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发布《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报告显示，微博已成为杀伤力最大的舆论载体，在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事实上，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热点事件都是由微博爆料，或者是依靠微博传播引发公众关注。包括郭美美炫富事件、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等。无论是重大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事件，还是公民权益，微博往往起到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首先让我们看看几起典型的“微博风暴”案例。
江西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县因拆迁引发一起自焚事件，由于拆迁自焚案例并非首次发生，所以起初这一事件并未引起舆论关注。但由于微博的介入，直接推动宜黄事件升级。9月16日，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媒体采访，在机场被原县委书记邱建国等工作人员劝堵，最后躲进厕所。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根据钟如九打来的电话和拍摄的手机图片，以“女厕攻防战”为题进行了持续40分钟的微博直播，引发大量网民“围观”， 大批记者、学者、律师、其他拆迁户和网民纷纷转发、回复，声援钟如九，声讨围堵行为使宜黄事件在网上急剧升温，结果，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长被免职。这一事件让“微博风暴”浪潮初显威力。
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用户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尽管中国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辟谣，但“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公众对公然炫富、郭美美来历以及红十会商业利益行为等系列问题的广泛关注。虽然各大微博和论坛随后纷纷删除相关贴文，但有关“郭美美”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根据“中原网”2011年7月8日消息，从6月21日至7月5日，搜索引擎上“郭美美”的搜索次数为362万次，其中新闻约1.7万条，网页1170万条，新浪微博106万条，腾讯微博54万条，网易微博3.3万条，搜狐微博1.9万条。英文媒体新闻113条，英文网页条数2.5万条，郭美美的粉丝数达到了44.3万。至此，“微博风暴”已将信息传播革命演绎得如火如荼。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7月23日20时34分，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发生动车追尾脱轨事故，引起网络舆论强烈关注，微博在此次事故的信息传播中表现突出，将微博信息发布快、传播途径灵活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截至8月3日14时，新浪微博有关“温州动车追尾”的消息138.5万余条，腾讯微博有关“温州动车追尾坠桥”话题的2188.4万余条，微博上大量的“全民记者”在事故救援和处置现场展开“现场直播”，很多最新消息都是通过微博首先披露并引发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微博在此次事件的信息传播、沟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及影响力、渗透力，大有超越传统媒体和其他类型网络媒体之势。
北京“7·21”特大暴雨灾害事件。7月21日白天至22日凌晨，北京城遭遇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凶猛、最持久的一次强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最大降雨点房山区河北镇达到460毫米。特大暴雨导致全市1.6万平方公里面积受灾，受灾人口190万人，政府早期公布因暴雨遇难37人，但随即遭到网络舆论的质疑，这种质疑借助微博平台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包括王小川、左志坚等一些实名微博认证用户公开发布消息称暴雨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政府公布数字，有微博网民还酝酿7月28日上街为“7·21”水灾遇难者祈福，要求政府公示真实伤亡人数，最终导致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26日向媒体正式公布了“7·21”特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情况。
类似的“微博舆论风暴”引发的一场场现实的公共危机事件，还在不断上演。“微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启了群言、群听和群论的大门，信息虽“微”，但，“微”中有政治、“微”中有洞见、“微”中有真理。微博带来的“微革命”不仅正在一步步改变着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和行动方式，而且越来越对政府信息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改变了信息生存和传播机制，对信息管控机制提出挑战。
