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尽管村子里仍然偶有学生考上大学，却早已经不复旧日“风光”。现在不但没有露天电影可看，甚至连家长请客喝酒的热情都没有了。原因自有多重：其一是大学生越来越多，也应了经济学上“边际效用递减”之原理。其二是学费过高。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界，许多高校前后几年间学费相差近20倍。面对如此高昂的学费，对于那些贫寒人家来说，考上大学着实不能完全算作喜事。其三是大学毕业后不好找工作。许多农民因此开始盘算，与其给孩子花几万元上大学将来还可能找不到工作，不如及早改弦更张、迷途知返。而成绩平平的孩子，也只想着拿个初、高中文凭，早点外出打工，一了百了。即使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立即改头换面，至少能紧跟潮流，买个手机，然后一次次把它换掉。我在县中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个在读学生，屡败屡战，连续复读了八年——人生黑暗至此，用乡下人的说法，此公偏偏是“卵毛都已经读白”。这样的执著，相信在日益开放的今天再也不会出现了。
d. 二又四分之一首歌
许多农村学生考不上大学，并非完全因为自己不努力或者愚钝。除了录取分数线相较大城市要高出许多之外，还有就是农村教学条件相当差。
八十年代曾经流行一个真实的笑话，说的是一位初中生在课堂上问数学老师：“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减？”那位老师想了一下后回答说：“那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不知道这个笑话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过我是宁愿相信它是发生在农村的。至少，以我对农村教育的亲历与感受，它发生在农村我一点也不意外。
比如说我小学的音乐课，从三年级开始一共教过三首歌曲。一是聂耳的《卖报歌》。一直到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唱的都还是“我是卖报的小行（xíng）家”。那时候，我的怀疑精神也真是少得可怜，只知道跟着老师走。恍惚之间，心想既然你要卖报，要赚铜板啊，总免不了要行走，而且你是小孩，自然就是“小行（xíng）家”了。另一首是《读书郎》，这是流行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印象最深的是“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和“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有一年“六一”分场各小学搞歌咏比赛，我唱的便是这首歌。第三首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四季歌》。谁知正要学唱“夏季”时便被校长叫停了，“四季歌”变成了“一季歌”，只有春天的故事。后来才知道这首歌被叫停，完全是因为春天的故事里面有“大姑娘”，有“情郎”，还有“鸳鸯”。考虑到这首歌只教了春季，我小学时学过的歌，实际只有二又四分之一首。
奇怪的是这位外表严厉的校长先生，不知何故在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时便消失了。直到2009年，我到县档案馆查一些资料，无意中发现他当年被开除了公职，原因是他违反“计划不生育”政策多生了一胎。关于这位校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黑板上讲汉字。他有一个观点，“射”字和“矮”字一定是古人给弄反了。理由是“‘身’为一‘寸’，会意就是矮的意思；而‘委’、‘矢’相伴，合起来才是搭箭而射的意思。”不知道古人是否真的糊里糊涂犯了错误，但是校长先生的这番说辞，给我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一种怀疑精神却是肯定的。
至于那时候的硬件，同样寒酸无比。小时候在书里读到两个细节会十分羡慕：一是城里刻苦的孩子能够在路灯下看书；二是小学课文《六个“墨水瓶”》里描写的列宁在监狱里的生活，因为那儿不但有面包，有牛奶，而且牛奶多得可以用来写字。我心想，那时候的生活可真是好啊！
值得庆幸的是，小堡村的小学生如今早已不用像我年少时一样勇闯独木桥，或在教室涨水时踩两脚稀泥了。2003年年底，著名歌星、港姐邝美云捐了一笔款，使小学不但可以重新选址盖起了几层小楼，还进了几十台电脑。此时，邝美云早已皈依佛门，法号如悦，是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副会长，捐建的小学因而更名为佛光如悦小学。
说来凑巧，这些年当我的生活丢掉了音乐，听得最多的竟是邝美云唱的《大悲咒》。她的慷慨解囊，使我的小学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2008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走到小楼边上，也算是近距离真切地感受到了乡村巨变。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一是计生政策的直接影响；二是许多农家子弟已经在城里生儿育女，或举家外出打工。当年村子里十几个孩子上学打群架、闹派系的热闹情景不复再现——这一年夏天，我发现全村只有一个孩子在上小学。原来的中学，因为没有足够生源，已经取消了高考班。而我当年的部分小学老师县里不转正，一起去省里上访，才得以解决。其中一位老师在电话中向我感慨不已，“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往上面闹了才能解决问题？”
