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庆辉在厕所里提心吊胆地藏了三个多小时，等天渐渐黑下来，他听见工作人员都走了，才蹑手蹑脚地出了厕所。他拿来几块木板，支在墙下，顺利上了墙头，跳进了养性殿的院里。踢碎了门上的一块玻璃后，赶快躲到东边的大柱子后边观察。
等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就像狗一样从门下角的破洞里爬进了养性殿。因为着急，左脚腕被门框上残留的碎玻璃割下一块皮也没觉得疼。黑暗中，他摸到展柜前，用钳子砸碎玻璃，拿了8页金册和5把宝刀，装进包里，原路出了养性殿，撬开养性门上的锁，离开养性殿院子，往南到了宁寿宫，宁寿宫正在修缮，他攀着宁寿门东侧搭着的脚手架上了围墙，在围墙上爬来爬去，寻找出路。
也不知道爬过几个院子，终于有一个墙角能下来了，他慌忙跑到一个门前，门没锁，只上了一个门闩。他不知道，这个门是锡庆门。门闩被他轻易抽下，又左转右转，终于走出迷宫一样的故宫。
天一黑，姐姐就开始着急起来，往日，弟弟这个时候早回来了。她抱着孩子到门口张望了好几回，也不见人影。
夜里11点了，弟弟还不回来，姐姐只好睡下了。刚躺下，就听见门外有响动，她赶忙去开门，弟弟钻了进来。
“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姐姐责怪地问。
“转转，没事。”武庆辉回答。
“没事不早回来？这里是什么？”姐姐拿起武庆辉放在桌子上的包，“这么沉，是什么？”
“姐，我上故宫了，这是从故宫里拿出来的。”武庆辉对姐姐说了实话。“从故宫里拿出来的？”姐姐把包里的东西倒床上，8块黄灿灿的板子，五把闪闪发光的小刀子。
“我的天！你惹了大祸了！你这不是找死吗！你是存心不让我在北京住了！你就不怕给抓住？”姐姐的声音都变了调。
“北京这么大，哪儿就能找到这儿？”武庆辉咕哝着。
“你这个蔫土匪呀！赶紧给人家送回去！”姐姐又气又怕。孩子被吵醒了，她抱起孩子哄着。
“这上面也没刻着记号，谁能找着？！”武庆辉捧起那宝物，举到姐姐眼前：“姐你看，这能换钱，能换好多的钱。”
都说金子贵重，家里穷，姐姐从没见过金子，这回看见了，黄灿灿，金闪闪的。好东西看到她眼里，她立刻改变了主意。是啊，这上面也没刻着记号，北京又这么大，人这么多，哪儿就找到兄弟头上了？！
“好看也不是咱的东西！你还是给送回去。”姐姐的口气缓和下来。“我偷出来差点儿没摔死，你让我送回去，不摔死也得给抓住！”武庆辉说。
“不送回去也行，你快把它给我拿走！回老家去吧，北京不能待了，以后别再来了！”姐姐赶快帮弟弟收拾东西。
“姐，你留两块。”武庆辉递给姐姐两块金册。
姐姐不敢接，但也没拒绝。武庆辉把两页金册放在姐姐的床上。
第二天，姐姐叫来丈夫，让丈夫送弟弟上了火车。
回到老家，武庆辉老老实实在家猫了半个月，实在猫不下去了，他拿出一页金册，剪碎，不敢在本县卖，拿到益都县人民银行卖了一些。当银行员工把116块钱递给他时，他的心里开了花，一点儿碎金子就换了100多块！回去后，他又带了一些碎金子去了潍坊市人民银行。这次，银行员工把厚厚的一沓钱送到他手上，让他当场数一数，他数了半天也没数清。回到家又数了好几遍才数清，879块！
他觉得自己从穷光蛋变成财主了，他给自己买衣服，买鞋，买好吃的，还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又给了哥哥100块，给姐姐寄了些去。没钱的时候，武庆辉都不愿意在家乡当农民呢，有了钱，他更不甘心在家受苦受累了。两个月后，他认为风平浪静了，动员本家弟弟武良玉和自己一起到新疆去找工作。他之所以想到新疆去，是怕北京警察不罢休，万一破了案，到山东抓他去就糟了，躲到遥远的新疆去，警察就找不到他了。想到一旦去了新疆，就不能轻易回老家了，见北京的姐姐也不容易了，于是，他决定去新疆之前再去看看姐姐，顺便打听一下北京有什么动静。不承想在天津被抓住了。
