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蒋志清也不准备在这所学校里继续待下去了。他后来又去了本地另一所学校龙津学堂读书，但显然这所学校仍然不能满足他的期望，他转而又去了更大的城市宁波，在这里的箭金学堂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教师顾清廉。顾在课堂上时常会率性发挥，纵论时局，据蒋回忆，他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孙中山在海外革命的故事。
蒋遂有学武之志，不过他选择报考的是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他跟周树人的选择惊人的相似，所以此后三年，蒋之唯一要务是报考出国留学生。
在人生最初的选择中，周树人与蒋志清惊人的相似，他们不停地更换学校，为自己的梦想，随时可以抛弃已经选择的一切，他们最终的求学路径都指向了日本。
但是最终离开的时候，他们对日本都是既爱又恨。周树人没有完成他的医学学业，再度退学时他跟同去日本的朋友许寿裳说：“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他是医学所能治疗的吗?”蒋志清也放弃了他在振武学校的毕业证，他潜逃回国直接拿起枪炮，开始了自己的军人之路。
这个叫蒋志清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蒋介石。
倘若一滴水滴入整个海洋，它泛起的涟漪会在多久后才能掀起滔天巨浪？当潮水一般的人群涌向日本，当他们不厌其烦地将日本书翻译成中国书的时候，那些读着古书的孩子开始放下手中的线装书，学习ABC。
数量庞大的留日生绝少有从大学毕业的。大多数人读的是速成班，有很多人的确是“镀银派”，希望借留洋来混入上层社会。但是，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革命。1903年，在东京的反俄活动中，大约有500名学生投入这场革命运动。孙中山之后组建同盟会，入会者绝大多数为留日生。到1906年，同盟会的人员发展到963人，在东京入盟的就达到863人，其中著名者如蒋维乔、王天纵、黄炎培、杨昌济、范源廉、蒋方震等。
问题青年
1910年，19世纪的80后们面临三十而立的问题。
读了15年书之后，周树人终于得找份职业了。29岁的周树人学成归国，但是找工作并不顺利，在日本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医学，开始研究文艺。
一开始很失败，在日本的时候他开始尝试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寄作品，但是稿子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他继续坚持，没多久终于收到一封回信，其实是在他原稿上附了张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
最后，周树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找了份教书工作，有些学生是秀才出身，留着长辫子，许多年长的学生在背后开玩笑，有的说，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都比他大，还有的说，我的孙子比他还大呢。他们对周树人从日本学回来的新知识半信半疑。
不久，因为参与反对校长夏震武的学潮，结果两败俱伤，校长辞职，周树人也被炒了鱿鱼。此时的周树人心境相当寂寞，他经常去宿舍旁边的小酒馆里喝酒，自我描述是“囚发蓝衫”。
他的弟弟周作人则还在日本过着“游惰的生活”，白天偷懒不去上课，就躲在小楼上读各种小说，晚饭后，或者到附近三田看夜店，或者上神田保町一带逛旧书店。新婚燕尔的周作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的生活费则由他哥哥赚钱寄来。这年底，周作人本来还想继续这样的日子，准备在日本学习点法语。但是他的哥哥周树人写信说“法文不能变米肉”，家里为了供他上学已经“祭田卖绝”，实际上是山穷水尽了。
不能躺着吃闲饭了，25岁的周作人在这一年底也回国找工作。
1910年，23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高田陆军服役，他的主要任务是为骑兵清扫马厩，他后来认为这段艰苦的军人生涯是他人生最大的收获，他称之为“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
这一年，生于1890年之后的人们也迎来了他们的青春期。
毛泽东这一年16岁，他的父亲想让他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但是他却想到一个教授“外国课”的学校去读书，这一点他跟1903年的蒋介石有着共同语言。
读“禁书”成了这位学生的爱好，他的表兄文运昌送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两年前出版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限于地理原因，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读到的书似乎都比潮流晚了一两年，但是他很快地就投入到这股潮流中去。他似乎在重复周树人和蒋志清都曾有过的求学之路，他不停地换学校，曾经报考了一个警察学校，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后来他又选择了一个政法学堂和一个商业学校，考试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保险期替他的两个朋友当“枪手”，给他们各自写了一篇文章，于是三个人一起考进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他和朋友们流传最广的逸事是：不带一分钱，在湖南各地四处游学。这是因为他看到《民立报》上报道说，有两个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到达了西藏。这是那个年代的户外启蒙运动，毛泽东立刻身体力行。
他们追求一切新鲜的事物，并试图验证答案，已经渐渐失范的社会不能为他们提供新的准则，他们得自己建立。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是在黑板上贴了张大字报，他提名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则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1910年，18岁的胡洪则是一个问题青年，他在中国公学的求学生涯受挫，很是过了一段放荡生活，据现存59天的《藏晖室日记》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几乎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