至于中学，最无趣的当属思想品德课。一位头发花白的任课老师，课上只知让学生们依次站起来念课文，直到铃声终于响起，师生齐获解脱，鱼贯而出。长大以后，我觉得或许更应该感谢这位老师，正是他的无所事事无意间让我看透了政治宣教的虚无与空洞。数学老师年纪也很大，据说是个被下放的了不起的人物。有多了不起学生们无从知晓，只知道他有个“上下其手”的习惯：只要天气尚好，便一手摸着脑门，一手插进前面的腰带抚着小腹，在校园里安详地踱着步子。他像时间老人一样从容不迫，总是平平淡淡，慢慢悠悠。
e. 浅浅的一汪题海
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一定熟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副对联。我是在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家里看到这句话的。及至年长些，更知道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之类的句子写成“书法”贴上糊满报纸的墙，以作励志用。
回想乡村孩子上学时的情景，虽散漫、自由却也难辞辛苦。严格地说，这种辛苦并不在于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学习，而在于完成作业时环境有多恶劣。且不说平时的菜油灯以及15瓦的电灯不遗余力地损坏小小读书郎的眼睛；且不说稍有点风吹草动，这15瓦的电灯还要被吹熄……炎炎夏夜，面对扑面如山响的蚊子，有时你不得不宣布自己的人生进入某种战时状态：穿一身当年流行的绿军装，套两脚长筒雨靴，俨然老山前线上的战士。至于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多，是因为此时乡下的孩子根本没有条件经历城里孩子望而生畏的题海战术。记得初三时，教物理的班主任只给了我们几位成绩好的同学一张B5纸大小的练习题，让大家传阅着做题，并叮嘱做完后一定交回——那就是我在中考之前见到的浅浅的一汪“题海”。
无题可做的时候，学生们多在教室后面的茶树林里练习踢腿，学唱《再向虎山行》里的“老婆唉老婆”。尽管到了能够跳起来踢腿的年纪，已经知道了反抗，但只要老师召唤，大家还是像读小学时一样温顺，像小猪一样被赶到地里帮老师或者与学校有些关系的农业单位拔花生，算是“学习生产两不误”了。
小学时帮老师家拔花生着实算不了什么，在现在的城里这算是一门“采集课”了。真正危险的事发生在上中学时。比如，被学校动员去山里灭火。那时媒体还在生产“赖宁式好少年”，鼓吹学生为打火牺牲是一种值得学习的高尚行为。就像政府鼓励职员与抢银行的歹徒拼命保卫国家财产一样，个体的生命在那个时代是被轻视的。
f.“我的老师没有姓”
汪中求先生以《细节决定成败》一书扬名。他曾是我中学的老师，而他上学时的条件更是差得让人摇头。据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只有一个老师。所谓学校只是一间大仓库，五个年级坐在一起，通常的安排都是一个年级上课，另外四个年级自习。当然自习的学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旁听。回忆起这段往事，汪老师后来特别写了一篇题为“我的老师没有姓”的文章：
小学五年，我们只见过这么一个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别人也叫老师，因此，五年里，我们一直喊吴集瑚“老师”，就像我叫我的爸爸不可能叫“汪爸爸”一样，以后的30多年里，我也没有改变称呼，一直这么叫他“老师”。
1977年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570万青年，带着久违的热情从四面八方赶向考场。恢复高考并不仅是恢复了知识的尊严，它更让社会有了一个正常的上升通道。正是借助这个通道，至1990年代，小堡村得以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70余人的村庄，一共走出近10位大学生。因为当地泥巴沾不住孩子们的脚，远近村民谈及小堡村多出人才时，最后总免不了会说“祖坟埋得好”，仿佛列祖列宗能帮着孩子们在考场上作弊。二十世纪最后的20年间，小堡村一些有志气的父母拼尽全力，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就在邻近的村庄因为农民外出打工开始小富起来，甚至盖起两层楼房时，村里尚无一台彩电。
整体而言，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孩子来说，由于远离了战争与混乱，极端的年代渐行渐远，生活虽然不像《上学记》里的何兆武与《巨流河》里的齐邦媛那样紧扣时代的脉搏，过得颠沛流离，但总还是会受到文明的造化，一步一步地向着更开阔的地方走。
之二：参军记
这个村庄虽然不大，也算是拥有中国海、陆、空三军兵种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小堡村有三位青年参军。第一位入的是空军，曾在吉林服役19年，做到连职，1996年9月转业到了县地税局从一名普通的税收管理员做起。
严格说，他是小堡村我所知道的第一位洗脚进城的人。虽是同村，关于他的经历，我却知之甚少。只是在2006年《九江地税工作》的“行风建设专刊”上，偶然知道由于工作积极，他连年被评为先进。而在我的记忆里，除了他探亲时带回的飞机模型、东北人参外，剩下就是他每天清晨在自家屋前练军体拳时的情景。或许，这也是他带回村里的关于外面世界的全部消息。
