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两侧的安息骑兵，个个纵马扬鞭，挥舞战刀，向罗马人冲来，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顿时使罗马军团阵脚大乱，晕头转向，安息骑兵四面夹击，人马相互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战死2万人，被俘l万人，主帅克拉苏在乱军之中也被杀。残部在突围途中，由克拉苏之子率领的一支部队终于冲出重围，辗转东行，几经变迁，约在公元前36年消失中国境内。驻守在我国甘肃河西地区的古罗马将士，就是这支当年被安息人击败的罗马的败军。
追溯公元前后的古代世界，在亚欧大陆上自东而西并存着三个强大的国家：中国的汉王朝、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在那时，由于交通不畅，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成了一条联系亚欧、横贯中亚的交通大道。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其副使则远行至安息，这次出使，打通了从中国抵达安息的通道。公元1世纪，东汉和帝派班超经营西域，其助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后闻大秦路遥艰险难至，但却走通了从中国到达波斯湾的路。这是由东而西，即由中国经安息力图与罗马帝国直接沟通的典型事例。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张骞、甘英未能与罗马人直接沟通，并抵达罗马帝国，那么，古罗马人的这支败军却在无意中由西而东，走通了从罗马到达中国的路。
然而，关于在中国甘肃河西地区何以会驻守古罗马将士，却是一个多年来今历史学家困惑而又感兴趣的历史之谜。早在1955年，专门研究中国古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德效谦教授在其《古代中国的罗马城》一书中认为：公元前53年，145名遭安息击败的罗马军残部，东逃至中国，于次年被汉王朝西域都护陈汤俘获，将他们安置在“骊”（汉代人对罗马帝国或罗马人的称谓，又称）。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瑞斯在研究了这支古罗马军队后也得出与德效谦相同的结论，并认为这支逃脱的罗马残兵后来成了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他们最终在中国境内消失踪影。
但有的历史学家不同意这样的见解。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其著作《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中，对上说提出了质疑。余英时认为，依照汉朝制度，设县至少要有几千人口，145名罗马将士不可能设县。因此，余教授指出，德效谦的论见没有历史根据，并认为德效谦可能受了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误导。中国大陆学者莫任南在《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骊县的起源问题》的论文中亦认为罗马“降人置县”不足为据。莫任南认为，中原统治王朝有自大传统，是“汉借骊为县名，因眩人来华献技，取朝廷‘威德偏于四海’远夷慕义向化之义”，又云：“汉廷在歌舞酒宴之余，会觉得于眩人所经过的河西，设置骊县，自可矜夸一番。”莫氏的“自大”、“矜夸”说，都着意否定罗马降人在我国河西地区安置的可能性。
台湾攻研秦汉史的学者邢义田认为，以上两说，各执一词，难以断定是非。他希望大陆学者能拿出确凿有力的考古证据来。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历史学家们决心把它弄个水落石出。晚近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在我国兰州进行了合作研究，其初步的结果是：这支古罗马的败军，是罗马共和国的残部，会摆“鱼鳞阵”。他们随匈奴部队与汉王朝军队交战，失败后被收编，并把他们安置在今甘肃河西地区，建立了“骊”城。汉朝军队收编这支古罗马共和国的残兵，派它协同驻守在我国河西地区。时间距今约为2025年。1989年3月，中外学者在一张公元前9年的地图的帮助下，已进一步确定该城位于兰州西北约30O公里的永昌镇附近，并准确地找到了这处废墟。甘肃永昌“罗马城”将在近期内开始挖掘，届时随着这个历史之谜的索解，将为人们了解古代中西交通提供了又一个生动有力的事例。
恒逻斯战役中溃败的唐朝官兵下落怎样
公元7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强盛的大帝国，一是东方的中国唐朝，一是西方的阿拉伯帝国。这两个雄踞东西的大帝国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力强大。它们之间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两大帝国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公元751年的恒逻斯战役。
