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思想界对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特别关注。的确，激进不易，保守更难，尤其在一个以激进为尚的时代。近年出现多种关于吴宓的文章、书籍、传记。去年《吴宓日记》十二卷出版，研究者突然有了一个实据的宝库。我过去一直不明白的几个问题，现在也有了探索一下的可能。
吴宓长期追求毛彦文失恋一事，本来是文坛花絮、野史谈资，无关思想研究。但是本文却要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本文目的，是想回答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吴宓号称大学问家，门生遍天下，却一生没有学术或文学成绩可言？据《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吴宓卷》所附“吴宓先生著述要目”，吴宓总共只有三本书：1929年《白璧德与人文主义》是编译，1935年的《吴宓诗集》为旧体诗及诗话（1963年香港本《空轩诗话》，1971年台北出版《雨僧诗文稿》，显然是前两本书的增补翻版）。唯一的一本薄薄的学术著作《文学与人生》，是1993年由他的学生李赋宁等人整理出来的讲课提纲。
“要目”还列出吴宓的论文，总共九篇，大半是1922至1923年发表于《学衡》的文字，自1925年后，直到吴宓去世，半个世纪，总共只有一篇文字：1936年刊于《宇宙风》的《徐志摩与雪莱》。述而不作的孔子，也没有如此吝笔。而且好像也未能一概怪到“大气候不佳”，他的好友陈寅恪也以惜墨著称，至少仍有著述。
是不是吴宓根本就没有写作的毅力？吴宓的用功，常被人传为美谈；他办《学衡》之锲而不舍，十二年如一日，完全靠他个人的坚持，屡遭挫折而不悔。此种坚韧，在现代学人中，至为难得。是否他原本就不想在著述上努力？也不对。他一直有两大计划：长篇小说《新旧姻缘》，前后酝酿二十多年，才不见他提起。《文学与人生》原是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为外文系高年级和研究生选修课，40年代后期在武汉大学重新开设。据说后来终于成文，“文革”中请一位学生保管，李赋宁说“可惜这位保管人竟不肯把这份讲义交出，公之于世”。因此我们现在只有薄薄的提纲可读。我个人怀疑是否真有此文，因为提纲的主线，依然是对毛彦文的爱情，从40年代末起，已是前世春梦，不可能再提。
金梅先生在《文学自由谈》2000年1期著文《毛彦文为何不嫁吴宓》触及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吴宓本可取得更大成就，只是因为“过多地将时间与精力放在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婚恋境界上”，才无著作传世。
大学者被“痴情误”？现在连中学老师都明白，少年恋爱不一定会“妨碍学业”。而且，细读《吴宓日记》就明白，对他来说，追求“海伦”，是他一生最大的生命冲动，也是他写文学或学术作品的动力。“两大著作”的灵感，均来自这场痴情。
长篇小说《新旧姻缘》，题目就点明，是写一场三角恋爱。从许多“计划”的痕迹来看，一旦写出，几乎是类似卢梭《忏悔录》那样坦诚的自白。在他的日记中，这场恋爱是他整个30年代日日难忘，夜不安寝，费尽周画，梦寐以求的事。心理过程记录详尽，细节完备，小说的材料已经周全。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吴宓对此事不惮公开的态度。他的旧体诗，许多围绕这个题目，30年代就公开发表，合集出版。情场失意，也当作诗题，一咏三叹，不无自我调侃；当时的文友，如陈寅恪、钱锺书等，还有唱和，也拿此事作笑料——当然是事先知道吴宓不会勃然大怒，不然堕入恶趣。
1933年，吴宓恋爱失败后，写成《海伦曲》长诗，以旧体诗写西洋故事；又作《空轩十二首》。毛彦文出嫁之日，吴独坐空房作诗云：
