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孩童正在处于贪玩好奇的阶段，何以能舍却讨人喜欢的鹦鹉？这都是祖母太皇太后平日教诲之故。原来，其祖父太宗皇太极，生前即有过拒收精灵鸟鹊的动人事迹。此外，幼帝康熙的智慧还体现在他从不饮酒，尤其在对待抽烟上。他在一次南巡时，在山东德州驻跸安歇，他发现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元龙和检讨史贻直爱烟如命，不能释手，于是他给了每个人一只水晶烟管。谁知道二人用这只水晶管吸烟时，只见火焰腾起，直烧嘴唇，此时他们才明白皇帝的用意，从此再也不吸烟了。康熙一看自己的主意有了成效，初次禁烟就成功了，于是便布告天下，严禁吸烟，蒋学士、陈锡为此事赋诗云：“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怀。琼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
在《庭训格言》中，康熙曾告诫子嗣们说：如果当皇上的人想让法令行得通，惟有本身带头执行，他人自然也就服从。比如说抽烟之事，虽然无碍大业，然而火灾的发生由此引起者居多，所以我时刻禁止。
5．御门听政，从善如流
勤能补拙，业精于勤，是智者成事之法宝，博采众长，积沙成塔，为慧者超人之捷径。智慧如康熙者，岂有不知之理？
亲政后的康熙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厉始图终，勿宜有间”；“朕虽凉德，上慕前王之盛世，凛遵祖宗之家法，思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
据《清圣祖实录》的有关记载，康熙对御门听政制度坚持得非常严格。日以为常，风雨无误。每日都是“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夏早六时，秋冬早七时，必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即使在紫禁城以外的地方，他也坚持每日听政。如住南海瀛台时即于瀛台门听政，驾临玉泉山时即于前亭照常听政，出巡途中接到奏章报告也总在当晚召随行大学士等于行宫研究处理，南海子（南苑）行围期间则是夜晚“举火读奏章”，认真批答。居住避暑山庄时，即于内午门、烟波致寝宫或“万壑松风”等地接见官吏，批阅奏章。畅春园澹宁居和圆明园勤政殿，都曾是他听理政务的场所。
康熙热衷于御门听政，既是反对权臣鳌拜的需要，也是对辅政时期政治的重大改进。因为在辅政时期，诸司章奏都是要等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辅政大臣等少数几个人于内廷议定意见，汉大学士不能参与其事，鳌拜等人便借机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改动，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御门听政则使年轻的康熙皇帝走出内廷这个狭小的圈子，可以与朝廷大臣广泛接触，从而考察其优劣，亦可团结他们，取得支持，增强铲除权臣的勇气和信心。听政时，康熙与大臣们面对面共商国事，而且官员也比较广泛，包括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从而对辅政大臣的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某些擅权越轨行为也能及时发现而制止。如有一次，殊批红本已发科室抄录，而鳌拜又取回了改批，此事被给事中冯溥发现，当即奏明皇上批驳，康熙就此给予嘉奖，并责令辅臣以后“当益加详填批发”。又一次，康熙与辅政大臣共读课文，而鳌拜漫不在意，立即遭康熙申斥：“此内有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须对此慎重！”捉拿鳌拜后，康熙还采纳御史李之芳的建议，恢复大学士入值，当日票拟章奏的旧制，以“杜任意更改之弊”。为此在次年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增强其备顾问的属性。
通过御门听政及时了解下情，康熙帝直接处理并不断改进政务。他认为：“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理极当乃获实效。”因此，他最反对臣下“附会、迎合”，而鼓励各以所见直陈。他曾对臣下说：“朕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此尔等所共知也。”事实确真如此。
有一次，康熙发现自己每日早起听政，而部院衙门大小官员“俱分班启奏，甚或一部，分作数班”，认为“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于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降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俱著一同启奏。”此外，无启奏本章事宜的大小衙门满汉官员，“亦著每日同启奏官员，黎明齐集午门，俟启奏事毕同散。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齐集者，亦著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奏。”
这一举措虽好，但贯彻起来，操作难度大。因为诸臣不比皇帝，皇帝居住乾清宫，离乾清门很近，而诸臣则情况不一，有住居偏僻者，有经济拮据没有车马者，有步行和抱病而来者，又需提前齐集午门守候，因之每日三更早起，四、五更趋朝，夜行风寒，十分辛苦，以至日间办事，精神倦怠。大臣们都怕冒犯天颜，不敢上奏。最后有一小官吏，大理寺司务厅八品司务赵时揖上疏反映此事。
康熙得知，深深体谅诸臣苦衷，立即采纳，并于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规定：每日听政时间向后顺延一小时，春夏七时，秋冬八时，以使启奏各官从容入奏；九卿参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仍每日启奏时齐集午门，其他俱停其每日齐集，仍赴各衙门办事；必须启奏和齐集的官员中，如有年迈力衰及偶患疾病者，可向各衙门说明，亦免其入奏齐集。
