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说，有阆、白二水曲折如巴，也有长江、嘉陵江“朝天汇流”曲折如巴，显然，这二者所指，不在一地。如果详加察究，前者所指也并非同一河段。在一些世居或旅住于重庆的文人笔下，多将曲折如巴的地段定于朝天门两江汇流之处。比如，明代户部侍郎倪斯蕙在他的别墅巴字园里，即自题楹联一副：“窗临巴水真成字，家对龙门好著书。”即言朝天汇流水状如巴。以后，遂有“巴字”、“巴水”、“字水”之说，更有巴字坊街名。清代书法家徐昌绪在玄坛庙江滨岩石上镌刻了“字水”二字。王尔鉴在《巴县志》里将此处作为重庆观灯夜景补入巴渝12景中，取名“字水宵灯”，既赋诗又作小记。以后，官任奉节知县的著名诗人姜会照又写了《赋得巴江学字流》诗：“一水流成字，潆回恰似巴……双虹盘远势，三折吐奇葩……”他在《巴渝十二景》的《字水宵灯》里，更写下了“巴字光流不夜天”的诗句，更加形象地描绘出了神韵天成的良宵夜景。道光年间重庆知府王梦庚在《渝州十二景》的《字水宵灯》里再将“水如巴字三折，县因得名”写进小序里，对巴县因水得名作了更进一步的强调。因此，人们尤其是重庆人即确认“巴”之得名在于状如巴字的“朝天汇流”。
对于这种看法，董其祥先生早在《涂山新考》一文中就作过评说：“河流弯曲之处多也，何以其他地方不以‘巴’字名江，而独以重庆的河道称为‘字水’呢？”彭邦炯先生对前述诸说所指的河段作了考证之后指出：“江河曲折三回之处甚多，可以说任何一条江河流经之地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地形。我们若依此说，岂不是都可称‘巴’，名巴之地又岂不无定处？这与古代巴族人之称‘巴’的本义显然不符！”那么，“巴”的本义是什么呢？杨铭在比较了诸说之后认为：“以论据充分与否而言，当以动物说较为有据。”彭邦炯说得更明确：“巴人称巴因蛇说最近历史实际，巴字的本义应是蛇。”
这“字水”说和“象蛇”说，曾有不少学者作过论述，坚持这种观点。
近些年来，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实施，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迅速推进，发掘出不少珍贵的考古资料，将古代巴人族源和巴名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巫山县境，已发掘新石器时期遗址十余处，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家梁子遗址的发现。它与上世纪50和70年代多次发掘出的大溪遗址，共同使巫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两个发展源流不同的类型。任桂园先生在《大巫山文化》里，比较了这两个遗址后写道：“过去曾有学者根据巫山等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并整合上古传说与古旧史料的有关记载，认为整个长江三峡地区以及鄂西清江流域，即是巴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而川东鄂西一带，又恰恰是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因此，所谓巴族即很有可能源于新石器时代绵延1000余年（距今6430±210年到5330±146年）的大溪文化的创造者，生活在巫山大溪遗址的先民们即很有可能就是巴人的祖先。但目前巫山魏家梁子文化类型的发现，则对巴族起源问题的探讨，再次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所谓巴族，到底是源于大溪文化的创造者呢，还是由魏家梁子文化类型的创造者发展而来？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远古时代的大巫山地区，与早期巴人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目前巫山县内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看，早期巴人的聚居地即在巫山。”巴族源于巫山的观点有较强的说服力。
至于巴族的族名，张勋僚先生从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后，在《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巴族族名来源于“鱼”的观点。巴人居于大江之滨，以捕鱼为生。在古代的南方，称“鱼”为“巴”。至今三峡地区一带的民众，还呼鲢鱼为“鲢巴郎”，呼装鱼的竹篓为“巴篓”。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我们在以后还将近进一步说明。
