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娃儿本名何大富。出生时，见他额宽鼻隆，又白又胖，护士随口赞道：“哎呀，这娃儿好富态！”他父亲何显庭，正为给他取名大伤脑筋，顿时灵光一闪，干脆叫他何大富，盼他长大后大富大贵。
不知哪个时候开始，也不知哪个取的绰号，米市街的老老少少，都叫他“和尚娃儿”。究其含义，一是何显庭参加过一贯道，新中国成立后还被关过一阵。街上的平民百姓，终日操心油盐柴米醋，对一贯道不甚了解，以为一贯道就是道士，道士和尚差不多，父亲当过和尚，他自然就是小和尚；二来，他恰巧姓何，“何”“和”谐音，念起一样；第三，他常年都是短平头，比和尚多不了几根头发——何显庭是剃头匠，活路出在手上，儿子的头发稍稍一长，他立刻将它剪短。
和尚娃儿这个绰号，伴着何大富，从小学到初中，直至他参加工作；还从米市街传到学校，最后传到社会上。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和尚娃儿，甚至忘了他的名字。连他父亲，也跟着这样叫他。他已习惯这种称呼。要是有人叫他大名，他迟疑一下，才能反应过来，原来人家在叫他，心里，多少还有些别扭。
何显庭一九五三年结婚，第二年有了和尚娃儿。他妻子是邛崃山里来的，义学巷茶铺幺师的远房亲戚。她个子小，面黄肌瘦，好像从没吃过一顿饱饭；右脚摔伤过，走路一踮一踮的。见了两三面，何显庭迫不及待，决定结婚。他清楚自己条件，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他没有正式工作，家里也穷，守着祖上留下的剃头铺子，累死也赚不了几个钱。而且，他的长相也对不起新中国：一米六的个子；粗矮的身材，有横着发展的趋势；蒜瓣样的朝天鼻，鼻孔大得不协调，像两个黑黢黢的洞口；宽宽的脸上，眼睛小得像两条狭长的细缝，仿佛与粗黑的眉睫安错了位置。“管他的，吹了灯，女人都一样。总要对得起祖先啊！”他对自己说。
和尚娃儿七八岁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月的配给粮食，十多天就吃完了。何显庭妻子是农村的，没有城市户口，自然也没有粮票。三个人吃两个人的定量，不饿肚子才有鬼。为了不致饿死，何显庭先卖家里的四张柏木太师椅，再卖柏木衣柜——这些家具，是他爷爷手里买的。最后，找不到值钱东西可卖，他将阁楼楼板拆下来，换了一只鹅吃。那时，一个银圆大小的“高级点心”，五角钱一个；一角四分二一斤的配给大米，黑市价格要两元多。妻子受不了这种苦，听说新疆好挣钱，能吃饱饭，被山区亲戚一怂恿，偷偷地跑了，从此音信杳无。何显庭再没结婚，守着位于米市街尾部的理发铺，又当爹又当妈，拖着和尚娃儿过日子。
春去秋来，和尚娃儿长大了。开始，他个子矮小，十三四岁时，突然像雨后春笋，呼啦啦地冒了一大截；然后，又像蓦然定格的电影，任随怎么吃喝，半公分也长不上去。最后，高矮虽与父亲差不多，但与父亲的臃肿相比，他继承了母亲的单薄。他的相貌，也遗传了母亲的优点，鼻梁挺直，眼珠黑亮黑亮的，淡淡地漫着阴郁的灰雾。他怯懦胆小，生性孤僻，经常孤零零地倚着理发铺，羡慕地望着街上少年嬉戏，像一棵可怜的小草。从读书那天起，和尚娃儿的成绩就没好过，放学常被留下，补写作业或是被老师训斥。老师对他没什么好感，从他身边走过，眼也不斜一下。