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被经济学家们描述为“正在过大关”的3年改革，到2000年底，国企3年改革与脱困目标基本实现。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近2400亿元，国有资产总量达到了10万多亿元。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但是，在国企改革中，全国下岗职工人数逐年增加，从1998年到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500多万人，到2005年更是达到了3500万人。1998年，仅上海一地就累计有140万下岗职工，当初敲响“压锭”第一锤的上海申新纺织九厂，在1998年当年就有3000多工人不得不离开了工厂。
面对严峻局面，1998年5月，江泽民说：“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这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和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
江泽民要求各地党和政府，把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当下岗职工为改革的成本买单时，社会并没有将他们遗忘。对于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国家在制度层面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各地普遍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帮助这些原本在国有企业生活的人们寻找新的生活。
但是，在国企涅再生的过程中，几乎整整一代国企职工为此付出了代价，同时付出的还有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城市，下岗职工为国家的转轨付出的代价也许相对而言比较小，而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西南三线工厂里，那些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就没有这样的机遇了。他们为共和国的工业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甚至还有自己的子孙，待到应该颐养天年、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却不得不再一次为社会的发展付出代价。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市场经济的风光只会照耀到他们之中的少数人身上，更多的人则不得不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坚强地??活下去。
也许，多年之后，在历史的天空，人们会看到这3500万下岗职工的位置，以及他们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作出的牺牲。
在人类即将进入新千年的1999年，中国的西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来到西安，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这一天，一个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大战略浮出了水面。江泽民在座谈会上说：
“西部地区迟早要大开发的，不开发，我们怎么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中国怎么能成为经济强国？……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错误。”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在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过一个设想：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江泽民说，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作为一项影响中国未来的大战略，西部大开发涉及中国68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以及约3.7亿人，一旦启动，中国的经济版图将会发生明显改变。
第二年，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1999年11月20日，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船被命名为“神舟”号。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人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部。从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到实施西部大开发，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
“中国威胁论”：“银河号”事件和驻南使馆被炸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一个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中国在提速。任何一个关注世界的研究者，都无法忽视中国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当世纪之交人们因为“千年虫”而感到担心的时候，中国的网民在5个月时间里增加了整整一倍。
在这个10年中，中国的崛起和大国间力量对比的改变，成为全球风云变幻中最令人关注的现象。世界在惊讶于中国迅速成长的同时，另一种声音也悄然出现了。
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人们虽然对“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开始担忧，但是太平洋上的洋流并没有受到太大干扰，仍然年复一年地将充沛的降雨送到中国。人们发现，只要勤劳，这块土地就不会让他们失望。在平静的生活中，人们似乎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1990年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是《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街头录音机把这首歌送到人们耳边时，人们很难想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慨尔康”，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海湾的战火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旧世界在人们面前颠覆、解体。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大国竞技场上新一轮博弈正在悄悄展开。美国学者哈克特说：“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是“邪恶帝国”苏联的合适替代者，“黄祸论”的翻版“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发表文章《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村井龙秀由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992年8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断言：“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均势的不稳定因素。”几天后，《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响应。
不久，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刊登了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的一篇奇文《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这篇文章说，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将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开始赢得市场，一些国家的政客也开始为“中国威胁论”捧场。
1993年的夏天还没有过去，美国人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藏匿在一条名叫“银河号”的船上，正在运往伊朗。五角大楼的发言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这似乎是一个重大发现，百无聊赖的西方媒体一时间兴奋不已，它们开始卖力地炒作五角大楼爆出的猛料。美国人一口咬定这条船上有卖给伊朗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美国就要制裁中国。
得到这个消息的中国外交部感到很意外，立即展开调查。
8月1日，“银河号”的船员们发现，一艘美国军舰不远不近地跟在旁边。在船员们看来，与一艘军舰同行，倒也可以打发海上单调的生活。但是，船长张如德却觉得不大对头。第二天，更多的美国军舰游弋在“银河号”周围，架着照相机不停地拍摄。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飞到“银河号”上空，盘旋着不肯离去，那场面犹如好莱坞的战争大片。
