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力量虽然受了些损失，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摧毁。莫斯科没有被占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高加索的油田也没有失陷；苏联通往英、美，通往南面北面的生命线，仍然畅通无阻。希特勒的部队两年多来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现在第一次在一个优势敌人面前大踏步后撤。
不仅如此，还有比这更大的精神上的失败。德国陆军常胜不败的神话已经破产了。第二年夏天，德国军队在苏联继续取得了较多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再也不能恢复这个神话了。
1941年12月6日，这一天成了第三帝国短暂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最致命的转折点之一。希特勒的力量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要走下坡路了。遭到他的侵略战争的祸害的那些国家，正在日益增强抵抗，这也促成了他的力量的削弱。
莫斯科保卫战，最后以德国军队溃败告终。而经过这一战之后，苏联红军越战越勇，他们不仅将德军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国旗也插到了德国的土地上。
莫斯科保卫战，是苏联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纳粹法西斯命运的转折点。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在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妄图建立一个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分子已经有了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还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此走上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距离其最终目的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日本武装入侵东南亚
日本在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也不得不依靠暴力才能对其进行统治。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机构，日本成立了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各国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1937年，日本在朝鲜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金日成领导的“祖国光复会”和游击队。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同盟”的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西方1929－1933年经济危机到来时带来了灾难。1929－1931年，日本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过去靠着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经济危机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失业的痛苦。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土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能有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1931年前后，日本首相田中与他的慕本庄把中国东北角的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满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就为它发动侵略行径找到借口提供了条件。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又占领了哈尔滨。这样，日本一直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就变成了事实。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的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专制恐怖统治之下。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到1938年为止，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有12565个。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日伪当局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以至屠杀群众。
1937年——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余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
1941年4月，日本又对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进行改组，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血腥恐怖统治。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做细菌实验，为此共杀害1万余人。
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学会”成立了1840个分会，拥有245599名会员，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个分会，674057名会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3500万人的重大人员伤亡。
而在东南亚，日本则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的角色，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实际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缅甸独立军”被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
在马来亚，日本基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压农民、洗劫城市。日军大肆屠杀抗日民众和无辜人士。在新加坡，日本于1942年2月搞的“大验证”中，有2．5万人被杀于海滩上；3年之内，竟有10万马来亚人惨遭杀害。日军还在马来亚大肆屠杀当地华人，仅新加坡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000华人被监禁，许多华人被当作练刺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处决。新加坡还被日本改名为“昭南市”，作为日本统治东南亚的政治、军事中心。
日本在菲律宾实行法西斯的血腥恐怖专政，规定“任何企图伤害日兵和日本平民的行动”，都以枪毙10个菲律宾人来报复。日军统治期间，菲律宾人战死和被屠杀者共111万人，财富损失包括死亡人口折合值共160亿比索，约合80亿美元。
日本将荷属东印度划分为3部分：第25集团军驻守苏门答腊；第16集团军驻守爪哇和马都拉；其余地区由海军管辖。各地设军政府进行统治，取缔一切进步组织，禁止一切政治活动，镇压抗日人士。在加里曼丹，日军一次就处死2万人。
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殖民统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摧残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它较之于法西斯的恐怖专政似乎温和一些，其实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最毒辣的手段，是力图从根本上、从长远的目标上巩固其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统治。
日本首先在朝鲜和中国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禁止在当地使用汉语和朝鲜语，规定日语为朝鲜“国语”，强迫朝鲜人民“创氏改名”。在中国台湾，从1931年起就开始实施“普及日语十年计划”。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烧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
在泰国首都曼谷，日本于1943年开办了日本文化学院，为使它“不仅是传播日本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一个在泰国普及日语的机构”，日本政府为此不惜血本拨款280万日元。日本还主张把泰国变成世界佛教的中心，并以沙拉武里为宗教中心。
在印度支那，日本把封建教派——“高台教”和“和好教”改造联合成“国际宗教集团”，该教奉日本天皇为最高领袖，使宗教为其法西斯统治服务。
在缅甸，日本禁止使用英语，相反大办日语学校，到1943年底，开办的日语学校已有25所，在校学生数千人。日本在缅甸还先后成立了“缅甸振兴佛教联盟”、“缅甸僧侣大会”等组织，开展以强化“日缅亲善”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利用佛教僧侣来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日本还组织了“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等形形色色的亲日文化组织。
在荷属东印度，日本禁止使用荷兰语和英语，甚至将日历也改用日本历。1942年3月，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建立宗教事务部。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大东亚共荣圈”内除实行恐怖统治外，还对占领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日军每到一地便无偿地直接占有该地区的财富、资源和劳动力。1942年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决定，将日本、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为“帝国资源圈”，澳洲和印度等地划为“补给圈”，要求在15年内资源圈的年生产能力扩大到钢铁3000万吨、煤2亿吨、铝60万吨、石油2000万吨、船舶2000万吨，力求在“大东亚”实现对上述物资以及粮食和被服原料等必需品的生产自给。其实，这是日本在“共荣圈”内不择手段地掠夺各国的资源财富的计划。
用武力征用劳力，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进行经济掠夺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东北和关内强征劳工，当做奴隶使用。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生活困苦不堪。那些从事军事工程劳动的劳工，一旦工程结束，就全部杀死。到1944年为止，在东北强征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致死的占总数的29％。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还有4万多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就有418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