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新接受的工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当年晏阳初在定县搞乡村建设规划时，野外调查就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陈官营公社必须清楚地了解所辖土地的基本情况，从这一点看来，陈官营公社的父母官们，确实是一群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调查工作是从全公社正北方向的古松庄大队开始的。所有的调查工作，都要徒步进行，每到一个村庄，当地的生产队长便引着我们走遍该队的所有地块。我则用我的速写本，将所走过的自然地块凭以往积累的透视及目测经验一一画出来。同时标明其面积、土质、垄向、水浇及水土流失情况等。在长达两个月的野外徒步调查中，我们头顶烈日，走遍了全公社四万零七百二十亩的所有自然地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八月下旬，当我们在郎庄调查到最西地界时，我发现两个月前去过的古松庄的那片土地已近在咫尺。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独自一人，在公社礼堂的大会议桌上，依照速写本上所绘的各村素材，绘制了一幅巨大的《陈官营公社土地现状图》。让我都感到意外的是，一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幅国家正式出版的《迁安县行政地图》，对比其中的陈官营部分，我那山寨版竟惊人地准确。
五年之后，在我的工作单位，大连市结核医院人事科的两位同志，到陈官营公社外调时，负责接待的朱秘书还特意把他们带到会议室，并指着墙上的土地现状图说；“看，这就是唐浩画的大地图。地震后，我一直把它保存在家里，直到新楼盖好之后，才又重新挂出来。”说着，他伸出大拇指对两位外调的同志说：“是个好人呐，唐浩。”
在一九七五年深秋将近的日子里，唐庄大队******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在连续三次的县文艺会演和批林批孔文艺汇报演出中，唐庄大队宣传队的演出节目，几乎占了整场演出的半壁江山。由于上场太频，演员们几乎没有换衣服的时间。我创作的小歌剧《一条扁担》被评为全县一等奖。一时间宣传队员精神振奋，这些不曾见过市面的庄稼后生，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登上了县礼堂灯火辉煌的大舞台，赢得了台下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唐华一直是唐庄宣传队的台柱子，无论是小合唱，表演唱，还是歌剧和舞蹈，唐华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以至于日后赶集时，无论在夏官营，还是在县城里都时常被人认出而受到赞扬。
唐桂本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然而，在公开场合下，我始终不便抛头露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作为一个前科累累的四类分子子弟，我一直保持低调，更有自知之明。望着舞台上那些充满活力的背影，躲在幕后的我，从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和慰藉。
立春一直是唐庄文艺宣传队的组织者，也是我工作中最坚强的支持者，有立春在身旁，我才能够如此尊严地活着。
在小歌剧《一条扁担》获大奖之后不久，村子里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那天上午，村团支书唐桂善将立春与我找到大队。他拿着那年轻人的介绍信：“这位是县委宣传部派来的周文彬同志。”那年轻人站起身来，与我和立春握了握手，那人的手绵软得像个女人。
“周文彬同志是下来对咱宣传队工作搞调研的，周老师说了，县里不但要认真总结唐庄文艺宣传队的经验，还责成他写一篇稿子作为内参，上报到省委宣传部去。”
我和立春立刻诚惶诚恐。
“下去走走吧。”唐桂善说：“中午和晚上在大队吃饭，周老师今晚就住下了，看看你们的排练。”
立春受宠若惊地望着我。
“周老师请。”我恭恭敬敬地陪他走出大队，身后传来唐桂善的叮嘱：“谦虚点儿，人家见过大世面！”
周文彬与我一见如故，他与我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当他知道我爱读书，并有一些藏书后，恳切地提出要到我家坐坐。
父亲和母亲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下地回来的唐桂本大哥听到招呼后也赶了过来，周文彬十分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藏书。临走前，他懦懦地提出，想借我三本书回去看看，其中包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文学分类的基础知识》，我当即让他将书拿走。
“两个月悉数奉还。”周文彬兴奋得满脸通红。
当天晚上，周文彬观看了我们的排练。他一直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却特别专注认真。
半个月之后，唐桂义从县文化馆赶回唐庄：“那周文彬写的调研报告我看了，他说长期以来，唐庄大队******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一直被一个神秘人物暗中操纵着。村里的党团支部都对他言听计从，这个表面上战功显赫的农村基层文化阵地，正面临着被阶级敌人夺走战旗的危险！”
“****养的，呸！”立春非常的愤怒。我与唐桂本大哥大骇。
然而，担心追查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初冬时节，公社团委书记高少良找到我，向我布置了新的任务，即在郎庄组织一个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
几天之后，高少良带我进驻青龙河西岸的郎庄大队。在这里，见到了从任庄调来的业余美术爱好者任凤楼，以及在寺前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郭廉旭。
任凤楼长我九岁，是一个十分自负的民间艺人。他善于绘制山水镜画以及刻制“花盆儿”与皮影，在城东地面上很有威望。
小郭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青年美术爱好者，他聪明好学，见面之后就要拜我为师，搞得我一时受宠若惊。
高少良是公社一名年轻干部。据说，“**********”初期曾在迁安高中当过红卫兵的小头目。高少良待人亲和，办事认真。他希望我们深入采访，早些拿出布展的方案来。“唐浩是筹办这个展览的负责人。”高少良明白无误地向大家宣布。
郎庄大队是陈官营公社最大的自然村。由于地处丘陵，可耕地较少，土改前贫苦农民相对集中。因此，在世代荣辱贵贱的不断分化中，阶级矛盾相对尖锐些。导致“**********”期间，许多陈年往事，在忆苦思甜的主题下被不断戏剧化、极致化。采访中，一些当年的贫苦农民，依然会声泪俱下地诉说着当年的屈辱与仇恨。
我想起父亲对我的告诫：“你不了解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境遇，你没有资格对今天的现实妄加评论。”我知道，父亲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临摹了一幅巨大的画家王式廊的素描名作《血衣》，放在展览入口的墙壁上。当年土改斗争时，控诉恶霸地主激烈的场面，将郎庄大队阶级教育展览，推到了极致。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全公社小队以上的干部集体参观了这一展览之后，县里也闻风组织了许多基层干部分批前往郎庄，接受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
这一年年底，一个“批邓反击****翻案的政治运动”又席卷全国，父亲的病，开始明显地加重了。
二〇〇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被迁安市政府正式聘请为经济顾问。在受聘仪式的当天晚上，********姚自敏，市长刘桂东及市五大班子的领导，在一家装修讲究的酒店里请我吃饭。席间，姚书记再次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我介绍了迁安这些年来的进步与成就。
“中等城市，钢铁迁安”，姚书记解释了他对迁安长远发展的构想。姚自敏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十分务实的迁安父母官。
秘书听见有人在敲门，他起身迎了上去，一个满面酒红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
“听说唐浩老师来了……”走进门来，那中年人很快就认出了我，他急着走过来和我握手，那手依然绵软得像个女人。
“不认识了呀？唐老师，我是周文彬呀。”说着，他急着从西装口袋里摸出名片。“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您了。”
我向姚书记介绍说，这是我当年认识的一位朋友。姚书记坐在那里，接受了周文彬的敬酒。
“幸会，姚书记。我现在在唐山经济开发区工作，今后少不了要请姚书记多多关照。”
临走时，周文彬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哎呀，唐老师还有两本书在我那儿呢。”
“三本。”我认真地更正了他。
回到座位上，我谈起了一九七五年深秋时节的那件往事。
“早知道这样，刚才就不该让他进来。”姚书记狠狠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