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汉朝东方朔撰写、实则是六朝人伪托的《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猛兽一头，帝（汉武帝）见之，……问使者：‘此小物可开，何谓猛兽？’……使者曰：‘……猛兽一声叫发，千人伏息’。……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音，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兽舌舌也唇良久，忽叫，如天磊雷震雳。……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使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许久咸定。”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大辽水》引《博物志》也记载说：“魏武于马上逢狮子、使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吼呼奋越，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赶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逐杀之，得狮子而还。末至洛阳四十里，洛中鸡狗，皆无鸣吠者也。”虽然，这两本书记载的猛兽均是真的，而且凶狠异常，如用以战事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书中均没有详述这类猛兽的具体形状，也没有用于真正的战事上。
有人认为，真正使用猛兽作战，而且在史书上有详细记录的是南北朝的宋朝《宋书》第七十六卷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派宗悫反击割据岭南的林邑的侵扰，宗悫起先屡战屡败，原因是敌人驱赶大象群作战，大象象皮很厚，普通刀剑不易伤着，宋兵无法抵挡，总是败下阵来。宗悫在失败后沉思，狮子为百兽之王，大象应该是惧怕狮子的，于是他命士兵做了许多假狮子装在车上。再次作战，当林邑又一次驱赶象群前来时，宋军将狮车推到阵上，大象见到狮子，嗷嗷长鸣奔回阵中，敌营大乱，宋军趁势掩杀，大获全胜。
驱赶猛兽作战以壮军威、掩护士兵进攻的战术，在历史上还有多起，如北宋宰相王安石同意广西周士隆的建议多造车辆，以抵御南边一些小国以象阵作战骚扰；明末张献忠死后，他的义子李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常常驱象作战，使清兵惊溃，死亡遍野，他有战象13头，俱名以美名、封大将军。
综上所说，在我国古代，有过驱象作战的事例，这是确凿的，但究竟从何时起，还无法定论。
周代有军一级编制吗
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西周初期就开始扩大武装力量，组建了大量新的常备军部队，军队的编制体制也有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人们的共识，但对周代是否有军一级编制却有不同见解。
历来兵家学者都将《周礼》记载的军，作为西周有军一级编制的重要依据。据《周礼·夏宫》记载：“凡军制，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五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一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礼》称西周已开始实行征兵制度，大约乡遂中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比（五家）编伍（五人），闾（二十五家）编两（二十五人），族（一百家）编卒，党（五百家）编旅（五百人），州（二千五百家）编师（二千五百人），乡（一万二千五百家）编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在家称比、闾、族、党、州、乡，军中称伍、两、卒、旅、师、军。在此前后成书的一些史籍，也都有西周存在军一级编制的记载。例如：《国语·齐语》有“五乡为帅，故万人为一军”；《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也”的叙述。唐、宋、明编纂的《通典》、《通志》、《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均转载了《周礼》中关于“军、师、旅、卒、两、伍”编制的文字，却未见与此相悖的论述。历代军事史学家，也深信西周有军一级编制存在。
据史籍中有关西周兵力作战情况来看，周代可能有军一级编制。《伯木懋父教》称：“大夷反，王命伯懋（卫国君）以西六师、殷八师东征。”《小孟鼎铭》云：“鬼方南窜，周公与成王大举征讨，俘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将其驱回晋北”，《诗·小雅·采芭》记载有周宣伐楚，调成周八师和中原诸侯国军队，出动战车3000乘。西周后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共22师，各诸侯国和卿大夫还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常备军总兵力达数十万人。这样庞大的军队，这么多师的单位，如果师以上没有一级组织，直接由周天子指挥管理，就是有司马协助，也将是非常困难的。再说，西周后期师以下基本上都是“五五制”编制，设立军一级组织统管若干师，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总领条，有“西周军制沿袭殷夏，而有所发展，严格执行‘国人’从军，据《周礼·夏言》记载，已形成军、师、旅、卒、两、伍的的编制”的论述。台湾的军事著作《中国历代战争史》称：“周军编制为军（五师、兵车125乘、战斗人员12500人、将）；师（五旅、兵车25乘、战斗人员2500人、帅）；旅（五卒、5乘、战斗人员500人、帅）；卒（四两、一乘、战斗人员100人、车长）；两（五伍、战斗人员25人、两司马）；伍（战斗人员5人、伍长）”。
有的论者则认为，周代国家军队最高编制单位是师，军一级行政单位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