（二）巴民族与诸巫部落
巴民族源于巫山，巫山聚居群巫部落，那么，巴民族与诸巫部落的关系怎么样呢？
《世本·氏姓篇》在叙述廪君巴人与其余四姓部落赛剑、驾船赢得部落联盟首领时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邓少琴先生讲，古代巴人的一支“蜑”，《说文》称之为“南方夷”。他们世居大巫山一带，故称“巫蜑”或“巴蜑”。“□”之初文为“蜑”。《山海经·北次二经》载：“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其中多蜑。”这说明巫诞即“巫蜑”，亦即“巴蜑”，其与鱼相关。
还有学者考证，居于清江流域武落钟离山一带与廪君共争部落联盟首领的其他四姓部落，也与巫山诸巫部落有联系。樊姓部落可以从巫凡找到渊源，瞫可读丹，亦由巫诞部落派生出来，郑姓部落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巫真，至于相姓部落，与巫相同名，其渊源关系就不言自明了。
廪君这支巴人是从巫山迁徙出去的最重要的一个部落，该部落后来发展成为巴国的主体，在整个巴民族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与巫山诸巫部落的关系，可以代表巴民族与诸巫部落的关系，因此，可以这样说，巴民族由巫山诸巫部落演化而来。他们是怎样演化的，就得对他们长时期的生产、生活的条件和状况进行研究。
（三）盐业与渔业促使巴民族的形成
本书在讲三峡地区地质构成的时候曾说，三峡地区有几十亿年浸没在海水里，盐卤渗浸进地壳，形成卤盐岩层。随着地壳运动，使本来呈水平状态的盐卤、盐岩发生变化，绝大多数发生倾斜、变曲和断裂。在地壳构造运动特别剧烈的地带，其岩层断裂更大，以致盐卤溢出地表，形成自然盐泉，盐岩也随老地层出露成地表咸石或咸土。
三峡地区属地壳运动中特别剧烈地带，这里也就形成了自然盐泉，巫溪（历史上曾隶属巫山）宁厂镇的宝源山就有自然盐泉自地底溢出。此外，在三峡地区内，如宝源山溢出自然盐泉的还有彭水郁山镇的伏牛山和湖北省长阳县西的盐水。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里，先民们以自然盐泉熬制食盐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
食盐所含的氯化钠对任何生物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功效，尤其是脊椎动物都离不开盐，养成一种对盐的自然本能的嗜好。人类进化成猿人后，这种本能“嗜盐”逐步进化为自觉向产盐地靠拢的“趋盐”。因此，世界上一些产盐地即成为人类的发祥地，并逐步演变为经济发达的富庶区。
比如帝舜建都立国的蒲阪，就临近山西产盐的河东解池。解池地处黄河由南折东的转弯处，方圆百十里。这里的自然盐泉不需熬制，而是凭借烈日暴晒和南风劲吹，自然结晶而成食用粒盐。这里因盐富庶，吸引众多先民聚居于此。据考古发现，这里的新石器遗址特多，新石器文化也已相当成熟。
巫山地区诸巫部落中的巫咸，为什么成为群巫之首，就是因为这个部落占据最为优势的盐泉，其名“咸”就是“盐”。以后发展为不织而衣、不耕而食、百兽群处、鸾凤歌舞的原始社会的“极乐世界”巫臷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用自然盐泉熬制食盐，并贩运到周边地区，以物易物换回部落所需的衣食等用品。
在诸巫之中，有些部落利用自然盐泉熬制食盐，另有一些部落成员则专门从事贩盐工作。这些人又住在三峡江河岸边，以捕鱼维持生活。这里鱼资源丰富，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贮藏。要贮藏得好、得久，就需用盐腌制。本地的盐业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于是，就产生了腌制渔业。腌制成品也运往那些需要的地方，更促进了原始贸易的发展。这种看法不是凭空的推论，而是有考古的出土文物作为理论支撑。下面转述任桂园先生《大巫山文化》的一段实录：
在瞿塘峡东口南侧巫山大溪遗址，西陵峡段的秭归、宜昌境内的大溪文化地层中，皆发现有大量的鱼骨、鱼牙和鱼鳃骨。经鉴定，鱼骨种类有青鱼、草鱼、鲟鱼、鲢鱼、鲫鱼、团头鲂、铜鱼、鲍鱼、白暨豚、鳙鱼等，而最多的鱼种则是草鱼、青鱼、鲢鱼、鲤鱼等。1993年夏秋之际中堡岛的考古发掘，更发现有一鱼骨坑深达1米多，坑口宽达2.6米，坑内鱼鳃骨成堆成片堆积，鱼鳃纹理清晰可见……像这样的鱼骨坑，中堡岛一处大溪文化遗存已发现一二百个之多。这些鱼骨坑所在地，很可能就是大巫山先民们鱼类生产的加工场地。由此可见，大巫山地区先民们渔业生产的庞大规模及其发达兴旺的情景。将吃不完的各种鱼类去掉肚腹、鱼鳃乃至鱼头、鱼骨，然后用盐腌制以防腐烂，再装船运至周边地区与其他部族进行原始商业活动。
