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说，金钱就是上海的未来。郭敬明说，上海可以满足你的一切物质需求。大上海说，请买单，用以结账的除金钱外，还需附带上理想、信念，偶尔也包括生命。
美国作家雷克·莱尔顿（Rick Riordan）的《珀西·杰克逊》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闪电贼》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珀西和伙伴们误入莲花赌场，吃了赌场内免费提供的状如莲花的美食后，都忘乎所以，将最初的目标抛诸脑后，一味在赌场内寻欢作乐，而这正是敌人的诡计之一，用声色犬马引诱众人放弃最初的信念。
上海就是这座拥有“魔性”的莲花赌场，她向你展示的所有现代文明包装下的舒适、华丽，就是那朵夺你信念的莲花。知名学者李欧梵虽然意识到岁月流逝，“上海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但他仍情不自禁地在《上海摩登》中歌颂这座城市的“色欲和魔幻”。这就是上海的“魔性”，擅长温柔一刀，当你沉溺于她的活色生香时，可能并未体察到自己已经或即将为此支付的昂贵代价。
这是一座被金钱主宰的城市。国务院于2009年批复的，关于2020年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也使这座城市比以往更迫切需要资本的注入，她必须变得更会玩钱和赚钱。
1.醉卧“十里洋场”
“魔都”一词的发明者是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风，他读了先辈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后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强烈兴趣。但是，他对上海的印象，却和芥川笔下的“野蛮的都市”大相径庭。芥川不喜欢半殖民地的上海，认为与他想象中的“诗文般的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在村松的心目里，芥川嫌恶的腐烂因素，正是他所迷恋的颓废情调。
村松沉醉在魔都上海，充分享受吃、喝、嫖、赌、戏的“五大娱乐”——“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这是为何？现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牵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地蠕动着”。
由此，他真正体尝到了上海作为“魔都”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无秩序无统一之事”；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这两大特点，用现在的话来归纳，一是混乱；二是刺激。前者是客观，后者是主观。
上海滩的“狐步舞”
让村松梢风们神魂颠倒、为之着迷的半殖民地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旧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前那段时期的上海。开埠之后大量外国商人入驻，加上国内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携家资迁入上海租界避难，狂涌而入的内外资本堆积出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其“华、洋杂居”的特质，成就了一个远东闻名的“魔都”。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位于外滩最北端的英国领事馆和最南端的法国领事馆之间，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丽如银行（东方银行）、旗昌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等商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以及汇丰银行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美国的工业实力也逐渐展示出来，30多幢包括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在内的美式建筑出现在外滩，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24层高的国际饭店。
而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则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大马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从外滩到赛马场之间，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公司”，它们大多是集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
大马路上的百货公司里，“西洋风”一阵一阵地刮起。而“西洋景”不仅落在有如万国博物馆的外滩建筑和林立的百货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当然，还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间”。
就在这样的“亭子间”里，穆时英完成了他的《上海的狐步舞》，从而使我们窥见了彼时彼刻的上海滩。《南风窗》的“上海故事”系列报道，通过穆时英的“狐步舞”，将旧上海的风情和糜烂做了生动的描摹：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个镜头的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接着打出一个画面：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在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划着弧线，沿着天边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镜头的视线随着汽车的奔驰，看到“上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直到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别墅的主人进屋后，可以做他媳妇的太太刘颜蓉珠找他要钱，儿子小德也找他要钱，儿子要和后妈去舞厅跳舞。
1932年的新式别克汽车载着亲昵着的儿子和后妈到了舞厅，顺便也将观众的视线带到了那儿，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
接下来，镜头扫过黄包车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车的潮，站在橱窗外的女秘书、扛着大包传单的主义者和党人以及蓝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里的建筑工地上：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 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死尸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场、饭店和旅馆，最后镜头重又回到那个醉生梦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在穆时英这样的知识分子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上海的“西洋景”。茅盾的小说《子夜》开篇时，上海滩丝业界大亨吴荪甫那从乡下避难而来的父亲，上了码头进城时看见的上海正是那样的光怪陆离，所以吴老太爷受不了刺激猝死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杂糅了繁华、腐烂、自由主义的上海”，反而成为某些企图摆脱集权统治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在日本日益走上‘现代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集权国家”，于是“沉湎于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井上红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雄飞’的浪子们”。
旅日学者刘建辉则在其创作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概括性地用“魔都”来形容日本人的上海想象。陈思和认为，“我们过去称上海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等，意思大约是相近的，但都没有‘魔都’这个名词来的贴切”。
他解释说：“东方殖民地城市的繁华，是因为某些城市被作为西方掠夺殖民地资源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拥有西方发达社会同样享有的现代生活标准；而它所存在的腐烂文化现象，正是殖民者道德放纵的结果。上海的巨大魔性就是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形成的。‘魔都’一词含有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绝非现在许多学者单面赞扬的所谓‘现代性’那么纯洁可爱。”
享受摩登
显然，“魔都”上海包含的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也指向在冠冕堂皇的包装下暗藏的对城中之人的“勾引”。然而，上海的“魔性”，只看其表面的话，就是所谓的摩登了。
一说起摩登，最容易联想到的，自然就是上海女人。她们是摩登的诠释者，也是引领者。于是上海滩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性时尚杂志，著名的如《妇人画报》等。其实，1933年4月《妇人画报》创刊时，上海滩上早已有个《玲珑妇女杂志》。两者都属于介绍女性时装、美容，讨论女性恋爱、婚姻的时尚杂志。用张爱玲的话说，沪上“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虽然张爱玲对此不以为然，但《玲珑》确实赢得了众多女性读者的青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抢占了市场先机。
而老上海的摩登轶事更是数不胜数。李欧梵说自己的《摩登上海》就是一本“老上海摩登指南”，而且他鼓励你做一个“游手好闲者”，鼓励你流连大马路，去看电影，去跳舞，去百货公司，去咖啡馆。
而且，他会告诉你“先施饭店的114间客房，中式房是1-2.5美元一天，西式是2-6美元一天”；告诉你“小舞场很便宜，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费两角”；告诉你“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有特别好的柠檬汁和冷食料”；告诉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华人投资，里面有电梯，会把你送到各个楼面，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和娱乐场等”。凡是有关摩登享受的，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比如，他写到月份牌，就忍不住说“我来试图解读我自己拥有的一张月份牌上的一个女子”，而他解读的语言是地道掌故式的，也是深深沉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