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公元1416年/回历819年◇成书于公元1434年/回历837年）
马欢是名通事（翻译），曾参加了郑和的第四、六、七共三次下西洋活动。他可能在第四次和第六次出访中两度访问过忽鲁谟斯，因而他有足够的机会为自己的书搜集翔实的资料。然而，由于他自己的序言作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回历819年），因此他对忽鲁谟斯的描述可能仅根据第四次下西洋时的考察，除非是他后来修订初稿时加进了新的资料。他在最后一次下西洋时，随同部分中国船只从古里到了麦加，中间没有经过忽鲁谟斯。“朝觐”麦加对他来说可能有特殊意义，因为他是一名穆斯林。他的信仰在《瀛涯胜览》一书的好多部分包括有关忽鲁谟斯章节中都有体现。巩珍只作为郑和的私人秘书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可以推测，他随同主船队到了忽鲁谟斯，但《西洋番国志》一书流传不甚广泛。根据以上几点，我们再来研究两书中对忽鲁谟斯的描述。
忽鲁谟斯的地理位置
据马欢和巩珍书中的记载，自古里到忽鲁谟斯海上航行需要25日。这种估算是符合实际的。马欢说：“其国滨海倚山。”凡有游历经验者都应该知道，忽鲁谟斯首府在加隆岛上。该书可能指的是整个忽鲁谟斯王国和整个伊朗大陆上的国土。巩珍的书中亦作了这样的描述。这两本书都正确地谈到：“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所以国民皆富。”
人民与风俗
“（忽鲁谟斯）国王国人皆奉回回教门。尊谨诚信，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斋戒，风俗淳厚，无贫苦之家。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马欢的这些观察实即伊斯兰教的五功（此处未含朝觐），最后一句指的是“天课”制度，伊斯兰要求人们要帮贫扶困。巩珍用稍微不同的句子重复说：“王及国人皆奉回回教门，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持斋，为礼甚谨。”马欢的“尊谨诚信”一句，变成了巩珍的“为礼甚谨”。巩珍是否是穆斯林，尚不知晓；如果他不是穆斯林，那就可解释为是他修订后的记述。总之，两书作者都介绍忽鲁谟斯乃一虔诚国度，阿丹国（今亚丁）和祖法儿国（今佐法尔）就不像忽鲁谟斯国那样有宗教热诚，只有天方国（今麦加）是一个例外。
意大利旅行家吕多维科·迪·瓦特马（Ludovico di Varthema）于1503年（回历909年）访问过忽鲁谟斯，他比第一位到访忽鲁谟斯的葡萄牙人早几年。他只提到其国王是穆斯林，而没有谈及其他任何细节。马可·波罗也同样说到：“（忽鲁谟斯）人民崇拜穆罕默德。”如前已述，忽鲁谟斯不是一个专一的穆斯林社会，相反它具有作为一个国际港口的特点，在那里存在着各种违背习俗的事情和堕落，正如马欢所想象的那样，它不是一个“纯粹”而宗教的社会。撒马尔甘迪的观察甚至更客观，他指出在城内见到许多异教徒。
马欢接着说到：“人之体貌清白丰伟”——中世纪时的中国人一般认为白皙皮肤比黑色皮肤好——“衣冠济楚标致。”然而马可波罗却描述说所有忽鲁谟斯人比较黑。巴尔伯萨（Barbosa）认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有所不同：“（波斯人）身体魁梧，眉清目秀，真诚而善良……而阿拉伯人比他们肤色深和黑。”泰克希拉氏则强调说：“忽鲁谟斯人大都是白皮肤，身材魁伟。”费信只详细描述了忽鲁谟斯人的衣着。
马欢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谈到忽鲁谟斯人的婚葬礼仪。他强调说：“婚丧之礼，悉遵回回教规。”他还提到伊斯兰法法官“加的”（即阿拉伯语的“哈的”）qadi。此外，他还详细描述了出殡和坟墓的情形。而马可·波罗和奥德里克（Friar Odoric）则更多地强调了妇女的悲恸。
接下来马欢谈到了烹饪。他说：“人之饮食，务以酥油拌煮而食。市中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喇潵，一应面食皆有卖者。”巩珍及《瀛涯胜览》的另一版本将该词写作“哈里撒”，其正确的读音当为“哈里撒赫”（Haliseh），这是一道用肉和麦面制作的食物。马欢补充说：“二三口之家多不举火做饭，止买熟食而吃。”巴尔伯萨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据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说，忽鲁谟斯人的主要食物是枣子和鱼，但马欢却未提到这些食物，也许他认为这些食物过于廉价和粗糙。
在谈了烹调问题之后，马欢转到了忽鲁谟斯的金融制度上。他说：“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巴尔伯萨也提到了这种皇室特权，但达麦斯氏（Dames）却否定之。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流行下列货币：10底那儿的铜币法尔斯（fals）、拉利—坦格（Lari-T ng）银币、萨迪（Sadi）银币，价值1000底那儿的黑扎勒金币（Hazar）也叫做“半阿什拉菲”（half ashrafi）；完整的“阿什拉菲金币”在葡萄牙文中大都称之为“希拉菲姆”（xerafim）。有趣的是，忽鲁谟斯王朝的缔造者名叫穆罕默德·达尔哈姆-库卜（Shah Muhammad Dirham-kub），意即“达尔哈姆人的铸造者”。忽鲁谟斯在这么早的时期（公元11世纪/回历5世纪）否铸造了自己的钱币，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加隆岛上有波斯湾地区一家重要的铸币厂。忽鲁谟斯现存的钱币是公元13世纪（回历7世纪）以后的钱币，一些金银币上铸有忽鲁谟斯君王的名字，但多数钱币上面都见不到任何名字。忽鲁谟斯显然是由于其声望的原因没有发行钱币，但却为贸易提供了方便。最后，马欢把忽鲁谟斯银币称为“底那儿”，可能是为了区别伊朗各地不同钱币的名称（如“坦格”tǎngǎ或“沙赫鲁希”shahrukhi）。
