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八月的一天，大连第九初级中学初三毕业班的同学们，按事先通知的时间来到学校，这是初中三年的最后一次同学聚会。今天，王玉瑞老师将向全班同学宣布上级学校的录取结果。
结果出乎全体同学的意料，全班五十多名同学，只有九人被二十高中录取，其余四十多名全部分配到中等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
谁都解释不了这一反常的结果，因为以往初中毕业后，最起码也应该有近二分之一的学生被高中录取。
面对同学们的惊讶与质疑，班主任老师竟无言以对。当然，作为一名一九三二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王玉瑞心里应该预感到，国家出事了。
半个月之后，****中央决定再次压低城乡居民的口粮及食用油标准。《人民日报》更在社论中号召全党全民大种瓜菜、大晒干菜、大腌咸菜。共和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困难时期。
我被大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数力系民用建筑专业录取，这对我来说，从心里还保留了一线尊严。因为六十年代，大连工专是一所全市最有名的中等专科学校，而且与九中只一街之隔。比起那些从此即将奔赴沈阳、西安、锦州等外地的同学，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朱嘉禾被分配到位于金县的大连电力学校。在他家里，他一边拉着京胡一边对我说：“我从小就怕电，我连安个灯泡都不敢。”
对于录取结果，父亲没有过多的评论，他很快从杂志和剪报里，为我找出好几篇梁思成关于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文章。他鼓励我中专毕业后，继续报考这所学校的大专甚至本科。父亲最终还是希望我无论如何都应该接受高等教育。
大连工业专科学校民用建筑专业六零届的新生们，是在学校召开的全校师生下乡动员大会之后逐渐认识的，因为新生到校不到十天，我们便下乡了。
一列闷罐车，载着全校近两千名师生，于初秋的一个深夜从大连火车站出发了。因为是临时调配的专列，所以在沈大铁路上时而待避时而缓行，直到第二天天亮后许久，我们才抵达复县松树车站。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下乡。当我走进四平大队一家房东为我们腾出的那间厢房时，一股潮湿霉变的气味让人仿佛钻进阴冷的地窖里。当天晚上，我便被无数兴奋的跳蚤彻底蹂躏了。
当同学们把我送进公社卫生所时，连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夫都惊呆了：“你感染得很厉害呀。”他问我打过青霉素没有，我说好像打过。于是，他就给我扎了一支青霉素。之后，他用碘酒在我如火如荼的屁股上抹着，嘴里还叼着一根细长的烟袋（所有的医疗处置程序几乎都是错误的）。
四平松树一带是辽南地区著名的苹果之乡，也是苹果外贸出口的生产基地。由于村庄里的青壮年社员都被调到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去了，大连工专支农民兵团此次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在上冻之前将苹果从树上摘下来，再将出口的苹果按规格选出，装进柳条编制的笼筐里。
应该承认这是一件美差，因为从出工的第一天起，生产队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队长，就操着浓重的复州方言，向我们交代了人民公社的优惠政策：“敞开儿吃，拣大的，挑红的。”
四平的苹果以国光为主，也有红玉、黄元帅、倭巾、印度等，口味不一样，色彩也一目了然。在所有的农活里，摘苹果应该是一件最惬意的事情。每天从早到晚，同学们就像一群猴子一样，散踞在丰收的苹果树林里，果园深处经常传来少男少女那青涩的歌声。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小河边……”
看来中专真是一个与初中大不一样的地方。
可好景不长，由于学校不久就发现了我在美术方面的特长，所以很快就把我调到直属连队，与另外几位老师和同学一起负责壁画宣传工作。
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活跃在四平公社所辖的村庄街道上，将一幅幅巨大的歌颂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壁画留在刚刚粉刷完的白墙上。由于围观的老乡很多，这期间，我第一次感受到美术给自己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可以想象，当一群大姑娘小媳妇挤在你身后，不加掩饰地用笑声和俏皮话设法尽量引起你注意的时候，作为一个十五六岁情窦乍开的小伙子，自然会有云中雾里的感觉。