（1）《周礼》所述难以为据。古文经学家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近人曾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的作品。西周铭文中经常提到的固定编制是师，《春秋》、《诗坚》等古籍中未见军一级编制，由于先秦史料匮乏且难免有误，《周礼》可能是混合了西周时期的产物。《中国历代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认为：周王朝国家常备军的最高编制单位是师，《周礼》既记有周代的制度，也杂采了许多春秋战国时的制度，西周出现军一级编制的说法不可靠。
（2）军并非专指军一级编制。“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军，是泛指军从或武装力量，而不能理解为军一级编制。西周时的“军”含意甚广，古籍中的“军”存在着多种多样解释。例如：“王毁军而纳少师”（《左传·桓传》）军是指军队；“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左传·隐传》），军是指行军；“王亦能军”（《左传·桓传》），军是指统帅与指挥；“军於瑕以待之”（《左传·桓传》），军是指驻军；“罗与卢戎两军之”（《左传·桓传》），军是指攻击。《历代兵制浅说》认为，古籍中用军的地方，并非指军一级行政单位，正如古籍有的称“西六师”也有称“西六军”一样。
（3）周代没有建立军级单位的迫切性。据《成鼎》、《舀壶》、《小雅》等典籍所载，周天子直辖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三支武装力量，总兵力仅20多万。西周时从中央到地方诸侯国均设军事行政长官司马，具体职掌军赋、兵器、指挥军队和护国器与宗器，并采取分区而治的办法。例如《旬子·王制篇》有“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左传》有“司马之节”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明，没有军一级行政单位，周天子统帅全国军队并不困难，设立军一级编制的必要性不大。
那么，西周有没有军一级编制？还需进一步考证。
寓兵于农始于西周吗
寓兵于农是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众多兵家学者所关注。它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众说纷坛，难以达成共识。
《庄子·盗跖》称“黄帝前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子·画策》云：“神农之师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此可见，五帝以前很少战争，没有专职军队，不存在寓兵于农的问题。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制的军队，平时由少数不参加生产的贵族上层组成卫队，战时以其为骨干征集大量平民组成军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中国军事史》军制）。商王朝建立了右、中、左三师（《殷契粹编》：“丁西贞作三（师）右中左”），以贵族为骨干的国家军队，仅9000人。从以上情况看，夏商军队的数量少，成员多为不参加生产的贵族，奴隶不能参加军事活动（《易经》：“高宗伐鬼方……小人（奴隶）勿用”），当然也寓兵于农的必要。
有的军事史学者认为，商王朝已开创寓兵于农的先河。从商代甲骨文和《周礼》、《左传》、《诗经》看，武丁时期就开始实行军民制度。军队采取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先在贵族中固定各级指挥官，再将适合服役人员登记列编，使“平时任户计民”以预定其军籍，做到：“人有隶属之，军有所统之将”。在编甲土（多为平民）、徒兵（农业奴隶）并不脱离生产，而进行短期时、御和使用戈、矛等武器的训练。战时指挥官逐级下达征集令，迅速按编制集结出征。《左传·隐公五年》；“故春、夏苗、冬狩，皆于农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整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农，士、农、工、商均服兵役的实际情况。
军事学术界的多数专家学者则认为，寓兵于农是始于西周。《禹鼎》、《滔壶》等史籍记载，西周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周天子直属的常备军二三十万。当时生产水平很低，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除少数贵族成员以外，所有士兵均须参加农业生产。《国语·周语》：“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管子·小匡篇》：“商工之乡六，土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周王朝每年军事演习三次（《周礼》称四次），在农闲时进行。所有役龄内的人员，无论是否在营都要参加。演习通常还与四猎结合，演习完即进行狩猎。
有的军制专著还认为，西周还建立了相应的制度，配合寓兵于农的贯彻实施。据《史记》等古籍记载，周代的井田制与兵制结合紧密，人民“划井而居”，因井田而缴纳赋税，税以出粟为主以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从军赋到征兵都体现了寓兵于农。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西周普遍推行了义务兵役制，乡遂之中大致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按比（5家）、闾（25家）、族（100家）、党（500家）、州（2500）家、乡（12500家），编成伍、两、旅、师、军。在乡称比、阎、族、党、州、乡，在军称伍、两、卒、旅、师、军。周王朝初期大规模战争很少，以后也不是战火连绵，实际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备征，7家（另一说10家）轮流有一人在营服役。口粮、衣服自备，战车、马匹、兵器等装备由国家供给。以（《周礼正义》：“六乡之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军、马、牛出于官）”。一旦发生战争，未在营的适龄人员，根据需要被征召人伍，使作战部队编制满员。
