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当有进有退，一味地退，则失。此之谓冒失。有些人只能择其一故无所大成；聪明的人，能兼具两者，故超人一筹。如果拿李鸿章和曾国藩相比，即属于后者，李鸿章从曾国藩身上深悟了进退之道。曾国藩是儒将，也是军事家，他知道，有较量就会有胜负，负的一方如果负隅顽抗，可能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因而当退则退，退守之后再谋良策。退，也要讲究艺术。如果一味败退，对方必定乘胜追击，欲置己方于死地而后快，己方则难免再陷入被动的局面；如若佯进实退，明进暗退，则可悄然退出，保全自己。李鸿章在这方面大受启发。
李鸿章曾私下对同僚说：“曾公进退之法，令人琢磨。尤其是善察人面，可谓卓绝。”
曾国藩对进退之道另有体悟，他说：身当时任，首先应是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忍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期，没有一天不读书。曾国藩所受书籍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而且深厚。曾国藩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长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的深。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的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李鸿章最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点。
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大多像此类事情一样。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长久，军无战功，清政府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感觉惭愧，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鸿章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曾国藩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在李鸿章看来，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启程不得已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止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甚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三天，曾国藩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曾国藩伥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一月初九，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曾国藩“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此时，虽然眼蒙殊甚，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竟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曾国藩似乎要在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