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时刻
日舰本队转舵南遁后，“定远”、“镇远”二舰在后紧追不舍。双方近至二三海里时，日舰不得已回头再战，猛烈的炮战在此时达到最高潮。激烈的炮火中，日舰损失严重，各舰都已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下午五时许，“靖远”、“来远”修补完毕，恢复了战斗力，前来归队。同时“平远”、“广丙”及炮舰“镇南”、“镇中”，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都奉命出港会合，北洋舰队声势大振。5时30分，伊东佑亨见本队各舰多已受伤，无力再战，而北洋舰队集合各舰，愈战愈勇，便再次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不等第一游击队来会合，就继续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定、镇、靖、来、平、丙6舰在后尾追。北洋舰队速力不及，日舰开足马力，渐渐逃远。北洋舰队便停止追击，转舵驶向旅顺。历时近5小时的中日黄海海战至此结束。
黄海海战是世界上第一次蒸汽动力战舰的大规模战役，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久，在世界海战史上罕见，影响也非常深远。这次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的结果，日舰“西京丸”被击毁，几乎沉没；“吉野”、“比睿”、“赤城”受重伤；“松岛”丧失了战斗力，其他各舰也多受重创。北洋舰队“致远”、“经远”、“超勇”、“扬威”沉没，“广甲”逃脱后搁浅被毁，其余各舰皆受重伤。两相比较，中国方面的损失较为严重。战后，北洋海军将领及时反思，总结出几个主要问题：迎敌阵式一成不变；舰速迟缓，军械老化，弹药质量差；舰船单纯依赖进口；将领勇怯不同，致使战斗队形不整。“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
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的消息传出，国际舆论为之一变。
英国《泰晤士报》在战争爆发初期曾说：“战争之胜利必归于中国。中国强大之海军可阻止倭国军队之运送船，并在同倭国之海战中制胜。”
而到9月30日，《泰晤士报》再发社论，说英国决不会再想到“中国的友谊是值得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之类的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组织起来”。
一向关心这场战争的俄国报纸评论说：“日本所以兴起战端之近因，非惧于中国或俄国占领朝鲜，而完全在于向世界表明：日本为文明国中一充分成熟者而排除外邦之控制，谋国权之伸张，以保全国家之威严。换言之，无非日本于最近半个世纪艰苦奋勉于文明事业，今者接受合格之检验。日本发现舍弃战争不能以其他方法可以达到此目的。故此次与中国之冲突，与其说非策略之战争，莫如称之为发达之战争。”
来看看日本人的速度，《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万余发枪弹、约250万发炮弹。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14000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等到日军以15000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展开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36人逃生。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秩序已乱，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历时24日的威海卫战役结束，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清政府知道大势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兰儿，急于庆祝她60岁的快乐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有云：“中日战争耗时仅六个月便宣告结束。被视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一败涂地。这一事件使仍处于西方列强阴影中的日本陡然间信心大增。”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则描述了局外人的观感：“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1895年的4月，此时经过中日海军的威海一战，北洋水师已经全军覆没。中日开始议和。4月17日，《马关条约》最后签订，主要内容包括：
㈠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与倭国；
㈢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倭国，作为赔偿军费；
㈣倭国国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种货物制造，并可装运进口各种机器；
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
《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出，朝野哗然。
两江总督张之洞一周内两次致电总理衙门，力陈条约将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请求代奏阻止议和。翰林院83人联衔上奏，内阁官员155人联名条陈，反对和约。帮办北洋军务提督宋庆、山东巡抚李秉衡都上书要求拒约再战。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推举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奋笔一昼夜，写成万言上书：“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约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来自18省的1300多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来自高层的解释苍白无力，光绪帝在1895年钦定的谕旨中称：“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
需要翻译一下“天心示警，海啸成灾”，这一年的4月28日，天津塘沽口外发生了一次大海啸，“竟日夜风狂雨暴，海水漫溢，冲溃宏字定武等10营，铁路不通，电线四路俱断”。
这海啸没有发生在黄海上，不然甲午海战无从上演。在人心惶惶的时候，自然的异象成为最好的借口，反正京津一带立刻流传开来所谓“海啸是天和”的说法。今日看来，此类谣言既扰民心又有迷信，应该立即辟谣以匡人心，救灾以安民意。但在当时，连王公大臣都以此作为依据，上报皇帝称天象意在求和，否则还会天怒人怨。
这也许正是天朝需要的最好的梯子，那就和吧。
摘下手套的空心巨人，是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的，一个国家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败于同类的耻辱感将激起完全不同的反响，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日本代表的是近代进步势力，中国则是传统守旧势力的主要代表。甲午战争就是进步和守旧势力的一次交锋，是文明和野蛮国家的较量。日本获胜恰恰象征了进步文明的凯旋。”
伊藤博文如此评价中日甲午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