我国新疆和中亚各国在汉唐时代称为西域，到7世纪后期，那里绝大多数国家不是已经纳入唐朝的版图，就是成了唐朝的藩属，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积极向东方扩张。公元705年，屈底波就任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大帐设在谋夫城（今天土库曼的马里城）。屈底波肩负征服中亚的使命，多次对那里的一些小国用兵。经过数十年征战，阿拉伯人控制了中亚的一些地区，但足唐朝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要大一些。唐玄宗天宝年间，高仙芝出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管辖西域地区。由于高仙芝在处理石国（今塔什干）国王一事上失信于人，结果引发了恒逻斯战役。
恒逻斯战役发生在751年。阿拉伯人只有伊本·阿勒·阿西尔记述了这一战事，但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甚多。《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写道：“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即石国国王——引者注）无藩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护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但逻斯城，败仙芝军。”大食即阿拉伯、石国王子当时向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悉林请援报仇，总督派大将齐亚德统兵出征。高仙芝闻讯，率众深入700里到恒逻斯城迎战。两军会战五日之后，随唐军征战的葛逻禄部忽然反戈，与阿拉伯军配合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偕部将李嗣业、段秀实等苦战突围，返回安西城。
唐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只一小部官兵回到安西，其余大部分或被杀，或被俘，或逃散，其具体情况就很难弄清了。
首先，参加这次战役的唐朝官兵到底有多少人，也是众说不一。《旧唐书》说两万人，伊本·阿勒·阿西尔却说有7万人，相差极大。到底孰是孰非？中亚史专家巴尔托里德说7万是夸大了的数目。然而唐朝政治家、学者杜佑所撰写的《通典》卷一八五边防类说：“高仙芝代石国于恒逻斯川，七万众尽殁。”与伊本·阿勒·阿西尔的记载吻合。杜佑是当时的官员，这段文字是根据其族子、亲身参加过恒逻斯战役的杜环提供的材料写成的，比较可靠。《旧唐书》为什么只写两万呢？问题是参战的高仙芝军除唐兵以外，还有很多西域兵。白寿彝先生在《禹贡》半月刊35卷11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唐朝“当时实际参加战争的军队最多不过两万人”，但协助唐军作战的蕃军人数却很多。因此，很可能参加此役的唐军只有两三万人，而随唐军征战的西域兵有四五万之众。不过，这种人数上的区分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真实情况还有待弄清。
现在来看高仙芝所部军队战败后命运如何。《日唐书》卷一零九《李嗣业传》云：“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数千人回到安西是实，其余皆“为大食所杀”却明显有误，因为被俘的不少。而伊本·阿勒·阿西尔说7万唐军5万被杀，2万被俘，似乎无一人生还，也有讹误，因为有数千人逃回确是事实。还有这数千人全是唐兵，还是包括了西域兵？据《旧唐书》前后的逻辑，似乎没有把逃脱的西域兵计算在内。而西域兵确有不少比唐兵先逃走，《李嗣业传》中就有“跋汗那兵众先奔”并且阻塞了道路的记载。因此7万人中逃回的不止数千，5万被杀、两万被俘的说法也不准确。到底多少被杀、多少被俘、多少逃脱，现在还是一笔糊涂帐。说两万人被俘，同样不一定准确。但被俘的人数也不会很少。而这些俘虏是怎么度过余生的，这恐怕永远是个历史之谜。
据现有文献记载，有一部分被俘的唐朝官兵被编入阿拉伯军队赴西亚作战去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杜环也是战俘，他被派往叙利亚、地中海一带打仗，尔后又到过秋萨罗（西班牙）、摩邻（摩洛哥）等地。杜环762年回国后写了一部《经行记》，叙述自己被俘后辗转各地的生活经历，可惜原书已经散佚，部分内容因收入《通典》才得以保存。如生动地记述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风习：“不食猪狗驴马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
除参军打仗外，还有很多俘虏被阿拉伯人当奴隶使用，有些留在中亚地区服劳役和做工。俘虏中有不少能工巧匠和知识分子，因而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带到了中亚乃至西亚、北非各地。其中最突出的是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出去了。早在公元10世纪，一位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就写道：“中国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另一位阿拉伯学者塔利比写得更详细：“《旅程和王国》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纸是由俘虏们从中国输入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沙利之子齐亚德所有，在俘虏中找到了纸工。”到10世纪，撒马尔罕成了世界闻名的造纸中心。产品远销到欧洲。尽管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造纸术西传早在恒逻斯战役之先，但是战俘们教会撒马尔罕人造纸是不容怀疑的。