在微博时代，“没有不通风的墙”，所有大事要事都“纸包不住火”，重要消息赶在官方正式公布前就被提前暴露在公众面前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突发事件被“加工”后才告知公众的方式。在“7·23”动车事故中，事故发生前7分钟，温州当地居民的微博帐号“Smm_苗”发出动车行驶缓慢的消息。事故发生4分钟后，车厢内的乘客的微博帐号“袁小芫”微博发布出第一条消息，称动车紧急停车并停电，有两次强烈的撞击。事故发生后12小时后，微博上相关讨论量已突破200万条，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可以说，微博的产生，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让社会上各种信息更加透明、对称。同时，正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所言，“大众麦克风”时代更容易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形成“官”、“民”两个信息场，而这个“民”的信息场逐渐展现出更大的权威，对政府的信息管控机制提出严峻挑战。
但从另一种角度而言，微博除了信息快速全面传播外，也成为事故救助的重要平台。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微博随即成了事发动车乘客的亲友发布寻亲信息的平台。事故发生13分钟后，乘客的微博帐号“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转发突破10万，2小时后该名网友获救。事故发生2小时后，官方在微博上发布献血号召，短时间内上千名微博网友前往血站献血，网友的的微博帐号“yaoyaosz”发布的血站实况转发突破10万。事故发生后12小时后，其中寻人的转发量已经超过了50万条，寻亲信息在微博上不断接力，有力推动了伤亡人员的救助工作。在北京“7·21”特大暴雨中，微博同样传递着强大的正能量，充当了广大网民发布求救信息和进行爱心传递最为重要的载体。新浪微博用户“亘秦”发出上百个小学生被困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基地求助信息，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转发两万多次，北京消防的官方微博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并立刻调派警力前往救援；新浪微博用户“夏芒”与女儿和其他人员被困云居寺，在微博发出求救信息后，得到众多网民的转发扩散，警方得到消息迅速出警，数十人因微博而快速获救。看到微博中的一声声求助，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纷纷冒雨开车前往机场组成了免费搭滞留旅客到城里换乘公共交通工具。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政府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有效支撑，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宝贵资源，它不仅对政府信息管控提出挑战，也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有效救助与处置提出考验，如果民间救援走在政府前面一步就会衬托出政府的组织工作落后，这就倒逼着政府部门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二、创建了全新的话语平台，改变了舆论的生存方式。
微博拥有天然的草根性，其用户大部分为普通民众，报道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人和事，流露的都是他们的真情实感，很容易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在现实社会中无处表达意见的人们在微博这一平台能够找到发出自己声音的场所，这使得各种事实、观点在这个场所彼此较量、修正、融合，随着多种意见的整合，就能形成一个个网络中的舆论场。这种网络中的民意对现实社会秩序中的公共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有着空前的影响，也为公民意识的培养带来积极作用。[《微博传播时代的微革命》，周来光、?范夏薇著，人民网2011年04月11日，http://www.*****.com/?GB/22114/206896/218794/14360664.html]可以说，微博问政开启了全民监督时代，给政府科学透明执政提出严峻挑战，从去年南京砍树事件到今年青岛种树风波，政府公共决策的一举一动都是好比在“透明房”里进行，稍微不慎，就可能被微博民意推到风口浪尖上。在北京“7?21”特大暴雨中，网民传房山部分受灾村民领物资遭拒、质疑警察三小时未救人，不少微博网民还通过发布各种对联、歌曲、顺口溜讽刺北京市政府应对“7·21”特大自然灾害处置不力。特别是北京市组织捐款，遭到诸多网民抵制。受去年“郭美美”事件影响，当前官方慈善事业公信力大打折扣，网民对有官方背景组织的捐款普遍持不信任和抵制态度，这次募捐倡议发生后，微博、QQ流传着网民各种调侃、谩骂组织捐款的言论、漫画、图片，一些知名人士也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就在其新浪微博上公开建议北京不要针对此次暴雨灾害进行全民募捐，消息称，“建议北京不要搞针对此次暴雨灾害的全民募捐，理由很简单：北京一点不缺钱，缺什么大家都懂的。北京有足够的财政支撑灾后重建和恢复，退一步说真的钱不够，随便停几个项目就是钱。募捐只有在最需要且是送给最需要的对象的时候，才能闪烁出人性的光辉。否则，让人烦、招人骂。”
有人说，网络舆论的威力或许并没有真正地“改变中国”，公共事件最终多流于高潮退去之后的一地鸡毛。但是，微博时代，“郭美美”、“我爸是李刚”的负面影响久久不能挥去，每次公共事件不断冲击着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信赖的底线，如果不去积极化解，必将累积更多不满的能量，随时捕捉社会“不公”与“不均”事件，引爆更大的“舆论风暴”。