同学变着法子欺负他，时常闹着要脱他裤子，看他裤裆里的东西到底啥样。他们以为，和尚不能结婚，太监也不能结婚，所以和尚就是太监。一次课间，同学恶作剧，将废纸篓放在虚掩的教室门上。语文老师一推门，纸篓扣在他头上，各种垃圾，纷纷扬扬地落了一身。老师气得两眼像要喷火，厉声追问是谁干的。几个同学早已溜开，围着教室后边课桌，装模作样地讨论作业。和尚娃儿坐在第一排，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连环画。老师认定是他搞的鬼，不由分说地将他揪到办公室，罚站了整整两个小时。回家，他委屈万分，对父亲讲了这件事。何显庭无奈地叹息一声：“我们这种家庭，忍吧。惹不起，躲得起。”那年，街上几个少年划甘蔗赌输赢，他也在围观。赌博双方，一个是鲁家祠堂的令狐权，一个是三十二号的谷小亮。他们将甘蔗竖起，左手轻轻扶住，右手紧握锋利的小刀；左手离开甘蔗的刹那，右手刀锋一闪，疾速的一刀划下。两人轮着划。最后，谁划的甘蔗皮长，谁分的甘蔗多，谁就是赢家。输了的，承担买甘蔗的钱。连划几根甘蔗，令狐权都是输家，有一刀，还差点划到自己脚背。令狐权讪讪地很是恼怒。他忽然看见，和尚娃儿正咧着嘴，随着众人傻乎乎地笑。他精神一振，几步冲过去：“我说，我咋这么倒霉，原来你这个瓜娃子在侧边。滚，马上滚开！”和尚娃儿讷讷地嘟哝几句。令狐权不由分说，一耳光打去。街上的丁建设，成天跟着令狐权鬼混，也狐假虎威地冲过来打他。那一次，只有那一次，和尚娃儿感到受了天大的羞辱。与之相比，他以前受过的种种屈辱，种种欺凌，都变得无足轻重。居然，比他小一岁的令狐权也要欺负他！他捂着脸，含着热泪跑回家，提起菜刀要去拼命。何显庭死死地将他抱住，拦在门口不准他出去。他悲愤地反复念道：“我又没惹他，凭啥打我？……”这语调开始高昂，像严厉的呵斥，挑战的宣言；后来，声音越来越低，变成委屈地质问，凄伤地自语。何显庭吧着叶子烟，垂头听着，许久，凄楚地长叹一声：“我们不过是只蚂蚁，人家想踩就踩！……”
初中毕业，因是独子，和尚娃儿没支边也没下乡，留城当社青。一九七七年春，街道第三批招工，他终于参加工作，分在下莲池蔬菜店。他上班那天晚上，何显庭破例做了三四个菜，还打了半斤酒。他端起酒杯，小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老天有眼，你总算工作了。何家几代人，和尚娃儿，你是第一个端国家饭碗的啊！”他喝干酒，舔舔嘴唇，感慨万端地打量着房间，“管他的，我们有房子住，你又挣钱了，往后日子，肯定好过多了！……”
和尚娃儿心头一热，眼睛也感动地有些湿润。此刻，他才像第一次看清父亲：两鬓早已斑白，额上刻满细乱的皱痕；身子更见肥胖，弯腰时透着艰难……
“我一定好好上班。”像是安慰父亲，又像在鼓励自己，和尚娃儿发誓地说。
平平静静的，转眼，和尚娃儿工作四年多了。每天早上七点多，他出门上班，下午六点过回来；中午，他在菜店附近小学搭伙，凑合着吃顿午饭。回家后，他极难出门，经常端个小板凳，坐在理发铺门口，呆呆地望着越来越热闹的街道。天黑不久，他就上床睡觉，第二天又照旧上班，时钟般一成不变地循环。他几乎没有要好的朋友同学，更不见他与哪个姑娘接触。不出门，当然不用花钱，每月发了工资，他交八元给父亲，其他的，全存进自己存折。