他的老师王云五劝他有空的时候多翻译一些外国小说，他的朋友许怡荪则劝他去考留美生，于是他便换了个名字，取名为胡适，意为适者生存的意思，终于在这一年7月份结束了自己的浪子生涯，以第55名的成绩公费留学美国。
青春都一饷，他们的人生之路看起来颇为相像，但最终的结果却南辕北辙。在蒋志清前往日本的时候，周树人正在考虑归国谋职，这位早期的光复会的会员也是革命的鼓吹者，但对激烈的革命方式，他则略有怀疑。日本作家增田涉在回忆中提到，有一次鲁迅对他说：“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周树人没有去，因为他开始“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而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
蒋志清则扛着炸药包前往杭州，带着他从老家奉化找来的一批亡命青年们，开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当然他也给自己的寡母写了一封诀别信。
倘若因此来判断他们革命与否，当然显得浅薄，事实上，之后他们都将在同一个时代里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们或放纵，或行动、或怀疑、或追问，事实上也都在盲人摸象，试图号准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的病脉，他们最终选择的职业各不相同，但指向却极为相同，那就是——改变中国。
绝版青春
1912年到了，孙中山开始筹划着第11次的起义。
“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
这是黄炎培对1911年的回忆，现时仍能嗅到那个年代的狂热气息，武昌起义的讯息在资讯不太发达的年代里却传遍了整个国度，中国大陆随即烽烟四起。
这一年，在日本军队效力的二等兵蒋介石回国，率领从上海去的百余人组成先锋敢死队攻打浙江抚署衙门，江浙起义成功后，25岁的蒋介石出任沪军五团团长。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朱德这一年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司务长，32岁的他亦率领部队攻占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
正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的周恩来，则在那里回答老师说，他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8岁的毛泽东赶上了这一波风潮，他当即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湖南起义新军，被编入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7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在军营里，毛泽东每日参加课操训练。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在军队中，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做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毛泽东参军期间没有打过仗，而且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半年后就决定离开新军，毛泽东回忆说：“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听说三年学会全部法律课程后可以当法官，他便憧憬着“将来当法学家和做法官的美好前景”。
这一年的风云人物是“同盟会”的领袖者们，其时，孙中山45岁，黄兴37岁，胡汉民31岁，宋教仁29岁，汪精卫27岁。19世纪的80后们面对着新旧交集的世界，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出路、家庭的出路、国家的出路。当这一代人不能沿着原有的社会轨道通往上流社会，他们最自然的想法是重造一个社会。甲午一代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们被迫选择了与前人绝不相同的人生路径。
只有年轻人才能当革命者，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刻在了那个年代。1894—1949年的50多年，是中国从文化上融入世界的50年，也是一代人重新寻找和建立一个国家的历程。留日潮一代中，有太多后人无法遗漏的名字：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杨度、彭湃、鲁迅、郭沫若、沈钧儒、郁达夫、李叔同、夏尊、沈尹默、杜国庠、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庚款留美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开拓者，乃至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如叶企孙、吴有训、胡刚复、赵忠尧、施汝为、周培源（物理）、秉志、高士其（生物）、梅贻琦、顾毓琇（电机）、侯德榜、杨石先（化学）、张钰哲、钱学森（航空）、以及胡明复（数学）、何杰（地质）、周仁（冶金）、竺可桢（地理、气象）、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
当然，法国革命潮中的勤工俭学者中有更多熟悉的面孔：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
苏联，那是另外一个让青年们热血沸腾的地方。
有一所大学叫中山大学，曾经出现在那里的人包括：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
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军事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
千年一变到十年一变，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退休后的李鸿章对渴望立宪的梁启超，意味深长地说：“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家国恨，天下事。
甲午一代带着旧时代的体温，开始重整河山。50年后，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