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名为官府，实际上是朱元璋的耳目，朱元璋用它来替自己看、替自己听，随时报告官员的错误，是皇帝监察文武百官的机关，负有澄清吏治的使命。在朝中是监察御史，还可以由皇帝下旨下放到外地，出使到地方就会转为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监、茶马、监军等等职务，负责督察相应的事务及有关官员。其中，巡按最大，他名义上是替皇帝视察地方，职权在当地最高长官之上，小事情可以自己裁断，大事情上奏皇上，这个差使是最有威权的外放职务。
都察院跟后代的检察院功能相仿，毕竟只是正式的负责监察百官的机构。为了防止欺上瞒下，朱元璋又设立了锦衣卫。
锦衣卫的前身是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三年（1370年）改为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改为锦衣卫。但是创办锦衣卫的经验却来自于检校。
检校，顾名思义，是检查和考校百官的意思。这是朱元璋手下的专职机构，并不是正式的朝廷机关，这个机构专门察听在京官员衙门官吏不公不法的事，连道听途说的事情也要上奏，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搜集大小官员的事情，以便朱元璋随时掌握各人的情况。检校的职务经常由其他部门的官吏兼任，他们权势很大，甚至连开国元勋李善长都畏之如虎。
检校担任着这样的秘密任务，朱元璋自然要派自己的亲信来担任。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检校被用来探听敌情。后来，检校的作用越来越扩大了。朱元璋又好微服出行，所以检校由禁卫军官担任，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小先锋张焕等人，为了方便和不露形迹，甚至还用了和尚。建国之后，检校的主要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了探查百官的工具。朱元璋利用检校，及时掌握了大臣的动静。
检校虽然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是职务，不是正式机构，它只能侦察，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才设立了锦衣卫，有了检校的经验，锦衣卫设置一开始就很系统。整个锦衣卫共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三人，从三品；佥事三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千户十四人，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六品，府下还统御着将军、力士、校尉，负责侍卫、缉捕、刑狱的事务。是一个组织完备的机构，最主要的是这个机构不属于任何明朝机关，而是直属于皇上。
锦衣卫设有两个司，一个叫经历司，负责有关文件的传达和上奏，一个叫镇抚司，这是锦衣卫中最主要的机构，负责审判、抓捕、缉拿等功能，即民间所称的“诏狱”。洪武十五年之后，朱元璋运用检校、锦衣卫，把全国的政治犯都转移到这里进行审判。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锦衣卫刑具被下诏焚毁，犯人一律移交刑部。六年之后，朱元璋又一次申明一切案件都交由司法机关去处理，不再由锦衣卫过问。
中央设立了锦衣卫，地方上则设立了巡检司。在各外地府州县关卡要塞的地方均建立了巡检司，设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手下有差役和少量军队，负责缉捕盗贼。在交通要道之处设立的巡检司则专门负责盘查往来奸细和贩卖私盐的人。同时朱元璋为了控制流动人口，还下发了路引，作用类似于通行证和身份证，并在立法中规定，凡是军民往来，只要超过一百里就要看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要捉拿送官，允许人们告发，查明情况属实后赏赐告发者，纵容包庇的人同罪。同时还规定了处罚等级。由于巡检司只是设立在交通要冲，要想全面掌握百姓的信息还远远不够。朱元璋又设立了里甲来协助巡检司来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所属民众的活动情况，还要负责抓捕私自逃跑的人，要是知道有人跑了又不追捕，则和逃跑的人同罪。通过这样一套系统，地方上的侦查机构也完善起来。
因此，我们看到，在明朝内忧外患不绝如缕的近三百年历史中，内有皇帝的昏庸无道，权臣、宦臣的擅权乱政，外有蒙古人的屡次兵临城下及东南沿海倭寇的骚乱，尤其是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落彼起、连绵不断。但是，在前期一百余年中统治秩序始终不乱，中后期虽几度危机而社稷不倾，当是与监察机关作为封建官僚政治的“清洁剂”，剔蠹除奸，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保证国家政令的推行密不可分的。
朱元璋设立国子监的原因是什么
朱元璋依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全国，平定了天下，顺利地建立了明朝。由此，在他手下也有许多出色的武将，但是要治理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就需要有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和各级政府官僚。对于全国的统治来说，这样的人才少说也要十几万才够，那么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去哪里寻找这么多忠实于新王朝，愿意忠心为新政权服务的文人呢？
国子监琉璃牌坊
首先，朱元璋把目光放在了元朝的旧臣身上，但是剩下的那些旧官吏，非贪即奸，真正有才能的并不多了。有能力有眼光的早都过来投效了，剩下的不是老朽不堪，就是隐迹不露，可以说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还有一些做过官的读书人，他们大多都对元朝怀有旧情，对新政权非常忧虑，总是飘忽不定，而朱元璋实行严酷的法律，如果他们一旦有什么差错，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是杀身之祸，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做官。
到后来，朱元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于是决定任用地主做官，也叫作举荐。虽然说地主出来做官的人不少，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再说这些地主官僚的行为思想，也不完全符合朱元璋的要求。经过反复的思考，朱元璋觉得倒不如自己培养大量忠实的官僚人才，这样国子监就产生了。
国子监的老师，都是朝廷的命官，任免都由吏部掌管，他们不仅博学多才，而且有着较强的政治头脑。当时，他们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合一，对教授的官吏十分苛刻。祭酒虽是衙门校长，但是只起严立规矩、表率属官的作用，并无任免教官的权力。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只要教官没有遵守做老师的规矩，或者哪个学生犯了规定，或是课业不精，都由他们来纠查检举。国子监学校的办公处叫绳愆厅，专门备有行刑红凳二条，拨有值厅皂隶二名，是专门施“教刑”的。监丞立有集愆册一本，如果有哪个学生违反了学校的规定，便会马上给以纠正。初犯的只做记录，再犯的打篦五下，第三次犯的打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监丞对监生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监生决无申诉反抗之理。膳夫由朝廷拨死囚来充任，如有三遍不听使令的，即处斩刑。
生源分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一等是品官子弟，二等是外夷子弟；民生是由各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学生。最初的目的是培养官生如何进行统治，名额为150名，民生只有50名。后来官生入学的越来越少，民生依法保送的则逐渐增多，仅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例，学生总数为8124名，官生只有4名。国子监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监生的课业内容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主要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和刘向的《说苑》等书。最重要的是《大诰》，这是朱元璋自己写的，有德编、二编、三编、大诰武臣共四册。主要列举了所杀官民的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警民安守本分应尽义务。洪武十九年（1386年）以《大诰》颁赐监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而《大明律令》是做官必知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之作，是治国安邦的至正至理。《说苑》“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深有劝戒”，所以被指定为修身或公民课。
