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8月，中共陕甘宁省委作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决议后，在驻防陇东的红一、十五军团、红军教导师和省委工作团的帮助下，陇东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是年11月，“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会”在西峰成立，由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窦志安任主任委员，国民党三区专员戎纪五、东北军一二九师六八三团团长赵绍宗任副主任委员。中共陕甘宁省委派左觉农、廉洁等参加该会工作。该会组建了抗日武装，创办了《大众日刊》，宣传抗日，并指导所属各县都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开展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庆环分区党委的领导下，陇东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首先，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尽量争取群众抗日运动公开化、合法化。1937年10月，以“陇东通讯社”名义在庆城出版发行了《救亡日报》，1938年3月改名为《救亡报》（《陇东报》前身），正式作为陇东特委机关报，成为一个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和鼓舞陇东人民进行伟大抗日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舆论工具。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1月29日在延安成立后，陇东各界的抗敌后援会纷纷成立。12月2日，庆阳县召开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庆阳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共产党方面派王维舟、何长工（抗大三分校校长），国民党方面派庆阳县党部书记刘谦、县长王致云共同监督选举，选出姚静波、阎庆云为后援会正副主任。根据形势需要，所有共青团组织均改名为青年救国会，共青团员均转为共产党员。各级妇女联合会改名为妇女救国会。各县农会、工会也相继建立。一时，各种形式的群众抗日团体遍布陇东各地，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其次，建立抗日民众武装，除奸反霸，维护地方治安，并为抗日前线的八路军训练和输送兵员。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抗日自卫军条例》，规定了抗日自卫军的性质、任务、队员条件、编制以及组织领导问题。12月，庆环分区结合抗战动员工作，整理与扩大自卫军，全分区（不包括华池）共扩大自卫军11629人，编为80个连、231个排、863个班，活动于各县、乡。分区成立保安司令部，吴岱峰任保安司令；各县成立了保安大队。为显示抗日武装力量，合水、华池等县后援会还举行自卫军大检阅，分别参加1500、2000余人。在抗日民众武装和各种群众抗日团体的紧密配合协助下，反动分子破坏抗日的阴谋和活动得到了及时揭露和严厉打击。1937年11月，曲子县破获了在木钵、马岭西区一带专门制造谣言、破坏抗日的反动组织“一心堂”，其魁首被处决。固北县破获了在庙耳掌区挑拨汉回民族关系、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并派人在保安大队进行策反的“义和团”反动组织，首要分子关天文被保安机关逮捕，一般成员自首登记，允许其悔过自新。1939年，正当镇原县委所领导的农会组织及自卫军迅猛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县政府出面阻挠和破坏，甚至动手抓人。镇原县党的组织在农会、自卫军配合下，组织领导了300多名群众到县政府请愿，抗议政府压制民众抗战，“要抗战，要民主，要自由”；七七。团驻军也派出政训员出面交涉，终于迫使县政府让步，答应了民众要求。这年3月，国民党三区专员钟竟成赴合水部署反共，欲查封抗敌后援会大门，后援会组织1500名自卫军游行示威，致钟退缩而去。12月初，国民党合水县西华池区公所借故抓去师家庄农会会员罗新桂，并企图送县严办。愤怒的农会会员和群众数百人围攻区公所，抓了区长张志斌等5人，缴保安队枪20支，捣毁了区公所。这些活动有力地捍卫了陇东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前方抗战以重要支持。第三，动员民众踊跃交纳救国公粮，捐献物品，广泛开展拥军优抗活动。庆环分区（缺华池）1937年交纳救国公粮1638．74石，借粮1800石；1939年仅环县交纳救国公粮2243石，202名青年应征入伍，500头牲口为八路军运送被服。全区当年捐献毛袜1118双、毛手套1267双、毡袜子1872双、羊皮手套890双、款1046元。陇东统战区捐献手套、袜子10000双，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华池县政府机关干部30人，每人捐手套一双，起了模范作用。1938年春节，分区政府拨救济款692．65元、粮13石、柴禾5000余斤，解决110户抗属的生活困难。与此同时，组织群众开荒种地，兴办互助、合作社事业，以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前方抗战。庆环分区于1938年春耕时开荒地64084亩，新正、新宁两县开荒地27883亩；曲子、环县、华池、新正、新宁5县组织起合作社1485个，有社员12025人。华池县在县长李培福领导下，当年10月份，各区建立木炭厂11处，油坊7处，木厂9处，瓦盆厂5处，马勺（一种盛水工具）厂8处，打猎场3处，织布厂1处，扩大合作社股金430元，成为陇东生产自救的模范。1939年，仅环县、曲子两县开荒地10万余亩，植树22．6万多株，有3．2万名群众参加了劳动互助合作。第四，组织群众扫盲识字学文化，发展社会教育，向封建陋习作斗争。1937年底，仅曲子、环县、固北3县办冬学58处，学员719名；识字班369处，学员2424名；夜校20处，学员225名。1938年，新宁县由群众集资建立起小学25处，县三科举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新正县共办夜校63处，学员1769人。华池县于1939年在柔远下李沟门创办五年制学校一所，第二年迁悦乐，学生120余人。妇女放足和婚姻自主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至1939年新正县在“放足委员会”的领导下，18岁以下女子放足者达到80％。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陇东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成为一块可靠巩固的抗战大后方。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进一步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斗争的意志更为坚定。本来还很贫困的陇东人民肩上又多了一副支援抗战的担子，但他们毫无怨言，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踊跃交纳救国公粮，帮助部队运输给养，捐钱捐物慰劳将士，自愿报名参军参战，坚决保卫后方治安。与此同时，认真进行自我教育，同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实行决裂，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穷乡僻壤的陇东，沸腾着抗日救亡的热潮，回响着民主运动的涛声，开创了一个团结、民主、进步的新局面。
）第二节 陇东军民反摩擦、反封锁的斗争
【国民党的反共逆流和我党的策略原则】 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同时，它又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为国内抗日人民所向往，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未改变，他们将陕甘宁边区看作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以消灭边区。
1938年2月，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通令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11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向陇东派员“严密监视”，诬蔑我抗日群众团体为“流痞之结合”，企图制止抗日活动，解散抗日组织。他给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发出指示，对八路军派员赴该县进行民运工作提出种种限制，明确指出如违反，“县政府得制止或解散之”。邹介民对此忠实执行，迅速命令各区一起行动，先后解散了平泉、新城、中原、屯字等地的抗日后援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庆阳的赤城、彭原、蒲川等地群众抗日组织也被解散。国民党宁县县长取消各保救国会，不准人民成立“保后援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接到报告后立即给予嘉奖，说“该县长所陈限制其活动范围，以免扩大赤化一节，颇有见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防共、反共文件，文件严格限制我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制裁一切进步分子及我党言论和行动，甚至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政组织。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又决定由“政治限共”到“军事反共”。在这种反动方针指导下，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从1940年春到1941年春及1943年前季．国民党在全国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一是陕甘宁边区，二是山西，三是冀南豫北。1939年5月，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妄图置边区于死地。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中，目的是要切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分割围而歼之。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在此期（1941年1月5日）。这两次反共高潮，均遭粉碎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和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介石的美梦就破灭了。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所遵循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自卫的原则，“有利”即胜利的原则，“有节”即休战的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保持独立自主，不放弃领导权。我党的这些策略原则，是对统一战线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充分体现了坚定的革命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是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新发展，对制止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秉承国民党五中、六中全会的宗旨，把“防共”、“反共”列成施政首要任务，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并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在陇东有两起摩擦事件是比较严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