渐能至理窥入天，离合悲欢各有缘。
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又有诗云：“始信情场原理窟，未甘术取任缘差。”钱锺书曾评道：“余最爱其‘未甘术取任缘差’，未经人道。”为此段情事，陈寅恪有一联：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上联用杜甫《秋述》文之典，下联用李商隐《马嵬》句，中嵌吴宓的字“雨生”。如此妙句，吴宓只能苦笑。此二老一生友情，为文坛佳话，似乎吴并没有被陈的挖苦伤害半点。
《新旧姻缘》必是自传体小说，更有力的证据，可以在吴宓唯一传世的“著作”《文学与人生》中找到。此为讲课提纲，内容是准备细细说给学生听的，吴宓坦陈自白这段情的迫切心情，以及毫无掩饰的态度，只能说明一点，即他的讲课几乎是先把他的小说哲理化。
此书某些题目，看来玄乎其玄，“天人物三界”，“万物品级”等等，里面却经常闪动着吴宓自己的影子：道德与习俗之冲突，肉体与灵魂之转化，“无爱亦无不爱”之辩证。甚至专立章节谈“我的恋爱中极端经历的顺序”，并且列表说明，他的阳（外）面与阴（内）面，都有爱情与义务之冲突，阳面的爱，是“志业”（Ideal Work）：诗，哲学，小说，阳面的义务是教授职业；阴面的义务是结婚（吴宓注上前妻名“心一”），而阴面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注明Helen，吴宓给毛彦文的名字）。因此吴宓心中的小说，阳面是诗和哲学的延伸，阴面是对Helen的爱情。
至此，《新旧姻缘》的故事情节，主题思想，都已经一清二楚。
还进一步讨论小说的风格：均沾中西影响，接近萨克雷的讽刺幽默，因为他认为“萨克雷更为Reflective更为Modern”。前一词清华版本译为“熟虑深思”，其实对照萨克雷的风格，应当译为“反思自审”。在讨论萨克雷与《红楼梦》的爱情观之后，吴宓做了一个自我申明：“吴宓先生在他的生活经验中，以及他的文学作品中，曾想继承与介绍，表现与创造这种对女性、对爱情的概念与理想。”
因此，《新旧姻缘》的风格都已经确定：借鉴萨克雷与曹雪芹，“自嘲”而且“现代”。
既然万事俱备，为什么吴宓酝酿几十年，而未能写出这部小说，甚至从来未有人看到其片断，或其草稿？
我想，这牵涉到更深的问题，就是吴宓的保守立场与激进性格的冲突。激进不易，保守更不易。但如果本为激进性格，因为偶然原因，站在保守阵营中，甚至成为核心人物，此种角色倒置，往往导致个人生活的不平衡。
吴宓成为《学衡》派首领，看来是出于偶然。从性格上言，吴宓喜怒形于色，难自制而易冲动，十足浪漫型的人物。应当说，性格与主张，不应等同。但是个性浪漫者，所谓血质型人物，往往胸无城府，为理想不惮压力不计代价，在激进阵营，此类人物常居多数。而保守阵营，往往是所谓黏液型人物会聚之地：以守成为大德，以传统为圭臬，以社会公认的道德律己。
吴宓生于陕西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一书香门第。其嗣父吴建常曾任靖中军秘书长，后任凉州副都统。吴幼读孔孟，1910年考取清华，由陕西提学使咨送赴京。1917年赴弗吉尼亚大学，旋慕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文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之名，入哈佛，与梅光迪一同师事白璧德。以倡导古典主义，捍卫固有文化为己任，在文学研究上特别重视文学的伦理作用，是白璧德教授的中国真传弟子。当时在哈佛形成一个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集团，包括攻印度哲学的汤用彤，攻生物的胡光谡，攻历史的柳诏征，攻历史语言的陈寅恪，攻机械的俞大维等。