8月7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提出强烈抗议。秦华孙说，中方的调查表明，美方所称关于“银河号”的情况完全失实，中国对美方所采取的这种毫无道理的霸道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但是，美国人更加坚信自己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他们决心乘胜追击。经过20多天漫长的谈判，一个相互妥协的方案出台了。“银河号”货轮进入沙特阿拉伯达曼港，由中国检查组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工作，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
8月28日上午，检查开始了，美国人从“技术顾问”变成了检查的主角，他们的职业精神使人叹为观止。在65摄氏度的高温下，这些美国人戴着防毒面具，身穿沙漠迷彩服，手提检查仪器，汗流浃背地钻到箱子底层，趴在地上一一仔细核对，似乎他们的“情报”马上就要得到证实。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使美国人的“检查”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9月4日，“银河号”最后一个集装箱被检查完毕。美国人在检查中除了发现了一些扫帚拖把一类的日杂品之外，没有更多的发现。
至此，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银河号”事件，以一种美国人不情愿的方式收场了。最终的检查结果让负责检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非常恼火，他们向中国要求检查的依据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但结果却证明情报完全错误。美国人几个月来和中国人斗智斗勇，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克林顿的中国问题顾问苏葆立承认，这件事让美国政府很丢脸，美国情报机构也因此备受指责和嘲笑。后来，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央情报局负责此事的官员被美国政府撤职了。
一时间，似乎全世界的媒体都对美国政府进行挖苦和抨击。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银河号”事件水落石出》也许最为中肯。这篇社论说，在美国政府和议会中，“存在着一股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势力，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为中美关系制造麻烦”。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埋头国内经济建设。中国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开始奉行不结盟、不对抗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但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始令美国政府中的鹰派人士感到不舒服，他们急切地寻找着一个新的敌人，于是中国就成为其理想的敌人。
很快，台湾成为他们“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1992年9月2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宣布，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布什宣称，这样“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995年5月2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突然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李登辉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政府被迫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以警告李登辉。
中国的强硬举措使美国朝野大为震动，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政策的辩论的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国两党的主流派形成了一个共识：“孤立”和“遏制”中国都不是上策，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尽管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经常有种种争论和远远称不上友好的举动，但是中国人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从1993年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每年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会晤，保持高层接触，释放友好空气。
1995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开始形成。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演进为上海合作组织。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评价说，上海合作组织是“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
1999年，朱镕基访问了美国。这个时候，中美两国首脑开始用“战略伙伴关系”来描述中美关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1999年5月7日深夜，一架外形奇特的飞机静静地在高空飞行。这架涂着灰色低可视性涂装、外形犹如一个巨大飞翼的飞机，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B-2隐形轰炸机。它隶属于驻扎在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的509轰炸机联队，这个联队曾以二战期间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而闻名。到达目标位置后，机组人员打开弹仓，5枚全球定位系统制导、专门用于精确打击地面目标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杰达姆”）呼啸着离开弹仓，沿着预定路径向目标飞去。
投完炸弹后，这架幽灵般的轰炸机掉转机头往回飞。再飞15个小时，中途在大西洋上空加一次油之后，机组人员就可以顺利地在基地降落，回家休息了。
这只不过是这一年3月24日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的一个司空见惯的场景。B-2开始返航了，杰达姆们调整好飞行姿态，轻松而快速地向目标滑翔而去。在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下，它们越飞越快，迅速接近目标，从高空精确地打击目标。23时46分，随着几声巨大的轰响，目标被顺利地摧毁，这次轰炸任务完成得可谓完美。
但是，这些精确制导炸弹攻击的目标却是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在轰炸中遇难，20多人受伤，使馆被炸成一堆瓦砾。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使馆废墟前，愤怒地对媒体说：“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
在使馆被炸之后不到一个小时，江泽民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5月8日这一天，整个中国陷入了愤怒和悲伤之中，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在各地的领事馆被愤怒的人群包围。这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
在一片谴责声中，美国总统这一天在公开场合保持了沉默。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说：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强烈反应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意识到，他们必须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一个交代。于是，他们齐声抱怨说，是中央情报局错用了多年前的“老地图”，使他们在目标选择上犯了错误。
面对这个震动世界的新闻事件，美国的媒体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和专业精神，一家美国报纸对这件事情报道的标题是《对不起，我轰炸了你》。
5月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致信江泽民主席。在信中克林顿说：“我就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所带来的痛苦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