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更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宰相，那就是削尖脑袋，巩固个人权位，却不惜残害同僚，阻挠他人崭露头角。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执政19年，使唐帝国走向灾难的深渊。史称李林甫“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面柔令，初若可亲，既崖阱深阻(言其阴谋诡计深沉)，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同时(宰)相若(张)九龄、李适之皆遭逐。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以王鉷、吉温、罗希奭为爪牙，数兴大狱，衣冠(之士)为累息。适之子霅尝盛具召宾客，畏林甫，乃终日无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号月堂。每欲排构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伤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滑，无能逃其术者。”其阴狠毒辣如此。为了杜绝边将入相之路，李林甫还建议玄宗凡边镇将帅都由“胡人”担任，致使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辖区广大，财源丰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后，杨国忠继承李林甫衣钵，忌才害能，把矛头指向安禄山，激起安禄山迅速叛变。战事起后，又逼害抗敌将领高仙芝、哥舒翰等，致使安禄山大军入京，唐玄宗仓皇出逃。李林甫、杨国忠培养出来的一群官僚纷纷叛变投敌，包括宰相陈希烈、玄宗婿张垍等人，而担当抗敌重任、挽救唐室危亡的全是被遗弃散居各地的英雄豪杰。
上有昏君，下必有邪臣。唐德宗李适信任的宰相卢杞，大得李林甫真传，除了阴谋害人之外，又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手段。德宗祖父肃宗时期的宰臣李揆，复出为礼部尚书，卢杞唯恐其再被起用为宰相，于是建议德宗命他为吐蕃会盟使，以七十余岁的老翁出使荒寒险恶之地，死于途中。颜真卿德高望重，卢杞为除去这颗眼中钉，建议命他深入敌境，说服叛臣李希烈，终死于叛臣之手。卢杞执政，激起“泾原兵变”，德宗外逃奉天。李怀光镇压叛臣立功，卢杞又挑拨李怀光与皇帝不和，致使李怀光也随而叛变，德宗又南逃汉中。因众怨沸腾，德宗不得已免去卢杞的相位，将其远贬澧州(今湖南澧县)，死于贬所，但德宗对他仍旧思念不已。昏君在上，大乱不可遏止。
四、坚定、沉着、果断——人心之所系
宰相是一国执政者，办事要有主见，不能随风倒，如果坚信是正确的，就要行之不疑。
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子产执政。公元前525年，天空出现彗星，鲁国管理天象的官员预测宋、卫、陈、郑四国将要发生大火。郑国主管祭祀的官员裨社声称，如果让他用瓘、斝、玉瓒作祭神器具，就可以避免火灾。按照礼制，这些祭具，裨社是不能使用的，因而遭到子产的拒绝。次年夏天，宋、卫、陈、郑诸国果然大火，子产镇定自若，积极安排各路人员扑救大火，维持治安，疏散人口，保护宗庙社稷，安排外国使节的去留，登记受灾家室，免赋役、供器材，事务井井有条，渡过了难关。此时，裨社又发表高论：如果不让他用瓘、斝、玉瓒祭神，郑国还要大火。郑国的民众受其蛊惑，也要求起用瓘、斝、玉瓒祭神。郑国大臣游吉也说：“国宝本来是用做保护民众的，大火烧及国都，国家危亡，既然瓘、斝、玉瓒可以救亡，何必爱惜!”但是子产不信邪，他说：“天道远，人道迩。天道、人道各不相涉，何以能从天道预知人道，偶尔言中，不足凭信。”坚决拒绝裨社的请求。此后，郑国并没有再降大火，裨社的预言落空了。子产在“神”的威胁下、国人的舆论中、大臣的劝导下，丝毫不为所动，信念坚定，态度坚决，须要何等气魄!