此后，康熙还罢除了每日听政时侍班纠劾失仪者的科道官员，以使启奏官员畅所欲言；为照顾六旬以上年老大臣，还特降谕旨：“令其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官员们也担心康熙每天早起听政过于劳累，一再建议更定御门日期，或三天或五日举行一次。但康熙认为：“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厉始图终，勿宜有间”，如果做到“民生日康，刑清政肃，部院章奏自然会逐渐减少。如果一定要预定三日五日为常朝日期，不是朕始终励精图治的本意”。因此对臣下们的好意婉言拒绝。
康熙对大学士明珠等人曾说：“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至四方疾苦，民生利弊，无有上闻，朕虽凉德，上慕先王之盛世，凛遵祖宗之家法，欲与天下贤才共同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可见他念念不忘，励精图治，始终如一，是汲取历史经验的结果使然。
康熙听政，十分认真，各部院呈送之本章无不一一尽览，仔细批注，即使其中的别字都能发现，并予改正。其翻译不慎者，亦改削之，由于亲阅奏章，他对臣下处理政事敷衍塞责、手续繁琐等作风都能及时发现，并予解决，譬如内阁大学士草拟本章时不认真，不肯驳回那些陈辞滥调不可行的本章，“悉下部议”，康熙告诫说：“不可行者，若您下部议，既属无益，又涉令章奏繁多，反致应行事务延迟。尔等可以不准行拟旨，朕仍牢择而执行中。”针对一事物重复启奏的问题，康熙令会同启奏，不仅简化了手续，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而且经两部协商讨论后，所提建议往往更实际，不至舛错。
总体而言，康熙继承和发展的御门听政制度，对及时了解下情，发挥群臣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政务处理迅速及时，保证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康熙朝政生活的一大特点。
6．敬谨智自生，怠惰误聪明
谈起知识学问一事，很多人认为其中的天赋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康熙身为一国皇帝，说起自己拥有的知识的获得，自然不乏自我膨胀，其身边也当然少不了说奉承话、拍马屁的人，但对知识学问的由来，康熙帝却自有明确的看法。
由于向来皇帝有“真龙天子”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表明皇帝所有的才智也是天生带来的。尤其是康熙亲政后，从平定三藩开始，军政成就自然是一派辉煌，自然，天下人也少不得说他雄才超迈，皆由天授，绝不是常人通过学习就可以追及的。对此情景，康熙清醒且不以为然地说：“尔等试思，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必以敬谨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谨中来，何得谓天授，非人力也？”这就打破了才能“天授”说。
甚至，在他六十四岁时仍谦和平易地对大臣们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意思是说自己正因为这样，才由幼及长，一直十分好学好问。
自己既然已经学有所成了，所以，等到他上了年纪之后，他也就勉侍卫等人说：“尔等年少，且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
这就是康熙皇帝的学习观。但他始终不忘师长的作风，四处留心，又勤敬用心。正因为他有这种最基本的学习态度，所以也就决定了他治世政治思想的由来，早在康熙九年，他即谕礼部说：“帝王求治理，必籍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朕于政务余闲，唯日研精经史。”
人非生而即知，必须经过学习，学习已见成效的经验。这样说，作为一理性的取向就是向过去学习：过去的故事、人物、思想、方法、规矩，这所有的过去也就组成了历史。对于后来人而言，历史隐藏、甚至指示着现在的一切。现在隐藏、指示着未来的一切，在历史的面前，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历史的意义恰恰在于有益于活着的人、后来、未来的人。应当承认，历史本来就很不年轻，但是历史却是永远也不会苍老的，永生永恒的。因此，康熙把历史作为自身的必修课，是何等的光明之举。
实事求是地说，康熙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成气候的皇帝，但问题是想当一个千古流芳的明君的，又岂止只有康熙一个人，那为何如康熙者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却寥寥无几？这里面自然有很多的机遇问题。天资岂可讳言，但如果只是一味自恃聪明，往往又会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
由此可见，康熙自晓学而知之，正是其聪明人、大通达者的实话。
7．权臣跋扈，皇帝亲政
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康故而相安无事，但很快就出现了不安定因素。
主要原因出在鳌拜的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上。他是清初开国勋臣费莫东的侄子，骁勇善战，从一般的巴牙喇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赐号巴图曾，为后起诸将的佼佼者，这也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在另外三位辅政大臣中，他惟独不敢与索尼相争，因为索尼系四朝元老，从一等侍卫累升至内大臣、一等伯，深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与信任。遏必隆系开国勋臣额亦都之子，位至公爵，且与鳌拜同属一旗，但权力欲不强，遇事随声附合，却二人亦无龃龉。令螯拜最为不满的是苏克萨哈，他爵位虽低，只是个一等男加一云骑慰，却班次竟在遏必隆、鳌拜之前，且有可能代替年老的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因此鳌拜时时借机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并谒力拉拢与自己同属镶黄旗的遏必隆，使之为己所用。
