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劳特家曾遭1666年“伦敦大火”之灾。此后不久，他转而信奉天主教，结果损害了他的社会地位。这一切很可能加速了他的去世。约翰·奥布利（配第的朋友，也是配第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在追悼戈劳特时，“他的亲密老友，精明能干的威廉·配第爵士眼里噙满了泪水”。这场大火烧毁了半个伦敦，但也为建设一个新城市清理了地盘。配第关于远景的最大胆的设想之一就同这场大火有关。火灾过后，配第这位不知疲倦的设计家向政府提交了治理和重建城市的计划。计划宣称，它是从下述前提出发而编制的：“全部土地和废墟应归一个所有者支配，它拥有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各种手段，也拥有解决各种纠纷所必需的法律权力。”换句话说，他是从土地和房产的国有制或市立制的想法出发的，这同现实的私有制是对立的，私有制在当时已经妨碍了城市的发展。
为了充分评价近三百年前提出的这些思想，请认真想一想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伦敦、巴黎、纽约及东京的发展引起并产生了怎样的问题和困难。
时代与人物重商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已接近于如下观点，即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的原则上不按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但是他们同时又强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庸俗的”重商主义者则干脆断言，****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经济。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中的唯意志论，就是他们的论点。
配第是最早提出经济中存在客观的且可以被认识的规律性思想的人之一，他把这些规律性同自然规律加以比较，因此称之为自然的规律。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大进步，它使政治经济学有了科学的根据。
当基本经济过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当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商品货币特点的时候，经济规律性这一思想才能产生。商品买卖、劳动力雇用、土地租佃和货币流通只有在人们的这些关系多少有了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即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存在着某种自然的秩序。
重商主义所研究的多半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对外贸易。
但是在这个领域中不应予以估价的因素（投机、风险、不等价交换、非经济的致富或损失）太多了，以致不可能从对这一领域的描述和初步分析中引出可靠的规律性。．相反，配第则很少研究对外贸易，他的兴趣在于研究不断重复发生的有规律的过程。他提出了关于规律性的问题，这些规律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决定着工资、地租甚至（比如说）税收制度。
17世纪末，英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当时，它基本上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的发展不仅靠使用机器和新方法，还要靠在旧有技术基础上扩大分工：专门从事某一工种的工人，通过提高技艺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政治经济学中以专门的评语来赞美分工始于配第（他以制造钟表为例说明分工的效果），终于斯密（他以分工作为自己体系的基础）。
在配第时代，工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按资本主义原理进行。手工业者和小农从属于资本的情形在个别部门和地区已经缓慢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大量存在，但发展趋势已经显现出来，配第是最先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
同毛纺织业（它仍是英国经济与贸易的基础）一起，采掘石煤和冶炼钢铁这样的部门也发展起来了。17世纪80年代，每年平均采煤大约300万吨，而16世纪中叶每年平均只有20万吨（当时煤完全用作燃料，炼焦技术还未发明，金属是用木炭来冶炼的）。这些部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
农村也起了变化。小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进行自然的小商品经营）逐渐消失了，他们的土地以及公有地日益集中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他们又把土地租佃给农场主。最能干的那些租地农场主已经开始雇用劳动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了。
我们记得，配第本人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但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除了罕见的例外，从不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
列宁在论及列夫·托尔斯泰时曾经说过，在这位伯爵以前，文艺作品中确实还没有出现过今天的庄稼汉。换几个词，同样可以说，在配第这个地主以前，政治经济学中还未曾有过今天的资产者。配第完全明白，“国民财富”的增加只有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实现了这些想法。他尽量把土地租佃出去，以便农场主改良土地和改进耕作方法。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过英国手工业者移民的移民地。
配第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出现在公正的传记作者面前的是一位大思想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轻率的冒险家，毫不知足的贪财者，固执的诉讼人，机警的廷臣和可笑的吹牛者。对生活的不可遏止的追求恐怕是他的最大特点，而这种特点采取了支配社会条件的形式。一般来说，致富对他几乎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某种角逐的手段。他显然对自己的才干、机灵和敏捷从内心感到满意，也为自己采取了合乎时代条件的行动而感到满意，发财和晋爵对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影响并不很大。
