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解密档案中记述的逃缅蒋介石残军溃散始末
亘火
边境线上的阴谋
1959年8月11日，昆明军区的一份加急电报火速发往云南军区，同时上报总参、外交部：
据悉逃缅蒋残匪军正在策划破坏中缅关系，制造中缅军事冲突的阴谋，准备化装我军袭击缅军或化装缅军进攻我军，并令其特务组织收集调查有关中缅边界问题，双方人员越境问题的情报，以便多方进行挑拨。1959年9月16日，昆明军区再次向总参谋部、外交部报送了一份机密级急电。该文详细地补充汇报了逃往缅境的国民党“中委员二组”特务李绍清一伙三次化装为解放军到缅甸境内挑拨中缅关系的活动情况。解密档案记载如下：
李绍清系蒋匪中委二组特务茶树民的部下。现有47人，共有大十响11支、手枪1支、美造手榴弹4枚，假机枪2挺，仿制我军和缅军的军服及其他便衣共22套。8月初李匪带6人化装我军到楚余河地区活动，当地特务王大兴（王系李匪部成员）即向罗孔山官报告解放军曾到楚余河一带活动。对于这一情况，外交部给予了高度重视。10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向陈毅副总理书面汇报，提出通过我昆明外事处提请缅方注意蒋军挑拨阴谋的处理方案。
10月10日，我外交部迅速向云南外事处发出陈毅副总理批发的加急电报，请云南方面转告缅方，警惕蒋军破坏和挑拨中缅关系的阴谋。云南省政府外事处于10月16日面告缅方驻昆明副领事吴拉吞，提请缅甸政府予以警惕。
“外交无小事”，一起蓄意制造中缅冲突的外交事件，由于我外交部正确、得当的处理而被及时化解。
档案中记载的李绍清是何许人也，现在已无法查证了，但他身后的这个国民党“中委二组”，却是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执掌着相当数量的特务组织和正规武装部队。据解密档案揭示，其时在缅活动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达到了7400人左右。而此类的骚扰、挑拨甚至武装窜扰事件也在边境线上持续了近十年。
那么，这支残军武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的呢？
逃缅残军的“前世今身”
逃缅残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13兵团第8军709团，归属于李弥、柳元麟领导。
李弥，字炳任，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1947年11月任整编第8军中将军长，1948年春，升任第13兵团中将司令官。其部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李只身化装潜逃。后受命重建第13兵团，并率部去云南。
柳元麟，字天风，浙江慈溪人，1907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柳元麟先后担任过总统侍卫总队队副、警卫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直至总统府少将侍卫长，深受蒋介石器重。柳、李二人是同学，颇有私交。而李弥也极力拉拢这位“蒋校长”的身边红人，以期获得蒋的信任，在组建13兵团时，李弥就多次向蒋提议由柳担任他的副手，但蒋均以柳侍卫“总统”责任重大为由未予同意，直到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柳才被下放出任李弥的副手。
1950年年底，在解放滇南的“元江战役”中，李部被解放军击溃，四散奔逃，所辖709团逃到缅甸后，千辛万苦地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得到蒋介石的手令竟是“断决一切关系，自行解决”。残军在缅政府军、当地土匪的多次围攻后千辛万苦杀出一条血路，在缅甸站住脚。蒋介石闻知后，认为其可以一用，又将逃往台湾、其时赋闲在家的残军的老长官李弥派回担当头领，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继续担任副手。
逃缅初期，国民党的这支武装只有千余人马。但因缅甸政府忙于对付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无暇顾及这些流亡者，残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提供补给、援助的支持下，经过扩充后竟达到近2万人，自称为“云南反共救国军”，占据了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岛之大的地盘。
1951年六、七月间，李弥指挥残军出动6000余人，实施“闪击行动”，侵犯我云南，接连占领耿马、孟连、锰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就在李弥得意忘形地叫嚣“光复云南”之际，我云南军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窜入武装进行围剿和清剿，两次战斗共歼敌近800人。残军一路狂奔逃回缅甸；我军则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对于盘踞在缅甸境内的残军仅以监控为主，对窜入我境的残军武装则予以坚决打击。
残军受到重挫后，不敢再造次，便在缅北地区盘踞。为了扩充武装力量、进一步割据地盘，残军需要大量军费维持。档案揭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有美国政府这个后台，残军最高能获得每月7万美元的特别补助。但在李弥眼中，这些钱远远不够，他看中了缅北的罂粟资源。
