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9世纪上半期的官方经济科学是萨伊学派，该学派的学说起初具有强烈的封建倾向，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尖锐化，这一官方科学的意识形态锋芒愈益转向反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萨伊学派赞扬资本家和企业家，宣传各阶级利益和谐，反对工人运动。在经济政策上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放任”。
批判萨伊的辩护性观点（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资本，而不是来自于对工人的剥削），对马克思创建剩余价值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在诸如社会产品如何实现这类重要问题上的提法是同萨伊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批判萨伊否认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的观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上起过明显的作用。
在经济科学的一些专门领域，法国同英国一样也曾表现出显著的进步。从历史发展的前景来看，库尔诺试图把数学分析引进经济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
法国在19世纪上半期开展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发展。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首先是城市，一定程度上农村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代替了贵族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
这个时代在世界文学最辉煌的成果之一——巴尔扎克的《人问喜剧》中得到了反映。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巴尔扎克所关心的是人。不过，他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自发地表达了这个原理，即人总是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具体的社会集团中，而且自觉地把它作为自己宏伟作品的基础。巴尔扎克认为，《人间喜剧》既是人的心灵的历史，又是社会关系的历史。他描述了各式各样的资产者发迹的过程：从体现了上层“金融资产阶级”的努辛格的银行家，到乡村高利贷者和“农民”中的富农。巴尔扎克如实地描绘了贵族的分化。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还是手工业者和出师的学徒，不过这多半是符合实际的。
那个时代的巴黎激荡着政治生活，出自巴黎的思想在欧美像在法国一样时髦和受到敬重。萨伊学派的学说很快传播到法国以外，其中包括俄国，事实上这种学说也决定了俄国19世纪30—50年代官方科学的面貌。
萨伊其人
萨伊1767年生于里昂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教徒之家。他曾受过相当不错的教育，但很早就不得不在商业事务所工作。他花了不少时间自修，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他首先钻研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萨伊曾热烈地欢迎革命，他为爱国主义热情所驱使还自愿参加了在法国东部边界同欧洲****王权作战的革命军队。但雅各宾派的****对他来说显得过分了，他离开了军队，来到巴黎，任一份有名杂志的编辑。推翻了雅各宾派之后执政的保守资产阶级政府总体来说是合乎萨伊心意的，尽管他批评过政府的许多行动。
第一执政官波拿巴开始让萨伊担任更多的工作，萨伊被委任为财政委员会的～名高级职员。同时，他也写作大部头的著作，并于1803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以下简称《概论》），此书经作者多次增订再版（在他生前共出五版），成了他的主要著作。
萨伊认为《概论》是对斯密那部过于抽象和繁杂的著作所作的简明扼要的通俗解说。斯密所遵循的（尽管不是首尾一贯的）劳动价值论，在萨伊那里被“多元论”的解释所取代，价值决定于许多因素：商品的主观效用性、商品的生产成本以及供给与需求。斯密关于资本剥削雇佣工人的思想（即剩余价值理论的成分），在萨伊那里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生产要素论（详见下文）。在经济自由主义方面，萨伊是跟着斯密走的，他要求有一个“廉洁的国家”，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这方面他也是追随着重农主义的传统的，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对他本人及其著作的命运具有特殊的意义。
萨伊同波拿巴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后者想对经济实行严厉的管制，结果萨伊失宠了。直到波旁王朝复辟，才又恢复了他在社会和科学上的地位。
萨伊的冷静思考力和商业经验好像真是为那个资产阶级时代准备的。他开始公开演讲，通俗地解释政治经济学，把问题简化到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水平（像他的著作一样）。作为一个简明的系统化者和通俗化者，他为听众提供了明确而易懂的解说。
他在1828～1829年问还出过一部《实用政治经济学大全》，不过与《概论》相比，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上的新东西。他还在弗兰斯学校专为他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讲座中任教。他于1832年11月死于巴黎。
在最后十年，萨伊实际上不再致力于科学的探索，只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原有的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萨伊首先是19世纪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利用斯密学说的弱点，并同李嘉图直接争论，用表面经济现象的描述来代替他们对资本主义根本经济规律性的深刻分析。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如此），萨伊在资产阶级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最先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在参与创造产品价值上具有同等的权利。此后这一思想被许多学者所发挥；19世纪70～90年代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只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说明向各生产要素的“服务”支付报酬的原则和基础。
生产要素与收入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个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三位一体公式。
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所要回答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曾经刻意探索的基本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资料生产中运用的生产资料（为特殊的社会阶级所占有）越来越多，因此，商品价值应以某种方式包含分摊给资本家的份额。这个份额是怎样产生和决定的呢？
对斯密和李嘉图来说（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前的李嘉图主义者也一样），这既是价值问题又是分配问题。可是，到了萨伊手中事情就很简单了。他实际上把分配理论同价值问题截然分开了，而且一般来说，他对价值问题的兴趣不大。生产过程在他看来只留下了一个方面，即创造效用和使用价值。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很显然所有的生产都是相应的资源、劳动工具和装备以及劳动力的结合，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萨伊所强调的正是这个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