唐玄宗开元初年，关东蝗虫大起，为了挽救禾苗，宰相姚崇下令灭蝗，派使四出，动员群众。当时迷信观念严重，认为天灾不可抗拒，朝臣纷纷反对。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表宣称：“蝗灾是皇天的惩罚，理应修德才能消除灾害，用火烧土埋，将会招致更大的灾害降临。”倪若水自恃资格，拒绝朝廷使臣入境。姚崇指令说：“古代的好太守，能使蝗不入境，而今你处蝗虫大起，是不是你缺少德行的缘故？”唐玄宗本人也十分动摇。另一位宰相卢怀慎也认为：“杀生太多，感伤和气，恐怕要招致天谴。”姚崇说：“如果因杀虫招致灾祸，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和你卢怀慎无关!”姚崇也不愧为一个有魄力的宰相。宰相要有力排众议的勇气。例如王安石坚持变法，敢于和祖宗法制、天变和人言诽谤相抗衡，这种精神是应该赞许的，至于成败利钝，又当别论。
坚持正确的政策，并非说一定要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相反，凡属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听取众人意见，审慎从事，对部属虚怀若谷，不怕丢面子，失威信。三国蜀汉原有众臣签署文件发表个人意见的制度，董和对诸葛亮对于某事的处理持不同意见，双方反复论难，至于往返十次之多。诸葛亮十分赞赏，下令表扬。杨顒批评诸葛亮终日忙于批复文札，有失宰相体统。杨顒死后，诸葛亮痛哭三天。
宰相有时是全局的要害，他为皇帝所依赖，为万众所注目，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发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务必要沉着冷静，万不可表现出惊慌失措，使人心惊动。东晋时期，北方的前秦大举南侵，九十万大军压境，东晋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前线统帅派人到都城向宰相谢安请示，谢安默然不应。后又派张玄来京探问消息，谢安却带他到东山的别墅下棋。谢安的棋艺原来不是张玄对手，但今天，张玄因心中忐忑不安，频频失手。棋下完后，谢安独自去山野散步，回来后才对前线的来人镇静指画。淝水一战，大破秦军，战报到京，谢安棋意正浓，随手将战报放在坐床上，毫无表情，照旧下棋。及至棋下完毕，送客归来，因心中已知前线胜利，不胜喜悦，以至于过门槛时不觉脚下屐齿之折。可知谢安内心不是不紧张，心情不是不激动，而是他理解自己的地位，努力有效地自我克制。史书上说谢安“矫情镇物”，就是这个道理。
北宋时期，辽、宋两国南北对峙。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协同皇帝耶律隆绪率大军二十万南侵，占领黄河北部若干城镇，大军直指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跨黄河两岸，有南北两城，中间造舟为桥，是南北交通咽喉，一旦澶州失守，敌人跨过黄河，便是平原旷野，无险可守，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一日之内，宰相寇准一连接到五次急报却扣压不发，谈笑自如。次日，诸大臣向皇帝赵恒报告，赵恒大惊失色，询问寇准。寇准指陈形势，和另一宰相毕士安一起主张坚决抵抗契丹，并动员皇上御驾亲征以示决心。不久，契丹围瀛州(今河北河间)，又直犯贝州(今河北南宫)、魏州(河北大名)等重要州城，宋朝廷惊慌万状。副相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立即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另一副相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往成都。这都是逃跑的姿态，赵恒动摇不定。按当时形势，宋朝大军并未损伤，黄河以北的许多城镇仍在宋军的坚守之中，一旦皇帝首先逃窜，则敌军气势更旺，各路宋军则会不战自溃，北方城镇势将相继沦陷，宋朝廷也将前途莫测。寇准认为，主张迁都的人应该斩首，大敌当前，皇帝南逃，定会使军心涣散、民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局将一发不可收拾。赵恒无奈，只好随军北上。行至澶州南城，赵恒又动摇了，他对寇准说：“南巡如何？”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敌骑迫在眼前，四方人心不稳，时至今日，陛下只可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陛下如果不信，可问护驾将军高琼。”高琼在庭下高呼：“寇准说得对!”寇准乘机说道：“机不可失，立刻起驾!”高琼指挥轿夫立即起驾北进，渡过黄河，驾御北城城楼。宋军见皇帝亲临前线，欢呼雀跃，士气大振。赵恒回入行宫，一切委托寇准处置。赵恒派人到城楼查看动静，见寇准正在城上和人饮博，欢笑自如。辽军本来就虚张声势，大军压境，企图逼迫宋朝投降，不料攻城主帅萧挞览中箭身亡，宋军又摆开决战架势，如意算盘落空，加上后方还有许多城镇为宋朝坚守，契丹权衡再三，同意媾和。赵恒急于妥协，派曹利用到辽营谈判。曹利用临行前，向赵恒打探和谈条件底线，赵恒答允每年送银绢可至百万。寇准临时召见曹利用，对他说：“皇上虽答应百万，但如果超过三十万，我就要你的脑袋。”双方谈判，最终敲定宋朝每年向辽国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和好，称兄道弟。曹利用归来，宦官向赵恒传达成三百万，赵恒听罢，大为吃惊，继而又说：“事情了断，三百万也罢!”后来又听说是三十万，大喜过望，对曹利用大加赏赐，群臣歌舞华宴，赋诗相庆，此事就此“了断”了。由此，我们看出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某种机缘，一个有为的宰相，可以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宰相的优劣往往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好的宰相，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甚至可以“扭转乾坤”。坏的宰相可以导致国家衰败，社会动乱。一篇《长恨歌》，说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悔恨。实际上，李隆基悔恨的不是杀了杨贵妃，而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晚年“托付失人”。一个李林甫，一个杨国忠，弄得朝廷奸佞满朝，正人在野，诱使李隆基一步步陷入错误的深渊，终于使一个强盛无比的帝国急剧衰落下来。李林甫、杨国忠便是无数佞臣宰相的标本。
宰相是治理封建国家的中枢，是调节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杠杆，所谓“宰相器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适应治国的需要而形成的，它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