缅甸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人将罂粟引入缅甸，缅北地区始有大量农民种植这种利润极高的植物。缅甸独立后，这种情况也未有改变。罂粟果的汁液是制造鸦片的主要原料，美丽的罂粟花因此被人们称为“罪恶之花”。而用“罂粟花”来形容逃缅蒋残军的罪恶行径一点儿也不为过。
残军历来就与罂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护运鸦片、走私黄金、收取保护费，开创了缅北地区公开以大型武装护运鸦片的先例。“反共抗暴”是主业，走私、公开护运鸦片却成了许多军官乐此不疲的副业。著名的大毒枭坤沙早年还曾在李弥开办的“反共抗俄军政大学”里接受过培训。
在残军武装的运作下，一条从泰北到缅甸再到老挝的贩毒通道渐具雏形，它也是后来那条赫赫有名的“金三角”贩毒通道的前身。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缅北地区的鸦片产量为100多吨；到50年代末期，鸦片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00多吨。
妖艳的“罂粟花”悄然生长
有了钱的残军更加横行，他们居然置缅甸主权于不顾，煽动地方土司、头人公开对抗政府，如此行径当然为缅甸政府所不容。
1953年夏，缅甸政府调集了8000名剽悍的克钦族政府军，又用重金招募了近4000名印度雇佣军，发动“旱季风暴”战役，将残军总部团团包围，誓要清剿到底。形势危急之下，残军内部对作战的方案大有争论，柳元麟提出了“走为上”的对策，但遭到大部分将领的否决。此后，两军一度激战形成对峙态势。就在残军大部接近崩溃的关键时刻，外线护运毒品的部队火速驰援，彻底击溃缅军。
缅甸政府不得已，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残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和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要求残军撤往台湾。台蒋方面无奈地表面允诺。
“撤军”过程中，残军的内部发生了分歧。李弥不愿撤退，不愿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地盘白白丢掉，认为撤回台湾没有发展前途，故对军令的执行推三阻四；李弥手下的云南籍将领也不愿撤，认为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将与生养自己的故土远隔千里。但柳元麟等“校长嫡系”是“撤军令”的积极执行者。“撤军”的最后结果，残军仍有3000余人滞留。蒋介石对“撤军”不力大为恼火，但又奈何不得“在外之将”，自此不再重用李弥，将其架空，让柳元麟担任实际上的总指挥，加强对剩余残军的掌控，对外则宣称残军已全部撤走。1954年年底，残部的番号改为“云南反共志愿军”。
至此，残军的实力大大削弱，柳元麟也大为收敛，不轻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云南。每当台湾方面要求上报战绩时，就以小股特务频繁地用“小偷小摸”的方式袭扰我边境，以此向上峰搪塞、邀功，暗地里埋头休养生息，保存实力。
缅政府由于再次应付国内反政府武装而无暇顾及残军。
“罂粟花”又一次残存下来。
屡战屡败的“反攻行动”
残军部队“光‘窜扰’，不‘光复’”的情形显然无法令“校长”满意。1957年夏，大陆开展整风运动，政治形势紧张。蒋介石乘势提出要对大陆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指令逃缅残军在云南边境伺机组织武装暴动。为此，残军蠢蠢欲动，制定了武装反攻云南的“雨季方案”，意图在当年的10月份——雨季结束前袭扰我境。
柳元麟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圆满：第一、第二、第三师各出动500人，分西、东、中三个方向向我云南车里、沸海、澜沧地区窜扰，其中，西路和东路以强突吸引解放军兵力，中路则乘解放军兵力分散之际捞取“实惠”。计划10月前要举行的行动，到12月份才得以执行，出动的人员也仅有200余人。
解密档案记载了这次突袭的“成果”：
袭扰活动分别于1956年11月30日、12月19日、20日开始，出动约220人，仅西路10余人突入，而东、中两路未敢突入，仅在边境滞留几天，至12月30日全部结束。
西路第一师10余名匪徒突入我境，向板角政府工作组射击20余发，破坏电线杆数根。
为了交差，获取蒋帮信任，吕维英竟捏造战绩：该军各部队均突入我境内，并与我军、民兵遭遇、激战数次，毙伤我军50余人，缴获我官兵服装、肩章、符号以及弹药、武器与大批资料证件等。
事实上，整个雨季行动是一场光打雷不下雨的“闹剧”而已。
东路的第一师张伟成部始终没有进行窜犯前的训练，并借口“雨季案”不够保密恐发生不良后果以及我军在边境云南一侧中国人的解放军增兵、缅军有进攻态势等为托辞，在10月中旬竟然将该师的辎重后撤，以尽量拖延时间。“雨季”行动开始后，该部占据了磨栈山区，此后仅用被收编的当地头人的残余分子和我方的逃缅人员充数，袭扰我境。总共出动了10余人，其余计划出动的150人均在境外担任掩护。
西路方面，下辖第二、三师的吕维英部表面服从计划，实际公开对抗。他的理由更加“充分”，称自己患病，拒绝指挥，但为了顾全台湾的“威信”，只能作“有限度的实施”。第二师师长蒙宝业紧随其后，“抱病不起”，并以气候不良、患病者甚多为借口而停止部队集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