一天，在民兵团总部的驻地，我无意间听见学校的侯书记与四平公社一位领导的谈话。原来，侯书记希望公社能为学生们安排一次“阶级斗争教育课”，而公社的那位领导则当即表态：“你放心侯书记，同学们回城之前，俺肯定安排一次万人批斗会。”
半个月之后，在我们回城的头天上午，四平公社的男女社员和大连工业专科学校支农民兵团的全体师生，在大府台村召开了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一些地富分子被押到台前，将脑袋深深地埋到胯下。台上，几个贫农代表泣不成声地控诉了自己曾遭遇过的阶级压迫，倾诉心里的阶级仇恨。
在雷鸣般的口号声中，一个富农子弟被押到台前，人们愤怒声讨他“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滔天罪行，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半筐苹果），那个年轻人脸色苍白，汗如雨下。
两天之后，民兵团的两千多名师生终于班师回城了。坦白地说，几乎每个人的背囊行李里都藏下了尽可能多的苹果，而我却因为如在云中如在梦里，竟错过了这次大规模盗窃集体财产的机会。
回到大连后不久，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校党委杨书记传达了学生口粮再下调两斤的新的粮食配给政策。在那次集会上，同学们第一次听到了“低标准，瓜菜代”这个没有底线的新词汇。中国的老百姓开始进入一个长达三年的饥馑岁月。
工专学校的食堂，在世纪街《大连日报》印刷厂附近，这里距学校五百米左右，是一间只有餐桌没有坐椅的十分空旷的大饭堂。学生在这里就餐全凭饭票，每月每天的早午晚餐分得很清楚。其中早饭大致相同，一碗米汤，半个馒头，一小碟咸菜。午餐每周都有菜谱提前告知，午餐主食为一个馒头（很少吃米饭），一个炖菜（除白菜、萝卜、辣椒外，其他蔬菜绝少见到），菜里少见油腥。周六中午偶尔有炸鱼，遇到这时，同学们上午课间就会提及，中午下课铃声一响，大家就一路呼啸着朝食堂狂奔。而一旦去晚了，炸鱼卖完了，排在后面的同学就会痛心疾首。
有一次，班里一位从庄河来的杨学敏同学，在排到窗口前的最后时刻，发觉炸鱼几近卖光了，情急之下，加之五百米长途奔袭，杨学敏竟当场晕倒在窗口前。食堂大师傅一时慌了手脚，忙从其他窗口抢来一条炸鱼，大家千呼万唤，杨学敏方才嘘出一口气，缓了过来。
杨学敏是一个学习刻苦的农村学生，他父亲是一位乡村代课老师，家境十分清贫。杨学敏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经济独立后，要给他母亲把病治好，他母亲的肝不好，当时他妹妹来信说，已经出现腹水了。
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离清爽街二号很近。严冬到来的时候，因学生宿舍几乎滴水成冰，在我的再三恳请下，学校破例同意我走读。每天晚九点自习课后回到家里，母亲总要留些稀粥咸菜，让我吃罢再睡，为此我深感不安。因为每天晚饭剩下的那口饭菜，就是母亲第二天中午要带的午饭，我多吃一口，母亲第二天中午就要少吃一口。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我的身高从初中毕业时的一米六八长到了现在的一米八二。
那一年寒假，母亲医院的陶岚大夫，送给母亲一张白菜票。星期天一清早，母亲就和我拎着麻袋，来到三八广场那家指定的商店里。在商店的后院，有一个像重磅炸弹炸成的大土坑，坑里满是黑色的泥浆。商店一位售货员递给我一根长把儿铁钩子说：“捞吧，捞满一麻袋就不用称了。”
我和母亲惊诧不已，顺着一条结满盐渍的泥泞的土阶，我下到散发着咸臭气味的泥浆前。
“都是好白菜，上秋时腌在这里的。”那售货员说着，朝土坑里吐了口痰：“拿回去好好泡泡吧，比咸菜都咸。”
我将铁钩子伸进泥浆里，感觉到似乎勾到些什么，我使劲儿向外拖，一棵像咸鱼一样的白菜帮子被拖到脚下。
“妈，还要吗？”我简直有些恶心了。
“要！”母亲坚决地说：“陶岚阿姨说了，她丈夫单位费了不少周折，才和这家商店联系上的。”
陶岚阿姨的丈夫在市公安局工作，那时公安局的权力要比工商局和税务局大得多。
寒假的时候，孙继海从北京回来了。孙继海是初三时从外校转到我们班的同学，他性格内向，为人忠厚朴实，很少与同学沟通交流。我和孙继海都是九中美术小组的成员，孙继海画得不如我，但他却非常痴迷于美术。一九六〇年夏天，就在大家都被毕业分配搞得一头雾水的时候，孙继海竟然被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录取了。消息传来，让我既羡慕又嫉妒。如今孙继海从北京放假回来了，在我们家的桌子和床上，铺满了半年来他在美院附中所完成的习作，我不禁被震撼了。从石膏素描到肖像素描，从人物速写到风光写生，在我面前，那简直就是一个美术展览会。我洗耳恭听他对美术的感悟，对色彩和光的理解，对人体的陶醉，对质感的追求。