西周时军训与教育和生产结合紧密，也充分体现了寓兵于农的精神。《周礼》称：“乡有痒，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礼记·学记》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痒、术（遂）有序，国有学”。学校不分文武，教育内容为六德、六行、六艺。小学学习个人技术性的礼、乐、御、书、教（《周礼·大司徒》）大学学习六德、六行等理论，结合军事演习，学习集体性的礼、乐、射、御及战阵指挥等知识。“国人”每年参加短期受训而不脱离生产劳动，少数贵族常年在校学习。
军事学术界有的还认为，寓兵于农始于西汉的屯田兵制。汉文帝时，开始推行屯田制，徙民皆习武耕种，抵抗匈奴入侵。武帝时，为消除戍率更代之烦和安定边防，在西北边民新设六郡，“开田官，斥塞车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设有屯田校尉、护田校尉、农都尉等官职，自敦煌到盐泽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以后各帝进一步发展了屯田兵制，使数10万屯回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像这样的兵农一体，亦兵亦农，才是寓兵于农的开端。
方阵始于何时
方阵是古代军队作战时采用的一种队形，是把参战部队（车、步、骑兵等）按照作战要求排列的阵式。一般按古代军队的编制，以伍或队为基础，组成包括中军、左拒（矩）、右拒（矩）在内，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根据作战规模的不同，能大能小，大方阵可达万人以上；按照不同的作战情况，内容有多有少，有分有合，“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变化多端。可以说方阵是古代一种适应各种情况的用兵方法，所谓“阵雨后战，兵法之常”，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方阵是何人何时创造的，看法不尽一致。
一说是黄帝时代产生的。据《李卫公问对》记载，方阵为黄帝创造。“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考其辞云：四为奇，四为正，余为握奇。奇，余零也。”这种“握奇阵”，实际上是将一支军队分为八个小方阵，四正四奇总为八阵，按井字形、环形配置，大将居中掌握，称为“握奇”。部队环卫前后左右，形成八个活动区。做到一处受敌，多方可救。“其形井字，开为九焉，五为阵法，四方闲地”。李靖（李卫公）认为，黄帝创立的这种方阵是阵的最初形式，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这种八行方阵演变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的“八阵”，实际是一阵。“天地风云”原本是旗幡之名；“龙虎鸟蛇”，原本是队伍之别。要不然打一次仗旗号帜别那么多，为何只有八种呢？
但是，有人认为上述这种方阵，来自黄帝最早所立的“丘井之法”（八家为井，十六井为丘），并没有用于战争实践。传说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境）发生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文中所指的猛兽，实际上是以动物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并非真正的兽类。从记载实战情况看，并未列成方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历代军事史分册）载，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蚩尤率领所属72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鹘等为图腾的氏族，九战九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吹号角，击鼓，乘蚩尤迷惑、震慑之际，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这一仗是否按黄帝创造的方阵列阵，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另一说是周代时出现。据明代何良臣在《阵纪》中记载，传说中的方阵，是周代齐国的始祖吕尚（姜太公），改变黄帝的握奇阵，“画为九区，方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阵也”。何良臣认为，这种阵是按井字形画为九个方阵，前为天阵，后为地阵，左右为人阵，名为三才；按金木水火结构，十居井字形中央，其他分居四角，称五行阵。三才、五行实为一阵，交战时可布奇兵，奇正能互相变化使用，出奇制胜，进退无常，变化多端。传说吕尚在辅佐武王灭商时，曾使用过此阵。一说是在灭商的战争中，逐渐创立的。据《史记·调本纪》记载，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1世纪），率兵车30O乘，虎贲3000人，仟赴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先列阵布兵，“阵师牧野”（陈与阵同义）；后庄严誓师（史称“牧誓”），声讨商纣罪行，激励斗志，要求保持阵形严整，并令吕尚率一部精兵攻击商军，商军土崩瓦解，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阵是在军队普遍使用金属兵器的春秋时期形成的。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记载，方阵是军队使用金属兵器作战的基本队形。其基本单位是各基层单位组成的小方阵，由这些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形状可方可长。排列方法“必薄中厚方，居阵在后”。即中间兵力少。四周兵力多，机动部队位置靠后。中间兵力少可以虚张声势，四周兵力厚可以粉碎敌人，机动兵力靠后，可以灵活的使用。有人认为这种方阵，内外相维，四面如一，攻守结合，有正有奇，虚实并用，战车、步兵、骑兵都能使用。这时的方阵，已经是智谋与力量的结合，并进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