对学生的课业要求极严：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痛决。低年级只通四书的，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后，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若在一年内考满八分者即予出身做官。当时监生的制服也是御定的。膳食公费，合校会馔。准许带家眷，每月支食粮六斗。但是监生和教员如要请假都必须由皇帝特许。
校规也是朱元璋钦定的，极为严格，甚至有些残酷。学生对课业有疑问的，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事管理生活的批评，绝对禁止结社活动，必须穿监服。有事必须事先通知，且行文不得烦紊。进出学监须有出恭入敬牌。违者都是痛决。最严重的一条是：“敢有毁辱师长，乃生事告奸者，即系于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去南地充军。”所谓“毁辱师长”、“生事告奸”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涵义可以任意扩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这条监规的起草人，他特别严酷，在他任职期间，师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饿死或被迫缢死，而且连死尸也必须由他亲自验明了身份，才允许收殓。学录金文征不忍心，他想方设法保护学生，并向皇帝进言请求宽释。朱元璋先是不加理睬，说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在亲教之师。金文征又设法与同乡吏部尚书余饩商定，由吏部行文令宋讷告老还乡。照理说，75岁的宋讷早就该退休了。但是他向皇帝辞官时，说自己并不是真心要辞职的，朱元璋大怒，追问前因后果，一气之下把金文征等人都杀了，并将其出榜昭示，载入《大诰》。这就是国子监发生的第一起学潮。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因不堪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朱元璋为了杀一儆百，法外用刑，把他杀了，并枭首示众。和统治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受到了严刑重罚的约束。在所有的祭酒中只有宋讷深得朱元璋的宠幸，得以善终，死后恩礼有加，其余的不是被处死就是被贬。
朱元璋通过这种严酷的奴性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的官僚，逐步地充实到各级官僚机构中去，绝对忠实地执行他的政令。一般来说，只要是循规蹈矩、学成毕业的监生都能有官做。
朱元璋为何要分南北榜
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早产生于隋唐时期，此后，科举制度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历史上，各王朝的科举考试都是在自己国家的全部疆域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
“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所在，然而有时候由于种种原因，这三个评判标准不一定能得到贯彻。
有时是因为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时是因为一些客观环境的因素，最终不得不扭曲了这些原则。明太祖朱元璋在晚年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件违背了考试规则的事，历史上称为“南北榜”事件。
朱元璋即位后，为了网罗天下的人才为己所用，安抚多年战乱之下不安定的民心，很快就重新举办科举考试。几年之后，他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的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他规定，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届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们都聚集在京城，参加统一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职位。
这种做法本来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成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洪武三十年（1397年），那次会试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发榜的那一天却发生了骚乱。骚乱的原因是这次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历次的考试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在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做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完全有可能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
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团。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是素不相识，见了面好像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因此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方设法平息这场骚乱。然而，他们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但却不能改变南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加重了这种情绪。
举子们闹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举子们闻听此言这才慢慢散去了。接着，朱元璋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然而，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什么手脚，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真实的。南方的举子成绩确实都比北方举子的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是那种因私枉法的人。虽然朱元璋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他还是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出来一并上榜。
没想到，刘三吾非常倔强。这个老夫子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所以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让成绩本来较差的北方士子上榜。朱元璋一听，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通时务，一气之下把刘三吾赶了出去。一不做、二不休，他还把其他几位考官也撤了职。
北方举子们听了这个消息都大声欢呼，并要求皇帝进一步为他们主持公道。不久之后，朱元璋再次派其他官员去重新审定这次考试的成绩。可是，当他再次听取复审报告时，仍然有几个正直的大臣不肯买账。
这些被派去复审的官员其实都很清楚皇帝的意思，知道皇帝不过是为了给北方举子一个交代好下这个台阶。但是，这些正直的学究们却仍然坚持北方举子的考卷确实不如南方举子的。这一结论居然和原来的主考官刘三吾的结论一模一样。
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有意蒙蔽自己，一气之下把这些官员都革职下狱，严加拷问。结果，这件事情越做越过火了。这些无辜的官员最后定罪时竟然与十几年前发生的胡惟庸案联系在一起，全部被处以死刑。
后来，朱元璋亲自主持，重新举办了一次考试。这次的考试结果与前一次截然相反，入选的61名士子全部都是北方人，一个出身南方的都没有。看来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人的不平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立下规矩，此后的科举考试，南北分卷考试，最后按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以求通过这种方法来使南北方入仕的官员人数大致相同。因此，此后的科举考试并不单以成绩取人了，而且加了地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
现在看来，朱元璋对待那些官员的手段虽然过分了些，但他这么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虽然明朝建国时间已经不短，但由于朱元璋是从南方起兵成势的，北方的举子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不信任这个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