1960年3月的一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读对武庆辉的判决书：武庆辉思想腐化，厌恶农业劳动，盲目流入城市，盗窃国家珍宝，并剪毁变卖，任意挥霍，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性质异常恶劣，罪行极为严重。以盗窃国宝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武庆辉的姐姐也因为不检举弟弟的罪行，反而图财分赃，资助弟弟逃跑，以窝赃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自武庆辉被投入监牢至今，珍宝馆经过多次修缮，以越来越精美的姿容迎接八方游客，珍宝馆内宝贝的展柜也越来越美观牢固，一个展柜里只展出一件珍贵文物，而且展柜都是金属底座四面玻璃的，观众可以周遭环绕仔细观看珍宝的全貌。特种玻璃加上多项现代的技术防范措施，使得当初武庆辉之流砸碎玻璃就轻易盗宝得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被武庆辉剪碎的那页金册再难复生，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它了。
步武庆辉后尘者——孙国范
上面说的武庆辉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侵犯故宫而身陷囹圄的人。仅过了3年，就又有人重蹈覆辙，故宫的珍宝太诱惑人了。但是，这个步后尘者没能得逞，不仅如此，接下来的四个胆大包天的盗贼也在打珍宝主意的时候被生擒。有惊无险的捉贼往事至今还令当事人津津乐道。
1962年4月16日夜，也是珍宝馆的养性殿，也是武庆辉盗窃的同一展室，又钻进去了一个盗宝贼，叫孙国范，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盗贼中年龄最大的，36岁。
那一夜，孙国范先是藏在珍宝馆大门外厕所后边的阴暗夹道里，天黑无人后，他蹬着珍宝馆墙下的脚手架，翻进了珍宝馆院子，钻进养性殿，打碎展柜的玻璃，拿出了金碟金碗，接着，又撬开一个展柜，把里边的两颗大金印也装进了背包，背在身上，原路返回。
翻墙的时候，背包很重，使得他的身手不那么灵便了。但是，这个负案在身的家伙不嫌重，那么贵重的宝贝能不重吗？有了这些宝贝，自己从此不用再像老鼠躲猫一样疲于奔命四处流窜了。
孙国范用尽全身力气往墙上爬去。他做梦也没想到，此刻，故宫已经被封锁了，200多名民警和武警正等着他从高墙上爬出来呢。
孙国范自以为自己干得人不知鬼不觉，其实，他一进入养性殿，警报器就把消息报告给了故宫保卫处值班室，保卫处一面派人跟踪搜索，一面向派出所、公安局及警卫部队报了警。
武庆辉盗宝大案被披露以后，举国上下极为震惊，故宫博物院有旧日皇宫的护城河，墙高院深，又配置有相当强的保卫力量，却让一个刚刚涉世的小混混携宝成功脱逃。保卫部门羞愧难当，公安机关也压力重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博物馆保护藏品的重要手段是人防加物防，存在时空监控上的不足。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在讨论这个专题的时候说：这个案子教训太深刻了！这是人民警察的耻辱，必须亡羊补牢！那么大一个皇宫，光靠人工防守不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应该立即着手研究报警仪器，补充人防和物防的不足。
于是，公安科技部门夜以继日地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报警设备。很快，中国第一台声控报警器在童光耀工程师的主持下研制成功，于1960年1月巧妙地安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珍宝馆里的宝物有了不吃不喝、全天候的守护者。孙国范成为声控报警器这个“电子警察”的第一个猎物。
孙国范骑上了墙头，急切地寻找合适的地方下去，猛然觉得墙外边和刚才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好多人影晃来晃去的。他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就是人影！他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莫不是天降神兵？他立即像乌龟一样缩回头，身子像壁虎一样贴在墙头上往前爬。
爬着爬着，他觉出身上的背包沉了，心想，还是保命要紧，赶紧把背包里两个最沉的大金疙瘩挑出扔下高墙。又爬了一会儿，他抽冷子跳到厕所房顶。
孙国范虽然逃离了珍宝馆，但是围墙下边到处是人影，他不敢下去，一直在光滑的琉璃瓦上爬行。尽管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了，但此时孙国范的胆快吓破了，自己就像是被困在空中阁楼上一般，楼阁下边满是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强光手电，往墙头上照着，跳下去就意味着死，可不跳下去也得死。