参军作战的唐朝被俘官兵有多少，结局如何，已无从知晓。造纸工不会很多，其他被俘的工匠有些什么贡献，也无可考。特别是那些做奴隶与苦工的俘虏，人数恐怕最多，命运也最惨，也更无蛛丝马迹可寻，可能永远沉入了历史的海底。
阿拉伯大将屈底波踏上过中国领土吗
屈底波是阿拉伯帝国的著名将领，曾率领阿拉伯军队占领中亚广大地区，并在这里传播伊斯兰教，死后被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奉为圣人。他的全名是古大白·本·穆斯林，中国古籍将其名字古太白译作屈底波。
屈底波的祖父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哈福赛的兄弟。公元696年，伊拉克发生反抗运动，总督哈贾吉被围，屈底波应募参加镇压有功，从此在哈贾吉麾下任军职，大受宠信。公元705年，屈底波由哈贾吉推荐，被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任命为呼罗珊总督。翌年，他来到谋夫（今土库曼的马里）就职。交给他的使命是要他征服中亚。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首先在谋夫以古兰经来号召人们参加所谓的圣战，征集军队，筹备粮秣。次年，攻占吐火罗及其首府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歇里夫西），以巩固后方。随后，多次渡过阿姆河，进攻河中地区，相继征服粟特的布哈拉（即中国史书上的安国），撒马尔罕（康国）。最后，在公元713～715年，他领导一支远征队深入药杀河各省区，特别是拔汗那（大宛国）。这样，屈底波就在近代以中亚诸汗国著称的这一地区，建立了名义上的穆斯林政权。
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时所统辖的军队，总共只有5万余人。但是，中亚地区当时处于分裂状态，众国林立，互不相援，终被屈底波各个击破。这些国家本来都是信仰佛教的，设有许多佛教寺院。屈底波来后，亲手焚毁佛像，强迫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等地后来便成了阿拉伯文化的中心，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苗圃。
屈底波率领阿拉伯军队进入药杀河地区之后，是否还曾继续深入向前进军？据说，哈贾吉（倭马亚王朝实权的操纵者）曾对屈底波和另一将领穆罕默德许诺过，先进入中国领土者为中国总督。穆罕默德后来去了印度。而据阿拉伯史学家陀跋里所著《编年史》，以及其它史学家的记载，屈底波进行最后一次远征时，曾越过帕米尔高原和勃律等地，于715年到达了中国的喀什噶尔（新疆喀什），甚至深入到中国本部。屈底波至喀什噶尔后，曾遣使臣霍贝拉带着马匹和其他物品来到中国唐朝，令中国皇帝前来臣服，并警告说，屈底波已发誓，必践中国土地。中国皇帝乃遣亲王四人，携带中国士若干，叫屈底波去践踏，以应其誓言。但对此事，中国史书却无记载。这样，历史上的一桩疑案便产生了。
1873年，阿·万伯里在其所著《布哈拉史》一事中，采用了陀跋里的叙述，认为屈底波率军到了喀什噶尔，并且铺陈其事，加以论证，就使此事传播开来。
1921年，英国学者吉布曾著专文考核此说。他认为，屈底波到达喀什噶尔仅仅是一种传说，此传说的产生显然是要作为一个预告，叫屈底波的后继者们去征服此地。因此，在屈底波之后，于738～748年担任呼罗珊总督的奈斯尔·伊本·赛雅尔不能不去征服据说是屈底波先前征服过的大部分领土。
俄国学者巴尔托里德在其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也说屈底波到达喀什噶尔一事为不可能。
我国学者王治来在1980年出版的《中亚史》第一卷中认为，所谓屈底波到达喀什噶尔，仅仅是一个虚构的事实。他说，公元713年，屈底波的恩主和靠山哈贾吉死去。翌年，哈里发瓦西里亦死。瓦西里的兄弟苏来曼继位为哈里发。这对屈底波是极为不利的。哈贾吉曾经支持前任哈里发希望传位其子而不让苏来曼继位的企图。所以苏来曼深为愤恨，即位后即追究哈贾吉的党羽，这就把屈底波也牵涉进去了。屈底波得到苏来曼登位的消息时正在费尔干纳。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危险，就召集自己的部属表示要叛变哈里发而独立。可是没有人响应。恰恰相反，在他退入内室时，其部属一拥而入将他杀死。时为回历96年助勒·希哲月（公元714年），死时47岁。其坟墓在费尔干纳的安集延，称为，“伊马木·舍里·屈底波之墓”。王治来认为，由于屈底波还在费尔干纳时即被其部属杀死，“他所征服的范围，总的看向北基本上未进入巴尔哈什湖西南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向东则未能越过帕米尔而达到塔里木盆地。”而且，就是塔什干、费尔干纳、布哈拉、撒马尔罕以及阿姆河流域诸地也并不甘心于接受阿拉伯的统治。他们习惯于接受中国唐朝的封号，向中国朝贡和进行贸易，并一直在同唐朝维持关系。一当阿拉伯的统治削弱时，他们就来请求唐朝支持，以便驱逐阿拉伯侵略者。
当代美国学者希斯在其《阿拉伯通史》一书中也说，哈贾吉虽曾应许他的两个大将之一，穆罕默德或屈底波，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但是“他俩都没有能跨过中国的国界”。
“无敌舰队”究竟是怎样覆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