这些人后来大都在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很多人参与了反对五四新文学的《学衡》。但是，哈佛派与哥伦比亚－康奈尔派唱起对台戏，其中不无小集团的意气用事之处。须知，这些鼎鼎大名的开山元老，当时不过是二十左右的小青年。胡适的主张，并不是需要天才才能提出，哈佛派的不服气，可想而知。
当胡适在留美学生中鼓吹文学改革，号召白话文学，哈佛诸人率先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表示反对。吴宓著文《论新文化运动》，强调新旧之争，实为国家人文传统与西化反叛之斗争。
吴宓攻击五四新诗的精神解放为拾西方新派之牙慧。《论新文化运动》一文同时攻击中国与美国的“新诗”：
中国这新体自由诗，实暗效美国之自由诗……今美国虽有作此种新体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学无名，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固不认此为诗也。学校之中，所读者不外荷马、桓吉尔、弥尔顿、丁尼生等。报章中所载之诗，皆有韵律，一切悉遵定规，岂若吾国之盛行白话诗，而欲举前人之诗，悉焚毁废弃而不诗哉？
以学校教课内容，作文学发展前景的展望，可谓昧于知美国诗，也昧于知中国诗，恐怕比胡适的激进更加幼稚。当时乃至今日，此种议论多矣，不足为奇。但是吴宓主张的最严重结果，是作茧自缚：吴宓终生只写旧体诗。20世纪，旧体诗写得极好者有之，但是只能是非诗人。各种职业者，甚至小说家，也能写得一手绝妙旧诗，唯独诗人不能。诗人老到不想做诗人了（例如郭沫若、李金发、臧克家），才会去写旧体诗。
1921年后，“哈佛派”重新结集于南京东南大学，吴宓由同人举为《学衡》总编辑，自1922年1月创刊，至1933年吴宓辞职而停刊，前后凡12年。吴宓一生坚持写文言，可谓挽狂流于既倒，精神可佩。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酝酿他的小说。那么，他究竟是用文言，还是用现代汉语？此书标题，很像鸳蝴派小说，大教授吴宓会降低身份做徐枕亚第二吗？
语言问题，这是他一开始构思小说，就必然遇上的技术难题，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如果吴宓真能得保守真旨，见好就收，论文用文言，小说用白话（钱锺书就是一佳例），20年代怎么会让汪静之享情圣大名？30年代也能给何其芳等指拨迷津，他的长篇，肯定让海伦女士比莎菲女士更享誉文坛。
吴宓性格不像保守派，在哈佛诸人中也颇为突出。《吴宓日记》中有青年吴宓与汤用彤的一段对话，谈到亡国危机。吴宓慷慨表示“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青年汤用彤则表示，若不能武力恢复，则肆力学问。爱国情操相同，性格分途立见。
看来吴宓只是误落在白璧德门下，学得保守主义立场，却没有一定的性格定力支持这种立场。1936年，吴宓作《徐志摩与雪莱》一文（刊于《宇宙风》12期），或许是他自1925年后所发表的唯一文字，一生唯一的一篇白话文。而其中的披露，也推翻了“白璧德式保守主义”神话：
我少时最喜欢读浪漫诗人的作品。及至转学到哈佛大学，那时正当美国参加欧战，在校学生较少。我选了J.L.Lowes教授的《英国浪漫诗人》一门功课，班中学生仅五人，我便选定了雪莱，沉醉于雪莱诗集中。以此因缘，便造成我后来情感生活中许多波折。
同时教吴宓的白璧德虽名震一时，没有想到正与雪莱在比影响力，结果还是输了一筹。看来吴宓自己最终也明白，他从年轻时，就是白璧德攻击最严厉的卢梭式浪漫派人物。吴宓把情感生活的不幸，怪到雪莱头上。其实恋爱不幸，应当造就一个好诗人好作家，吴宓却受其累而未得其利。
作为白璧德的亲授中国弟子，吴宓有学识有毅力，而且咬定主张不动摇；作为雪莱的望门弟子，吴宓在文学创作上有才情也有激情，可惜在文化争论中的“立场”，使他自行丢弃了最基本的文字工具。一步错而步步错，命运弄人，吴宓是最可惜的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