直到八十年代初，我还看到过一户“特务”人家的女主人被剥光上身绑在电线杆上，看到过有人被戴着高帽子“游村”或者“游田”（乡下无街可游）。那时在乡下偶尔还能看到成捆的步枪。记得我上小学时，路过大队部，还经常能看到民兵趴在地上打靶。
我有位同学，父亲是大队书记，家里常年放了几条步枪，险些酿成大祸。话说某日这同学闲得无事，在玩枪时就朝着他的弟弟开了一枪。谁知里面正好装了子弹，这可怜的小弟，虽然大难不死，脸上从此多了一道重重的枪伤。
绿军装、海军帽、木制的手枪或者火药枪……在那个时代，当兵是件十分威武的事。受电影、宣传画和小人书的熏陶与启发，村里的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打仗。尤其是在夏天，孩子们还会扯下长在池塘边的柳树条，将它们围成一个供隐蔽用的绿帽子，其威武程度并不亚于真正的军帽。
a. “桐油罐”去当兵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尤其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多数农村父母开始将读书视为孩子出乡村之第一选择。至于参军，则属于“替补前程”，只有读不进书，做了“桐油罐”的人才会考虑。
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十年代以后，村里先后有两个“桐油罐”当了兵。一位在沈阳做武警，这算是陆军；另一位则在湛江南海舰队服役。前者服完两年兵役后，又签合同做了三年士官，最后觉着部队“朝五晚九”的生活实在枯燥难熬，况且自己又超了考军校的年龄，于是申请退伍了。后者在舰队则只待了两年。虽然兵种不一，但在退伍的遭遇方面却无二致。由于是农村兵源，从部队转业后他们都没有被安排工作。两人很少在村里人面前谈起自己“比农村还苦”的“军旅生涯”。电视里大红大紫的许三多，对他们来说更像是难以置信的神话。好在回乡后的生活还算平静，他们在家里种地、带孩子，偶尔在省城打点短工。也许正是因为退伍兵的这种落寞印象，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认为服兵役是在浪费时间。
在过去，为了当上兵，许多家庭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做交易。谁家要是有孩子检上兵，从此他家的门楣上便有了“光荣军属”的字牌。在县城读书的那一年，儿时的一位玩伴特意来看我。我至今未忘他那天略带忧伤的表情，他在县里检兵没检上。他的成绩一直不好，很早便辍了学。这意味着对他来说，农家子弟出乡村的两条出路都已经与他无缘。此后他继续在家务农，婚后到江浙一带打工，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肝炎，最后转为肝瘤，死时不过30来岁。
至于他当年为什么没有检上兵，一是因为他的视力的确不好；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是因为自己上面没有人。谈到视力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他是否背过视力表。据说，为了过体检关，许多视力不合格的检兵者愿意花上几天时间来背这张“E”字表，以期蒙混过关。极为反讽的是，如今一些视力极佳的农村青年，为了逃避兵役，宁愿刺上纹身或指着视力表乱说一气。
今日中国社会日益开放、务实与多元，远离战争，过去那种“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年代已经变得无比遥远。伴随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年轻人不得不面临更多物质与金钱上的压力与诱惑。在这个消退了革命激情的和平年代，就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来说，当兵的首要目的不再是去战场上舍生忘死，而是为自己低人一等的人生谋求出路，为了宽阔自己的视界。然而，如果只是在部队喂了两年猪，或者在飞机起降前赶赶小鸟、扫扫地屑，当他们从军营重新回到农村时，竞争力不但不如大学生，甚至有可能不如一些打工者，他们就不得不另找出路。
b. 二等兵
我曾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多少退伍军人被城管逼成黑社会”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慨叹：“从来都是追杀毒贩的大哥，却成了现代化城市的丧家之犬无处容身，四处打游击的大哥，一天的营业额仅合乎生存。”标题虽然夸张，但是个中细节读者却并不陌生。2006年，来自农村的退伍兵崔英杰不正是因为摆小摊屡次被驱赶而怒杀了一名城管。退伍军人杀死城管所暴露的不是杀人者的残暴，而是包括崔英杰等农村退伍军人在内的底层社会之举步维艰。
“随人间风雨迁徙，怨不了无情天地。那苍天从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相信许多与我同龄的人都还记得王杰的这首《红尘有你》。这是有关法国海外兵团的电影《战龙在野》的插曲，王杰饰演同名主角，他是被仇家迫害、追杀而投军的。这部影片我多年未忘的一个镜头，正是这个面孔清瘦的男人，紧牵着他的女友在巴黎的屋顶上奔跑，亡命天涯。同样难忘的还有片尾曲《自己带自己回家》。王杰虽是雇佣兵，被人称为“亚细亚的孤儿”，却也是一个知道家在何方，知道为自己利益而战的雇佣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