何显庭开始担忧了：“这娃儿，快二十八岁了，该成家了吧！”他四处托人给儿子介绍对象。谈到家庭条件时，何显庭谦恭而满足地微笑着，“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歹，是城市户口，房子是自家私房。我有手艺，能挣几个钱。和尚娃儿呢，也有正式工作，端的铁饭碗。”不久，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一个熟人告诉他，自己同事的表妹，远郊石板滩的，十九岁的黄花闺女，就这两天上来相亲，叫他好好准备。晚上，何显庭兴奋而得意地宣布这个喜讯。他以为，儿子定会欣喜得手脚无措。哪知，还没听完，和尚娃儿就闷闷不乐地说：“乡坝头的，我不找，也不想耍朋友。”“我费了好多心血，才托人介绍到，总要见面吧？人家来理发，我几次不收钱，人家抹不开情面，才答应帮忙。”何显庭很不高兴。拗不过父亲，和尚娃儿勉强同意星期天见面。
相亲那天，何显庭特地关门停业，把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拎着铝锅，专程去红星路口回民食堂，排队买了三份清炖牛肉，每份四角，花了一元二。回民食堂专卖清真菜，蒸炒炖拌样样都好。特别吸引人的，是这色美汤鲜的清炖牛肉。三份牛肉虽不多，却可免费要大半锅原汤。回家，混着切成小块的萝卜一煮，再撒点细碎的葱花，既美味可口，也摆得上桌面。他还做了一个回锅肉，一个青笋肉片，炒了一盘鸡蛋。他叫和尚娃儿换上新买的蓝卡其中山服，监督他把手多洗几遍。天天抱菜拿菜，和尚娃儿十个指甲缝里，总藏着黑黑的污垢。
快中午时候，介绍人带着人来了。姑娘顶多一米五左右，人不胖，乳房却鼓鼓的，像藏着两个小南瓜；脸上颧骨突出，双颊瘦削，犹如晒蔫的茄子；左眼向上斜，右唇向下歪，笑的时候，比哭还难看。和尚娃儿挑眼一看，更是一万个不情愿。他呆呆地坐着，介绍人问一句，他答一句。姑娘内内外外地打量几眼，也不说话。大家尴尬地坐着。
何显庭忙上忙下，摆好方桌，放上碗筷，端出牛肉汤等，殷勤地招呼客人吃饭。吃饭时候，他不停地称赞牛肉汤好吃，还心疼地说，花了一元二，大半天才能挣回来。
饭刚吃完，姑娘把筷子一放，阴沉着脸说有事，要赶回去，起身就走。介绍人慌忙追出去。十多分钟后，介绍人蔫头蔫脑地进来。
“咋说？”何显庭急切地问。
“有啥说的？”介绍人不满的一瞪他，“人家说，人长得像猴子，又穷又寒酸，连石板滩的农民都不如。乡坝头再没钱，相亲都要杀鸡烹鱼，还要给女方见面礼，少说，也得一二十元。你倒好，端锅牛肉萝卜汤就打发了。”
和尚娃儿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冲进里间。
何显庭颓然软在椅子上，沮丧地望着桌上的残汤剩菜。
第一次相亲，就这么毫无悬念地失败了。何显庭不甘心，张罗着还要给儿子介绍。他在心里发狠，多花点钱，无论怎样也要成功。他特别开导和尚娃儿：不要去挑脸蛋身材，上了床，公主也同丫鬟差不多；最要紧的，是要有后代，何家香火最重要。和尚娃儿坚决阻拦他，说自己不想结婚。就是要结婚，也等有钱了再说。
“钱？……”何显庭茫然地叹着气，不由一阵烦闷。这一两年，大一点的理发店，纷纷改名为美发厅，店堂设施也越变越高档，越来越吸引人。他的铺子，除了一些老顾客，几乎没人上门，生意一天比一天冷落，有时，一天只挣四五角钱。这样下去，养活自己都困难，咋可能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