起仇士良等人的疑惑。
实际上，此时最大的隐患是李训和郑注之间的权力矛盾。
郑注在权力跑道上原先处在李训的前面，现在看到李训人阁拜相，自己原地踏步、拜相无望，心理不能不失衡。眼看扭转逆境比较困难，郑注于是希望通过铲除仇士良等人来积累政治资本，收获全功，借此取代李训。
郑注主动要求出镇凤翔，是看中了凤翔的两大优势。第一，凤翔地处边陲，是唐王朝抗击吐蕃的前哨，军队密集。一般都是德高望重、文武兼备的重臣才出镇凤翔。出镇凤翔无疑将为郑注出将人相提供筹码。第二，出镇凤翔有利于掌握诛杀宦官集团的主动权。
死去的大太监王守澄的葬礼计划在11月27日下葬于凤翔。李训与郑注约定，由唐文宗下令京城内外、大小宦官当日全都前去送葬，在葬礼上将他们一网打尽。
该计划安排郑注率凤翔官兵将宦官就地砍杀，一个不留。当凤翔节度使的任命下来后，郑注并没有立即赴任，先派遣亲信丹骏前去凤翔慰问，笼络军心；自己在长安挑选幕僚，并和李训将整个计划一一落实。一切就绪后，郑注才从容赴任。
李训也真是利禄熏心。他看穿了郑注的把戏，不愿意让盟友独占全功。郑注刚走，李训就单方面毁约，重新安排了一个政变计划。
他与亲信舒元舆密谋说：“如此凤翔事成，郑注将专有其功，不如让王璠、郭行余二人以赴任为名，抓紧招募壮士作为部曲，配合金吾府卒提前诛杀宦官。”顿了顿，李训又说：“到时再将郑注也给除掉。”
李训在得到唐文宗的同意后，计划与郑注的约定时间提前六天，在金吾府将仇士良等人一网打尽。临阵无故改变计划是政变的大忌。李训偏偏就这么干了。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
朝堂上，执金吾大将军韩约出班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的石榴树昨夜天降甘露。
李训为什么要托词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谓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变发生的这一年，仅在凤翔藩镇（驻今陕西凤翔县），先有五色云出现，后捕获白兔，监军宦官都想上报文宗，节度使杜悰阻止，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郑注继任凤翔节度使，上报紫云出现，并献上白雉。在京师，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因此，李训托词甘露，与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们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开展行动。
甘露之变过后，文宗对杜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由此可见，唐文宗从依靠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到公开批判他们利用祥瑞，看样子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表明文宗虽参与了同他们的密谋活动，但他们具体怎样行动，文宗未必任何细节都知道。在宦官众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们的接触不会过于频繁，说话不会面面俱到、处处明朗。
唐文宗乘坐软舆出紫辰门，前往靠近金吾台的含元殿。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金吾台，而是命李训带领几位官员先去察看甘露。一切虽然按照李训导演的程序来，但唐文宗却不是他的托。
李训一会回来启奏说，金吾台的确有异样的水珠，但不能确定就是甘露。
唐文宗自言自语道：“难道韩约在说谎？”接着他又命令大太监、神策军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查实。
等到宦官离开含元殿，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王璠、郭行余之前招募的亲兵已经集中在宫门外待命。李训高呼：“来受敕旨！”王璠在政变的紧要关头，竟然害怕得两股战栗不敢前行；只有郭行余一个人赶到殿前应命。
门外王璠的亲兵闻讯而人，但郭行余的邠宁藩镇亲兵却徘徊不前，不敢入内。李训之前寄重望于王璠、郭行余两人在长安招募的亲兵。谁知道招呼了半天，含元殿前才稀稀拉拉地聚拢了几百人。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李训组织的这次行动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盲目行动，不可能奏效。李训、郑注所以期望通过阴谋诡计侥幸获胜，是由于他们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和政治暴发户，升迁异常，品质多疵，为官僚们所不齿，不具备威望和号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
而当仇士良等宦官来到左仗时，发现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大冬天的竟然头冒冷汗。于是惊讶地问：“将军为何如此紧张？”韩约忙以生病搪塞。也就在这时又刮来一阵大风，吹动金吾台四周房屋的帷幕，现出了埋伏在屋内幕后武士的双脚和冷冰冰的兵器。不用说，这些武士都是李训和韩约事先准备将宦官们聚而歼之而预伏的金吾台士兵。
仇士良久历仕宦，是个江湖老手，见此心知情况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厅侍者想要关门，被仇士良怒骂，竟然没敢关门，让众多宦官得以逃脱。韩约被宦官们簇拥，失去了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力，此时竟不指挥士兵冲出围杀，任由仇士良等夺门而逃。
事已至此，我们不得不感叹：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杀人越货这种事最好由武将完成。
唐代的皇城分宫城和皇城。宫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监和皇帝宫嫔等，一般人没有密诏是不能进入的。左金吾府在宫城外皇城内，驻扎着保卫宫城的军队。
仇士良等人挟持唐文宗急忙逃入内宫，得以保命并反扑。李训立即指挥亲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亲兵们应声而上，堵在唐文宗的正面。仇士良急中生智，绕到殿后，踢开屏风，抓住唐文宗的软舆。李训也抓住软舆死死不放，高呼：“陛下不可入宫！”仇士良挥拳就向李训打去，被李训躲开，扑倒在地。
李训抽出暗藏在靴中的匕首就要扑上去刺杀仇士良。几个小太监及时救起仇士良，躲人人群中。