如此规模的捕鱼腌鱼，其运销贸易也一定发达。在贩运销售中，既有腌鱼，更有食盐。
在巫山地区诸巫部落成员中，有的专事熬盐而不擅驾舟楫，他们制作的大量泉盐自给之外，主要的用于进行交换，以获得各项生活必须品。这就为善驾舟楫的巴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顺理成章地成了运盐贩盐的‘专业户’。他们从少到多，由近及远，从少数人投入到举族参与。大巫山的泉盐通过长江这条干流和它的众多的支流以及翻山越岭的小道，东到江汉平原，东北到豫西平原，北到汉中盆地、关中平原，西到成都平原，南到云贵高原，以解决那些地方的食盐问题，同时换回大巫山中缺少的东西，与巫山诸部进行交换”。如前所述，远古时代的大巫山乃至南方的先民们习惯于呼“鱼”为“巴”音，那么，周边部族在与大巫山先民们的接触交往过程中，很可能据其常以鱼类腌制品进行商业活动的特点而直呼其为“巴人”。开始可能是他称，时间久了，就连大巫山的先民们也自称其为“巴人”。这样，巴民族就逐渐形成了。
三、巴民族的向外发展
巴民族形成之后，他们继续从事捕鱼腌鱼、贩盐贩鱼，同时也从事熬制食盐，这种渔猎盐业生产与原始商业贸易相结合的特定型经济模式，使巴民族得到迅速发展，诸巫部落实施这种经济模式的也越来越多，逐步融入巴民族之中。
巫山之地蛇多蟒大，巴民族对其有一种特殊心理。他们以捕鱼、腌鱼、贩鱼得名。而鱼与蛇同类。《说文》载：“鱼，水虫也。”《山海经·海外南经》载：“虫为蛇，蛇号为鱼。”郭璞注曰：“以虫为蛇，以蛇为鱼。”前文所说，古代巴人的一支“蜑”，《说文》称之为“南方夷”。他们世居大巫山一带，故称“巫蜑”。“蜑”之初文为“蜑”。《山海经·北次二经》载：“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其中多蜑。”《玉篇》云“蜑似蛇”，有四足，龙之属也。可见，蜑人与龙、蛇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巴民族对其敬畏、崇拜，逐步演化为本民族的图腾。这支巴人，很可能就是“巴蜑”。
这支以龙蛇为图腾的巴蜑，由于主要从事捕鱼和贩运，就形成了守土性不强而迁徙性明显的生活习性，这从沿江巴文化遗址文化层一般都不厚得到了证实。加之他们四方长途贩运，对沿途路径和销盐地区的情况都十分了解，这就为迁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巴民族在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巫山地带难以承受其生存压力的情势下，就举行大规模的迁徙，不断地向外开拓发展。
巴民族向外迁徙、发展主要有以下四支：
（一）迁往洞庭、彭蠡的巴蛇部族
洞庭、彭蠡一带，鱼类资源比巫山更为丰富，捕捞也更加方便，除自食外，还有大量鱼类用来腌制，同时，驱舟入峡取盐食用和腌鱼、贩卖也驾轻就熟，因此，巴族中的一支部族即迁往此地。他们依然遵循在本土时的图腾崇拜，因而被称为巴蛇部族。巴蛇部族凭借他们捕鱼腌鱼和贩盐贩鱼的经济模式，在此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原始社会末期长江中游苗蛮集团的重要成员。
洞庭、彭蠡巴蛇部族的强大引起了中原华夏集团的关注。既想掠夺巴人财富，又想消除向南扩张的障碍，帝尧就派遣已经并入华夏集团的东夷名将和首领羿率师南伐，在洞庭一带与巴蛇部族交战，巴被羿彻底打败。《江源记》对此作了这样记述：“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浔阳记》也载：“羿斩巴蛇于洞庭，委其骨成丘。”白骨成陵成丘，可见巴蛇部落成员死伤惨重。
被打败的巴蛇部落中的一部分成员，被羿强行迁至汉水中游的襄阳一带，在尧的儿子、丹水部落酋长丹朱的监管下生存。顽强的巴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于商代中期，又壮大起来，成了江汉平原北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即史书上记载的“巴方”。后又被商打败而臣服于商。其中一支继续西进，居住在汉水上游地区，以弓射箭，箭带细绳，射鱼捕鱼，因而称为弓鱼部巴人。商末，这支巴人参加周武王组织的诸侯联军讨伐商纣而驰名天下。西周中期，辗转入川，居住渠江沿岸，后又发展到嘉陵江流域，号称“板楯蛮”。
被打败的巴蛇部族的另一部分成员又回到巫山，附于巫蜑，为他们行盐经商，依然被称为“巫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