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邓小平的思想也同样如此。它通俗易懂又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智大睿。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民”“安民”“富民”的治国智慧，“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重践履、反空谈的务实作风等，在邓小平的著作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又都经过了唯物史观的改造。“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义无反顾”“异军突起”“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礼之用，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典籍中通俗的成语或警句，经常被邓小平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邓小平思想中的许多观点都能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它们的根基。概括地说，邓小平理论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所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到了西汉时期，《礼记·礼运》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称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古代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指人们能维持中等生活水准的社会。“小康”思想在中国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小康”一词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中，因为对历朝历代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大同”只是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梦想，过上“小康”日子，才是他们现实的奋斗目标。所以，“小康社会”只是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小康社会”在现实中却从未实现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小康”思想进行改造，应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并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六大进一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党领导人民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在新的时代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来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巧妙结合起来的睿智创造。“小康”目标的提出，对我们党科学制订和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对世界的理解上，着眼于抓住事物的本质，认为这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为人处世的关键。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在思维方式上都有个相同点，就是看待事物从不只停留于事物表面，而是将把握事物本质以解决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思维理论的立足点。邓小平正是深刻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看问题绝不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总是深入地分析事物的本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正是体现了这一思维特色。因此，邓小平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抓住本质的思想特点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批判性思维也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而逐步产生的。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用，很少用晦涩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对事物的认识。这也深刻地影响了邓小平的思想和行动，成了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方法论基础。邓小平在他的理论中，总是用简明易懂的语言来阐述对事物的看法，十分注意语言的通俗性，体现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邓小平善于把理论和实际高度统一起来，把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起来，灵活地运用到领导工作中去。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把国家的兴旺和人民的幸福当作根本目标，把它们当作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在他看来，一切脱离实际，从概念出发，抽象谈论姓“社”、姓“资”问题等等，都没有争论的必要，无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不要纠缠在这些空谈上。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真务实的精神。
邓小平是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本人也正是本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显示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并把这种情怀带到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中。
三、个人品格的作用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生成也离不开他的个人品格的作用。邓小平优秀的个人品格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表现从不同的侧面促成了他的批判性思维的生成。
第一，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从青年时期起，邓小平就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邓小平早年在中央苏区，由于站在同“左”倾路线斗争前列而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严厉排挤和反对，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但是，邓小平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决心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经历的政治上的磨难和挫折，都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执着追求。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并没有因为造成他一生中最大创伤的“文化大革命”而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而是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思维。他深明大义，明礼豁达，始终以天下为公，正确评价毛泽东。他所思所想的都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忧国、忧民、忧党”，忧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忧怎样进行治理整顿，怎样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使他能够义无反顾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能够自觉地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思考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路和途径。
正是因为他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使他用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对人民深切热爱的情感，是邓小平思维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由此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为标准。
第二，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邓小平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共产党宣言》的引导下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久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并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邓小平一再说，他从青年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辈子也没有动摇过。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写的一份自传中郑重地表示：“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还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此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始终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时刻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即使他政治生涯“三落三起”，受尽磨难，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未动摇过。他始终心系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和普通大众的生活，带领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富强、民主、文明，使全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邓小平在回顾自己经历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邓小平从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始终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愈来愈深的理解，对其实践活动有着愈来愈深的体会，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和信仰也就愈来愈浓郁和深厚。
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时，邓小平能够处变不惊，坚决地相信：“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灭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寥寥数语，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表现出邓小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表现出他严密的逻辑思维。
马克思主义在以往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的伟大变革，实现了对客观世界的巨大改造，这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信心减弱、信念淡化，往往不是发生在这上面，而更多的是表现为和发生在对其未来前途和历史命运的理解和预见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虽一路高歌猛进，但亦有艰难困苦之时。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由一个在欧洲大地上徘徊的“幽灵”成长壮大为一个磅礴于全球、具有无比威力的伟大思想，但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其未来前途和历史命运怎样，仍常常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怀疑。对此，邓小平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伟大实践作用的同时，特别重视向人们昭示马克思主义的光明前途和辉煌未来。他赞同“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这一论断，始终以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展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未来前途和历史命运的无限信心，以此来唤起和增强人们的信念。
第三，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气质。
多年的革命生涯，使邓小平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问题上，相当达观。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他的深明大义、明理豁达、乐观向上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都为日后他独特的思维的形成做好了充分准备。
独立自主、乐观豁达、积极进取的坚强意志，是邓小平典型化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正是有了坚强的意志，使他形成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这是一位国际友人的评价。
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从事革命斗争期间，为了对付寒冬，邓小平坚持每日用冷水擦身。而在他看来，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才能战胜严寒。邓小平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与钢铁意志可见一斑。为了使自己保持健康的体魄，能够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为党和国家重挑重担，邓小平从不放松身体锻炼。他思维清晰灵活，谈吐诙谐有趣，应对机智巧妙，始终保持从容不迫的境界和心态。
几度逆境为邓小平深思熟虑提供了客观条件，使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正是在这种总结和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领导中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他的批判性思维方式。
第四，求真务实的性格。
在长期的斗争、工作和生活中，邓小平渐渐在磨砺中形成了一种务实求真的性格，他崇尚实干、思想开明，他冷静睿智，在自己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与时俱进，始终沿着科学和真理的方向前进，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种性格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中。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说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务实的道理，使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他从不喜欢那些虚伪的空洞的大道理，在各项实际工作中真正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他的这些行为使西方的许多政治家和评论家都习惯地把邓小平称为中国最大的现实主义者和务实派领导人。
求真、务实是邓小平一生最典型的人格本色。这种人格本色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处世性格，也是一种以批判性思维为主导的思维风格。
第三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生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