尽管把两个最沉的金疙瘩扔了，但他还觉得背包沉，有心把背包扔了，又心疼里边的好东西，万一能跑出去呢？怎么也得给自己留两件吧。于是，他又掏出两件东西丢在房顶。
孙国范躲闪着手电光，哆哆嗦嗦地爬着，爬到珍宝馆南的绘画馆西南角的围墙上时，一束强光晃得他睁不开眼，接着，墙下有人大喊：“不许动！动就开枪了！”
孙国范不敢动了。墙下一阵脚步声，无数束强光手电把骑在墙头上的孙国范照得清清楚楚。
“举起手来！”
孙国范举起了手。
有人攀着梯子上来，把孙国范揪了下去。
故宫工作人员清点孙国范身上背包里的赃物，见有一个金酒杯，四个金碗。侦查人员随后又在房顶上找到两个金手炉盖，在珍宝馆的墙下找到两枚金印。一枚为“皇后之宝”巨印，重37斤，另一枚为“广运之宝”大印，重7斤5两。后来，故宫工作人员把孙国范盗窃的珍宝放在秤上称，竟然有48斤重！
抓孙国范的时候容易，可是审他的时候可就难了，这个家伙没实话。预审员问他姓甚名谁。
孙国范回答：“俺叫张振昌，30岁，是山东济南人，会修自行车，不想在工厂当临时工了，就从山东跑出来了，头两年在兰州、郑州和济南倒腾旧衣服卖。”
预审员问：“是吗？兰州的百货商场大门往哪开呀？你在工厂做工的时候谁是证明人呀？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孙国范翻着眼睛答不上来：“谁还记得那些！怎么着吧？皇宫里的大印我都偷出来了，问那些干啥？枪毙了俺得了！”孙国范上来了土匪劲儿。预审员说：“皇上的大印都敢偷，姓甚名谁还怕别人知道？我看你是怕被枪毙！”
孙国范说：“得了，俺说了吧！俺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人，叫徐学达，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今年4月背70斤地瓜干到天津，想卖了换点棉花，人家说俺私自卖东西违法，把地瓜干给没收了，俺就上了北京偷皇宫来了。”
侦查员立即挂长途电话给山东桓台县公安局，请求帮助调查。桓台县公安局回电话说，徐家村有个叫徐学达的，1.8米的个子，30多岁，今年4月离家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不过，指纹的鉴定结果又否定了孙国范的口供。孙国范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两起大盗案现场遗留的指纹是一致的。那两起大盗案一是1957年7月甘肃省兰州市被盗的价值万元的56只手表案；二起是1959年9月河南省郑州市被盗的6770元现金案。
看来，孙国范和武庆辉不一样，武庆辉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犯，而这个孙国范可是一个江洋大盗了。
有了指纹作证，孙国范还耍花招，说：“我不叫徐学达，叫徐学蓉，老家是山东桓台县锁镇公社徐家村的，可是生父徐文易是西安的，我是生父徐文易和济南一个女人的私生子。我生下后，生父就跑了，生母临死的时候，把我送给济南一个叫张静斋的人……”
没等孙国范说完，侦查员打断了他的话：“别编了！别编了！你根本不是徐文易的儿子，也不是张静斋养子，这可是第16次审讯了，瞎话你还打算编到什么时候？你真的打算带这个假名字去挨枪子？！”
孙国范低头不语了。过了好一会儿，他向侦查员要了一根烟抽，抽完了，把烟蒂往地上一摔：“我算是服了你们几位了！以前我走南闯北地偷东西，给抓着七回了，从没说过一句实话，最后都给放了，这回，我看也过不去了，干脆晾底儿吧！我真名叫孙国范，河南省舞阳县……”
孙国范，外号孙黑子，河南省舞阳县孙庄村人，是一个流窜惯犯。1949年，他带着枪从国民党军队开了小差，抢劫一家典当行的时候，本来不想杀老板，一看老板是熟人，怕以后告发他，于是开枪打死了老板，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关进了大狱。大狱看管不严，他逃跑了，从此改名换姓，流窜于漯河、开封、武汉、济南、徐州等地，以盗为生。越偷胃口越大，最后偷到了故宫，也偷到了尽头。
1962年12月，孙国范被判处死刑，很快被执行，成为解放后故宫盗宝案中第一个被枪决的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