应当看到，这是各种生产过程的普遍特点，因而它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这个观念在萨伊的头脑中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可以想像的永恒的理想生产方式，在这方面他比斯密走得更远，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对他来说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是自然法则。
在萨伊的理论中，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地租是土地的自然报酬，它们同社会制度、阶级结构和所有制形式都毫不相干。资本带来利润，就像树上长苹果、灌木丛中长醋栗一样。
这个观念否认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的剥削，把经济过程看成是各生产要素彼此平等合作的过程。巴师夏（萨伊的追随者中最负盛名的学者）主要著作的书名就是《经济和谐》。
萨伊及其门徒所阐述的生产要素论甚至在资产阶级科学中也博得了过于简单和粗浅的名声。
实际上，萨伊对当时经济科学上根本问题的解答，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如下一些问题：价值如何形成？价格最终怎样决定？已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即分摊给各生产要素的收人份额如何决定？萨伊及其门徒对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说出什么东西，他们只是用陈词滥调或一般性的说教搪塞和敷衍而已。
萨伊分别考察了各种形式的收入，但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他对利润的解释。我们知道，利润分为借贷利息和企业家收入，第一种归资本所有者占有；第二种归作为企业领导者的资本家占有。对萨伊来说，企业家收入不是一种简单的工资，它是雇用的企业管理者所得的工资，这种工资是对他们所履行的特别重要的社会职能的报酬，这种职能的实质，就是把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萨伊认为，企业家的收入是对他们的事业心、才干、领导能力和冒险精神等的报酬。斯密也高度评价资本家的作用，因为他们筹措货币并将货币投入生产，但他不大注意企业家的组织活动。
问题不仅在于这两位经济学家的个性不同，斯密属于18世纪，而萨伊在很大程度上已是19世纪的人了，这已是大企业和大规模资本积累（相对而言）的时代了。当雇佣劳动同不间断增加的生产资料相搭配的时候，生产要素的最优结合和组织就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萨伊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客观要求。
用企业家的组织领导作用解释企业主收入的观点被马歇尔所沿袭。熊彼特利用的是萨伊的另一个理由——企业主作为革新者和技术进步代表者的作用。而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则认为，企业主肩负着“无形的负担”，换言之，即风险，因此，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萨伊著作中也已有了这一思想的迹象。
不管萨伊学派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作何解释，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自然界的各种要素如何结合、物化劳动及活劳动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技术经济问题。
假定价格不变，要想使小麦产量增加（比方说）50％，可以采取不同措施，如扩大播种面积，或者在同一面积土地上增加劳动和物资消耗（资本）。后者又可有不同的办法，或劳动量不变而增加资本，或资本量不变而增加劳动。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任务总是通过增加多种成分（要素）的组合来实现的。但是，各要素的比例研究多大才能达到较好的组合呢？一国或一地区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应作何估计呢？假如存在着大量空闲的（无主的）土地，这是一回事。如果没有大量无主的土地，只有大量失业的人手，这又是一回事。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是生活向经济科学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在个别企业范国内提出（即在微观经济学范围内），也可以在一国范围内提出（在宏观经济学范围内）。
一国的国民收入或社会产品可以被看做是一年中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或有用产品量，它由无数的各式各样的产品（水泥、裤子、汽车、食糖等等）所组成，测定所有这些产品数量的唯一尺度是其货币标价。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收入或产品的变动，可以反映产品量的增长，即财富或财产的增长。依据上述说明，可以有根据地提出如下问题，即国民收入（或产品）分摊到每个生产要素上的份额问题，以及各要素增长在收入增长额中的份额问题。研究各要素消耗之间的函数关系，对提高国民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为了简化分析，需要假定各生产要素在创造产品（使用价值量）上彼此独立，还应假定这些要素具有可分性等等。记住这些假定，同时考虑到实际条件加于分析上的限制，我们便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进行分析。现今广泛运用的要素分析方法是生产函数法。一般来说，可以认为生产规模（某种商品或一系列商品、某个企业或某个国家等等）是一系列变量的函数，变量的数目可任意确定，用公式可表示如下：Y=F（x1，x2……xn）其中，Y代表产量，x1，x1……xn代表不同的要素，例如工人人数、劳动熟练程度、车床数、原料质量等等。可以列出无数个这样的函数式，反映各要素的不同组合（当然应是有根据的）。最有名的生产函数公式是美国学者柯布和道格拉斯在本世纪20年代所提出的公式，即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在这里，假定产量决定于两个要素：K（资本量，即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L（劳动量）。指数仅表示资本量增加1％时（劳动量不变）产量增加的百分率，B表示劳动量增加1％时（资本量不变）产量增加的百分率。
A表示比例系数。它也可以是一个量——估计到所有不同（不表现在资本和劳动量上）的生产要素。
许多学者企图发展和完善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加进一些动态因素，特别是生产技术进步这一因素。荷兰学者詹恩·丁伯根在这方面的著作具有重要意义。他是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69年）。有些数理统计研究者对个别要素（包括“技术进步”）在产品增长中所占的份额还作出了多少有些根据的估计。
“萨伊定律’’
我们已经多次接触到萨伊的“市场定律”或简称“萨伊定律”，该定律所涉及的实现和危机问题在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萨伊定律”的形式同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有点类似。萨伊在其《概论》初版中曾有四页论及销售问题，他以很不明确的形式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一般商品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在原则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生产本身会产生收入，收入一定会购置相应价值的商品，所以经济的总需求总是等于总供给；可能出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比例失调，即一种商品生产过多，另一种生产过少，但这会被没有一般危机的情况所改进。同马尔萨斯的基本思想一样，萨伊的这个简单原理也以其表面上的显而易见为特点。但是，另一方面，萨伊思想由于其引人注目的过于抽象而实际上毫无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