那个假期，孙继海几乎天天到我家来，我们还冒着刺骨的寒风，去鲁迅公园画动物速写。总而言之，一九六〇年的寒假，是孙继海的一把火，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美术的向往。我对自己不听美术老师吴兰英的劝导追悔不已，吴老师曾经说过：“单从条件而言，唐浩在美术上的天赋要超过孙继海。”
父亲对孙继海的成长也十分感慨，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孙继海说：“经济上有困难，尽管和我们说，我会帮助你的。”
孙继海一直打算附中毕业后，报考中央美院的雕塑系。但他毕业的那一年，恰逢美院本科压缩招生，孙继海只能服从分配，去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
就在这一年寒假，一直待在家里没去大连电力学校报到的朱嘉禾，在音乐方面也找到了知音。经朋友介绍，春节期间，嘉禾见到了沈阳音乐学院弦乐系一位大连籍的关老师。这位年轻的老师答应，每年寒暑假期间回大连探亲时指导嘉禾拉琴，成了朱嘉禾提琴方面第一位指导老师。
春节期间，姐姐从沈阳回来了。姐姐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为了这次探亲，她想尽办法攒了许多面包、点心和糖，甚至连运动队发给女排队员补身体的大豆磷脂，她都带回来了。为此父亲很生气，因为父亲知道，多年稳坐全国女排冠军宝座的辽宁女排，是姑娘们用汗水换来的。
姐姐结实了，也爱和我们交流了，她常用“这些孩子”来称呼我和妹妹们，大家都觉得姐姐像大人。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国家放开了高价糖果糕点的供应，但物价高得令人咋舌。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对于领导干部，国家也相应规定了细粮、副食品、烟酒茶糖的供应标准。这不仅终于让老百姓看到了干群之间的差距，也为走后门及投机倒把埋下了隐患。
为适应困难时期国家整体的应急部署，全国高等院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自一九六一年春季开学后不久，开始压缩编制。首先被明令压缩的就是农村籍的同学。消息传来，杨学敏整日惶恐不安，直至学校令其退学的通知递到他手里时，这个刻苦用功，试图用知识改变人生命运的同学，终于疯了……
从今天披露的有关方面调查统计数字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八百四十五所高等院校被撤销了四百所，两千七百二十四所中等专业学校被撤销了一千二百六十五所，先后有三十四万教职员工、四十五万农村籍学生被迫离校还乡，同时仅一九六一年全国便有两千六百万城乡居民迁往农村。中国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历史时期。
一到每月二十五日借粮的那一天，粮站门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粮站规定每月二十五日可以买下个月的粮食，政府希望居民能在这种寅吃卯粮的努力中，感受到国家力所能及的关怀。
一天，母亲单位发了一张餐劵，那是一张去西岗市场附近一家饭馆吃饭的凭证。母亲激动不已，她从家里拿了两个空饭盒，并附嘱唐宛说：“晚饭不用着急做了，等我下班回来再说吧。”
自从姥姥去世后，唐宛就自觉担起了每天晚上做饭的家务。唐宛那年才十岁，晚上做饭时，她因个子矮，只能站在小板凳上切菜、和面。父亲很欣赏唐宛的勤劳，父亲最疼的就是唐宛。
下班前，母亲便匆匆赶到了那家饭馆。屋子里寒气逼人，一个粗壮的女服务员接过母亲手里的餐券，面无表情地说：“饭盒。”母亲边掏饭盒边忙着问：“都有什么菜？”
“鱼松炒韭菜。”那壮女冷冷地说。
“还有什么？”母亲试探地问。
“韭菜炒鱼松。”那壮女皱了皱眉头。
那天晚上，母亲用那一勺鱼松炒韭菜煮了一锅面糊。连走廊里都能闻到香喷喷的馆子味儿。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人们可以在粮站买到加工好的橡子叶面儿了。那是由柞树叶磨成的粉，闻上去有一股山野的气息。橡子叶面儿要在水里泡很长时间，并反复换水，直到把那酱油般的颜色泡尽，方可与全麦粉一比一地掺在一起蒸馒头。那馒头是赭色的，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土腥味。报纸上说这叫增量法，但时间长了，浮肿便开始蔓延了。
全家人最先开始浮肿的便是父亲，严重的时候，他双脚肿得只能穿布鞋。每天晚上吃饭时，母亲总希望父亲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哪怕是一小片肉。但父亲会立刻将那片肉夹到唐华的碗里，唐华会随手将那片肉夹到母亲的碗里，母亲当即便会把那片肉夹到唐宛的碗里，当唐宛准备将那片肉夹给我时，父亲便会将筷子往桌上一拍：“别下棋了！”搞得大家都很郁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