马欢还提到了使用回回文字和市场店铺的情况：“书记皆是回回字，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止无酒馆。国法饮酒者弃市。”这可能是忽鲁谟斯的特殊法律，因为“沙里亚法”（shari a伊斯兰法）规定对饮酒者的处罚是打40至80鞭。显然，马欢是极力想把另一因素加到自己对伊斯兰港口城市“理想”的描绘中。我们前面说过，马可波罗饮过椰枣酒（nabidh）：“此地用香料酿海枣酒，甚佳。初饮此酒者，必暴泄，然再饮之，则颇有益，使人体胖。”巴尔伯萨也说：“他们在秘密地方饮了葡萄酒，因为忽鲁谟斯法律禁止饮酒。”最有可能的是，禁止饮酒在当时不像今天这么严厉。在几个世纪中，酒都是伊朗人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帖木儿人也嗜好饮酒，忽鲁谟斯人不可能与他们有多大区别。
马欢声称的“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各色技艺皆有”的“优越”，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即马欢希望创造出一个空中城堡。他用很长篇幅描述了在忽鲁谟斯见到的“羊上高竿”的杂技表演。这类娱乐活动在许多城市肯定都有，我们会想起基亚斯丁（Ghiyath ad-Din）访问北京时笔下的那种相似的描述。
环境和物产
马欢在简短地描述当地的气候时，要么提到整个国家——因为他提到那里的树木、霜和重露——要么还打算提供一幅理想的画卷。书中补充说：“其国气候寒暑，春开花，秋落叶，有霜无雪，雨少露多”。然后转而描述了加隆岛的主要山峰及其四方的景色：“有一大山，四面出四样之物，一面如海边出之盐，红色，人用铁锄如打石一般凿起一块，有三四十斤者，又不潮湿，欲用食，则搥碎为末而用。一面出红土如银朱之红，一面出白土如石灰，可以粉墙壁。一面出黄土，如姜黄色之黄。俱着头目守管，各处自有客商来贩卖为用。”加隆岛实际上是由盐（主要是岩盐和石膏）组成。其山峰顶部像雪一样白。在南部可发现红色氧化铁，至今仍有少量开采。马欢的描述与《伊朗历史地名词典》的描述相比较而言，则更好理解：“忽鲁谟斯由色彩斑斓耀眼而又参差起伏的山丘覆盖。其主色调是紫红带白色的条纹矿层，而主要地质成分包括盐岩、红色赭石和绿色粘土。”泰克希拉和巴尔伯萨也描述了开采和向印度出口盐的事。但泰克希拉说这种盐在忽鲁谟斯不使用，因为它会使肉变质。故忽鲁谟斯人只使用海盐。伊本·白图泰补充说：忽鲁谟斯人用山里的岩盐制作装饰船及底坐等。在讨论到费信的记述时，我们还将涉及这个问题。
忽鲁谟斯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大米、小麦等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除了这两种粮食外，马欢还谈到各种坚果、水果和蔬菜。他用“把聃”（波斯语bādam之对音）一词指杏仁状的水果，也使用中国的通用名称。他还详细记述了葡萄干和椰枣。马欢在此再次提到忽鲁谟斯国全境，而不只是加隆岛。一些产品也可能是从伊朗其他地区进口的。巴尔伯萨证实了忽鲁谟斯食品的丰富，但他又指出食品价格昂贵，因为大都是进口食品。
除了日常必须品外，马欢还列举了在忽鲁谟斯见到的各种贵重物品。下列物品名是根据米勒斯氏的翻译而来：“青、红、黄雅姑石，并红剌祖把碧、祖母剌、猫睛、金刚钻，大颗珍珠如龙眼大，重一钱二三分（约4.47克），珊瑚树珠，并枝梗、金珀珠、腊珀，黑珀番名撒白值。各色美玉器皿，十样锦剪绒花单，其绒起一二分，长二丈，阔一丈。各色梭幅，撒哈剌毡，氁罗、氁纱，各番青红丝嵌手帕，等类皆有卖者。”巩珍也提到同样的物品，但又有所增加。他增加了珊瑚树，删去了各色美玉器皿和毛毡，某些字的写法也有所不同。
至于忽鲁谟斯的动物，马欢说到：“驼、马、骡、牛、羊广有。羊有四样：一等大尾棉羊……一等狗尾羊，如山羊样。”奇怪的是，他为何没有述及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匹，而是介绍了一种名叫“昔雅过失”的动物，或即波斯文sīyāh-gūsh（意为大山猫）的译音。
结束语
马欢在文末归纳了郑和访问忽鲁谟斯的“成效”：“其国王亦将船只载狮子、麒麟、马疋（巩珍未提到马疋）、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虽然没提及此事的日期，但米勒斯把忽鲁谟斯这次赴华朝贡的时间与第七次下西洋联系在了一起。据《明史》记载，忽鲁谟斯国的金叶表文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回历817年）送达中国（见前述），但马欢认为该表文是在中国船队访问忽鲁谟斯之后才送来的。总之，马欢以最优美的形式介绍了忽鲁谟斯，他描绘了忽鲁谟斯居民的生活方式、虔诚的宗教信仰、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繁荣的社会状况等，表现出他在有意提升这个港口的地位和重要性。然而，他是以中国人独特的眼光来观察忽鲁谟斯的，他把一个虔诚穆斯林的热诚与“儒家”或“准儒家”的因素融为了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