闻知有变的罗立言、李孝本两人这时率领四百名士兵由东、西两阶杀上殿来，与王璠的亲兵会合，在含元殿前见宦官就杀。数十个太监倒地身亡。余下的太监护着仇士良、鱼弘志，抬起唐文宗的软舆拼命向内宫跑去。李训死死抓住皇帝的软舆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李训依然不放手。
太监郄志荣人高马大，是个猛人，朝着李训胸口就是一记霸王拳。李训当场仆倒在地，唐文宗被太监们抬入东上阁门，进入内宫。
等李训半天爬起来，早已踪影全无。李训仰天长叹，一切都结束了。他于是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李训逃离长安后，投奔终南山结识的僧人宗密，要求落发为僧。
宗密与李训有旧交，同意给他剃发，但寺内的僧徒怕招来祸害，坚决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再次逃亡。
在后宫，宦官们挟持了唐文宗后，立即调遣神策军精锐，由东上匼门杀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神策军对付李训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牛刀小试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训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尸遍地。
这还远远不够，仇士良接着下令关闭长安城门，搜捕在京的公卿百官和金吾台官兵，掀起了又一轮血腥屠杀，这一次杀死千余人。京都之地，恐怖之城。
甘露之变事起，宦官们协调了内部关系，加强了族类意识，对于官僚士大夫，不论有党无党、何派何系，一律视为仇敌。巡边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对所谓逆人亲党进行大清洗，城中有许多流氓强盗也冒充禁军，大搞打砸抢活动，顿时“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三人被逮捕下狱，在严刑拷打下自诬谋反。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心灵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
长安城被搅得天翻地覆，一片血雨尘嚣。两天后，紧闭了的大明宫右侧福建门才被重新打开。百官恢复早朝。
那些幸免于难的官员纷纷和家人诀别，挥泪进宫朝会。因为人数过少，早朝的班列显得空空荡荡的。官员们都经过了严格搜身，神策军士兵紧握兵器，只准每位官员携带一名随从入官。
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
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事已至此，文宗只好敕令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
李训准备投奔凤翔的郑注，途中被盩厔镇守将宗楚擒获。押送到昆明池时，被贪功的押解官兵所杀。
郑注听到长安有变的消息，带领凤翔藩镇军队五百余人连忙赴京，准备配合李训的政变。到达扶风时，李训提前行动失败的消息传到军中，郑注决定先退回凤翔另做打算。
凤翔监军太监张仲清得到仇士良的密令，假装迎接归来的节度使郑注，并在监军府为郑注洗尘。郑注刚坐下，就被张仲清的伏兵按倒砍掉了脑袋。
李训的族弟李仲景、户部员外郎李元皋也牵连被杀。李训、郑注两家遭族诛。结果李训、郑注两人的宗族、宾客收押的人很多，日夜严刑逼供。
中书令裴度不忍心，上书力争，才保全了其中几十人的性命。
王涯、舒元舆、贾餗、王璠、郭行余等人也都被满门诛杀。当时京师死者狼藉，王涯等人虽贵为宰相、大将，但都暴尸街头无人敢于收殓。后来经令狐楚奏请，唐文宗才叫京兆尹薛元赏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葬衣。仇士良暗中派人将他们的坟墓都给刨了，将尸骨投入渭水，以解心头之恨。
之前在各地被禁锢看管的太监现在全都得到赦免。有几封诛杀相关地方宦官的诏书已经发出，政变后收到诏书的地方官都不敢执行，将诏书废而不行。宦官集团气焰喧嚣直上，朝臣集团则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瘫痪状态。仇士良等人开始毫不掩饰地干政。
仇士良在政变后成了第二个王守澄，宦官权势由此达到顶峰。“自是天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宰相成为花瓶式的摆设，仇士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朝廷宰相在在这次事件中全部被杀，李石、郑覃续起拜相。但他们也是有名无实，每次要做什么决策，或者奏事的时候都要看仇士良的脸色，只要仇士良不高兴，就会惹来一顿训斥。朝纲日益混乱。李石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官员，见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的事情来威胁朝臣，就反问仇士良：“李训、郑注是祸乱朝政的罪魁祸首，但不知李训、郑注是由何人推荐提拔的？”
仇士良无言以对，对李石恨之入骨，决心暗杀李石。时隔不久，李石骑马上朝的中途遭到刺客射杀。李石受伤后伏在马背向家逃去。不料他的家门口也埋伏着刺客。刺客见马跑来，挥刀就砍，幸好只砍断马尾，李石得以幸免。唐文宗知道后命令神策军遣兵护卫李石，并下令捕刺客。
最终自然是查无结果。百官人人自危，以致有人不敢上朝。为逃避杀身之祸，李石上表请求辞去相位。李石最终出任荆南节度使，
从此朝中再没有敢于直面宦官的人了。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在忧愁和伤感中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决定告老还乡，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群起相送。
临走之前，仇士良向大小太监们传授了伺候皇上的秘诀，准确地说应该是控制皇帝的秘诀。其精髓就是“不可让皇上闲着”。他说：“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大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不想关心政事，凡事都听我们的，这样，我们的恩宠和权力就能长久了。”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自古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仇士良回乡后不久就去世了，被追封为扬州大都督。第二年，有人告发仇家暗藏兵器数千件，想造反。唐武宗下令追削仇士良官爵，抄没仇家。仇士良的报应虽然来得晚了一点，但总算是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