三、催生了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助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新浪微博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与其一项小创新——名人微博有很大关联。新浪微博通过加“V”这种人工验证，使得微博成为一个更具可信力的平台。以往的“虚拟社会”，网民普遍匿名呈现，匿名成为虚拟社会通行的一大法则；但微博时代，似乎实名认证反而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背后有一个值得关注现象，那就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大量兴起。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微博技术最大创新功能“关注”机制，使得网民可以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这一对象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名人、草根英雄、机构。于是，“新意见阶层”和公民报道者大量出现，他们在网络社区的声音，往往比传统报刊、电视台在互联网上对公众更具有影响力，影响着舆论走向。根据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中国舆情网2012年3月9日发布的《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60后”和“70后”的中青年群体已成为微博意见领袖的主力，占到七成以上。研究显示，这些微博意见领袖平均年龄为47.5岁，日均发微博5.8条，平均粉丝数近98万。从社会身份看，前100位微博意见领袖主要可分为四类人，即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界人士。其中，媒体人上榜者占比例最高，达1/3，他们的微博平均评论数仅有172条，但在关注数量平均高达784人之多。[ 《微博研究报告显示意见领袖三成为媒体人》，中国新闻出版报3月12日， http://www.*****.com/?newmedia/2012-03/12/c_122824593.htm ]该报告列出的前50名微博意见领袖为：潘石屹、马云、任志强、李开复、郎咸平、李承鹏、陈光标、于建嵘、方舟子、李稻葵、贾平凹、芮成钢、王小山 、孔庆东、贾樟柯、张鸣、袁岳、慕容雪村、五岳散人、罗永浩、鲁国平、茅于轼、禹晋永、洪晃、路金波、司马南、许小年、闾丘露薇、阎连科、贺卫方、姬十三 、土家野夫、孙海峰、周鸿祎、石述思、吴稼祥、张显、邓飞、吴法天。
这些在微博中活跃表达且影响甚广的意见领袖，正逐渐承担起网络公民的角色，并助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特别是在“7·23”动车追尾、北京“7·21”暴雨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中，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个“人人社会”的公民自救现象，没有领头人、没有严密的组织，但这种以各自为中心的人人自救，恰是以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发挥了效率，这种社会结构看起来松散，但只要一个触点。一个“临时共性”的形成，就会发挥摧枯拉朽的力量。而这个“触点”可以是天灾、人祸，可以是公愤、国殇，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社会治安事件，借助微博这一平台，“临时共性”意见迅速传染，产生的力量比事件本身的影响更为可怕。一个社会最大的脆弱，并非经济落后或者外交乏力，它最大的脆弱命脉就在于“临时共性”的不可把控性。
四、为不实消息和不满情绪提供传播和宣泄渠道。
微博特有的信息传播机制为正面信息提供快速传播的同时，也为各种不实信息、谣言传播提供了温床，这一作用也是微博遭到各方批评和非议的最大原因。这其中有包括各种恶意制造的谣言，也有因为微博140字限制带来信息传播的“断章取义”。很多网民为了哗众取宠，或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争相利用微博“爆料”，其他网民看到后往往不加思量便转发，导致不实消息迅速传播。“金庸去世”、“蛆橘事件”、“皮革奶粉”、“抢盐风波”、“滴血食物传播病毒”、“军车进京”……微博诞生以来，各种虚假信息、恶意谣言就没中断过。从近年来网民通过境内微博发布不实或过期消息看，大致可分为八种：一是针对政策的，比如“中华骨髓库患者收费”的谣言；二是针对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问题的，比如“把老鼠变成乳鸽卖给顾客吃”的谣言；三是扭曲突发事件真相的，比如“某地全城戒严”的谣言；四是制造公共安全混乱的，比如“卖器官者在地铁口物色女生”的谣言；五是针对先烈英模，颠覆观念的，比如“张思德烧鸦片是‘脏无德’”的谣言；六是针对领导人的，如“《沁园春·雪》出自某某代写”的谣言；七是针对某个政府机构的，如“某地城管抓小姐”的谣言；八是混淆科学常识，造成误读的，如“顶花黄瓜涂避孕药吃了会绝育”的谣言。
网络谣言的成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信息在自然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导致信息失真，成为谣言。二是由于某些人基于社会性或经济性目的对信息进行篡改，主观恶意目的明显，形成谣言。这些消息，大多采用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捕风捉影、指鹿为马、配图不符、阴谋抹黑等手法。在微博自媒体时代，谣言这种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和新特征。很多谣言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对社会大众情绪心理和价值判断造成严重误导，有些不实消息还伤害部分群体利益，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另外，微博的跟帖评论由于数量众多，无法管制等因素，导致抨击、质疑政府工作的言论呈一边倒趋势，微博将网络的社会事件“放大器”和社会情绪“发泄器”这两大功能无限放大，形成舆论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