约翰·爱维灵是配第在伦敦的一位熟人，他在日记（1675年）中曾描述过配第家（在彼卡迪尔）丰盛的晚餐，他还写道：“有一天，在配第豪华的公馆，我说起当初是在一个不重要的场合同他相识时，他也对这一偶然相识感到惊奇。他并不很看重和喜爱讲究的木器家具及时髦的小玩意儿。可是，他的娴雅的夫人却不能忍受那些质量不佳的东西。配第对所有这一切则抱无所谓的和超脱的态度。此外，配第对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也是很随便的。”配第有一些敌人——公开的和秘密的。在这些人中有嫉妒者，有政治上的对手，还有因受配第无情嘲笑的刺激而痛恨他的人。
有的人凭力气反对他，另外一些人则靠诽谤。有一天，在都柏林大街上，他突然遇到一伙人的袭击，为首者是一个上校，他还带了两个帮手。配第的左眼差一点被上校的尖拐杖捅瞎，但配第还是把他们打跑了。
最令配第痛心的是，爱尔兰总督在宫廷和法庭上对他搞阴谋诡计。配第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流露出苦恼、烦躁、抱怨和失望的心情。他变得哕嗦起来，动辄骂人，发牢骚。但是天生的乐观和幽默终于使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又开始构思计划、发表演讲……又受挫折。
从1660年起，配第有时住在爱尔兰，有时住在伦敦。1685年，配第一家最后迁居伦敦，带着他的全部动产——五十三盒文契。同年，查理二世死去，雅科夫二世继位。新国王似乎对配第抱有好感，有意采纳他的方案，于是，老配第在这些方案的制定上又倾注了新的热情。但是，这一切不久就以幻想而告终。
配第死于1687年。故乡罗姆斯城追悼了他。
配第在同时代人当中有三种名声。第一，才华横溢的学者、作家和博学的人。第二，爱作空洞计划的幻想家。第三，足智多谋，渴求致富，但又不过分挑剔财产。从分配爱尔兰土地“立功”到去世，配第一直都享有这三种名声，这是有根据的。
让我们看一下他的后半生——作为一个私有者和精明能干者的经历。1656—1657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一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变成为投机者和冒险家，而后又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这一转变使他的伦敦和牛津的学者朋友们大为吃惊，配第也为此感到不安和痛苦。他写信给波义耳（配第对他的意见特别尊重），请他不要匆忙作结论，使他有可能亲自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部分地磨掉了隔阂和疏远，但还是留下了痕迹。
查理二世复辟不久，配第便投入到了夺取地产的激烈斗争之中。这些地产过去的所有者声明有权支配，其中有些现在又被新政府的支持者所使用。在这场斗争中，配第使出了浑身解数，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结果他成功地保住了分散在各个岛屿上的土地，但没完没了的土地官司也接踵而至。
对他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不顾自己的原则，不顾朋友们的规劝，配第又去从事新的冒险活动了，他参加了税务承包人协会。
这些人都是金融大亨，他们承包了政府征税和掠夺国家的权力。
配第在自己的著作中强烈反对税收承包制，认为它摧残首创精神和生产，他几乎公开地称自己的那些同伙是骗子和吸血鬼，尽管那些人交付了垫款。很快，他就同“吸血鬼们”发生了口角，但他没能收回自己的钱，现在他又卷进了一场最激烈最无情的官司中。他好像陷进了罗网，这使他深感愤怒，又使亲者痛而仇者快。
1677年，有一段时问他甚至因“不尊重法庭”被送进了监狱。这些丑事损害了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升迁，而这种升迁正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辞去了已获得的职位。
财产所有者变成了财产的奴隶。他在一封信中把自己比做一个被人役使的帆桨船上的奴隶，逆风而进，疲备不堪。这是一个能人的悲剧，他的天才和能力消耗在一个豺狼般的金钱、利息和受人操纵的世界里，这是资产阶级的悲剧。
配第的同时代人感觉到了这个悲剧，但是，他们对此悲剧的认识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研究了配第非凡的才能同他在政治和国家事务上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间的差距。爱维灵写道，困难在于人本身，在于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事务的人。他又说：“既能管工业又能管商业的人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假如我是君主，我就让他至少做我的第二顾问。”
然而，配第的职位从未高过海军部里一个什么也不能决定的官职……
配第从不在日常琐事上消磨他的能力和思想，有时他也挖苦地嘲笑自己，但决不超过一定的限度。配第的著作极为简练，这不仅充分反映了他的特点，同时也因为他还要为别的事情奔忙。
1682年，配第写了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货币略论》，这是一部具体涉及英国重铸货币问题的书，以三十二个问题及扼要的解答形式写成。这部著作好像是科学货币理论的一个框架，一个承重的结构，有待于用别的材料加以填充——解释、说明、图解以及把各部分问题划分开来。
《货币略论》是配第以呈给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信的形式写成的，作者生前未出版。马克思说：“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都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来说，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配第把货币解释为起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特殊商品。它的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由劳动所创造，其交换价值的数量取决于采掘金矿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其他生产领域所耗费的劳动量的比较。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商品的支付流通量，即最终取决于被实现的商品量、它的价格以及单位货币在各次成交中流通的频率（流通速度）。足值货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由银行发行的纸币来替代。
货币银行理论在后来的两个世纪中大大发展了，这种发展或是在配第所提出的思想的范围内，或是在同这种思想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在配第的《货币略论》中，许多思想只是提纲挈领地提出来。
然而，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表明，配第的经济思想包含着多么大的可能性。他只做了他能够完成的事情的一部分，虽然这种话对谁大概都可以说，但对配第显得特别适用和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