康熙五年（1666年）初，鳌拜为了拉拢两黄旗，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达到孤立、打击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目的，蓄意制造了一场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圈地的事端。早在清太宗太极即位之初，他为抬高自己的地位，便将自己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将幼弟多尔衮三兄弟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从此种下矛盾的基因。
顺治初年圈占北京附近土地给八旗官员时，本应按左右翼顺序分配，两黄应优先分配，但多尔衮已为摄政王，便优先将永平府一带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而将保定、河间等地正白旗应得土地分给了镶黄旗，从而使两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但时过二十多年了，旗民各安生业，两旗间因分拨土地引起的不愉快已渐渐地淡忘了，但现在由于鳌拜对苏克萨哈等人的耿耿于怀，就想利用黄、白旗之间旧有矛盾，在三旗内挑起事端，竭力打击苏克萨哈等人。
鳌拜主意已定，于是在康熙五年正月使八旗以土地不堪为由而呈清更换，移送户部，试图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的形势，对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施加压力。当时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从安定国计民生出发，上疏反对置换土地，奏称：“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立驳回。”鳌拜见此计不成，于是破釜沉舟，血腥镇压，强制推行。他假传圣旨，使吏、兵二部将苏纳海等“拿来禁守”，革职交刑部议处，其他抗命官员亦分别处罚。
圈地事件之得逞，以及苏纳海等人的被诛，表明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已被打破。辅臣中之多数即可执行票拟和批红之权，启奏并决定重大问题，而不必一致同意。这便为个人结党营私、进行擅权乱政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太皇太后和年幼的康熙帝，使康熙帝逐渐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鳌拜开始有所戒备，并在此后听理政事过程中，多次对鳌拜进行抵制和斗争。
围绕皇帝亲政展开的斗争，则更加强烈了。
自鳌拜挑起圈地事件，朝内百官惴惴不安，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刑科给事中经维持首先上疏：“伏念世祖章皇帝于顺治八年亲政，年登一十四岁。今皇上即位六年，龄政相符，乞择吉亲政。”在百官推动下，辅臣索尼等亦于康熙六年三月奏清皇上亲政。同年六月，索尼去世。
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佐体制已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于是在七月初三，以“辅臣屡行陈奏”为由，须奏祖母太皇太后，经允许，定于七月初七行亲政大典。
是日，康熙皇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太和殿，躬亲大政，“王以下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宣诏天下。”
8．疾恶如仇，智擒鳌拜
韬光养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常用的政治谋略之一。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锋芒收藏起来，把踪迹隐藏起来，等待最佳时机到来后趁机而动。《旧唐书？宣宗纪》就记载说，唐宣宗李忱为光王时做梦都想为皇帝，但却把自己的野心深藏不露，“愈事韬晦”，最终如愿以偿，康熙亲政初年为顺利除掉专横跋扈的权臣鳌拜，也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谋略，被清人昭梿称为“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啸亭杂录·圣祖拿鳌拜》）。
圈地一事的发生，使朝内百官心里忐忑不安，极力要求皇帝亲政，康熙六年六月首辅索尼又去世了，眼看鳌拜一天比一天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像从前发挥它应尽的作用，于是就在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了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康熙开始亲理政事。
再说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哪料皇帝亲理政事，这样使他的希望终成泡影。但他又不愿归政，拉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的所作所为，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恼羞成怒，转而要陷害苏克萨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