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借助北伐的威势和大革命的风潮，****在那些能够开展工人运动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党理念，积极地行动着：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理由是他们“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纯朴善良、循规蹈矩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起“命”来也步子快、胆子大、下手狠，敢抢、敢夺、敢杀。这样就有可能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拿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来看，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即便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羡慕不已。
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现在的“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竟然源于此时。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国务院公布的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而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居然是今天的五倍。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而按照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福利待遇”经营的店铺，那劳动效率低下的手工、半手工生产，必然不会有太高的利润率。长期而往，必然难以为继，则该店铺必定是短命的。
****组织的各级工人纠察队权力通天，不仅组织集会、游行，还积极参与各项城市管理，几乎架空了政府。一些城市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可以和卫戍司令平起平坐。工人运动高歌猛进固然可喜，但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平衡中的各方都要作出反应。面对如此状况，感到权力逐步失控的国民党政府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的。所以，历史事件的偶然更是必然。
相对于城市运动的有组织，大体有秩序。农村已是乱成了一锅粥。以国民党员为各级主官的北伐军官兵在前线浴血拼杀且后援不继。而在后方的农村，****发动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则如火如荼。其中以两湖地区的农运发展最为激烈，具有代表性！面对家乡的种种混乱，军中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发出了：“我们在前线拼命，共产党在后面轻轻巧巧地把江山拿去了！还倒过头来清算我们的家人，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什么？”的哀叹！可见局势的难以调和！
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便奉命回湖南“考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细的叙述：“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或者索要‘捐款’。一群‘吃大户’的人毫无顾忌地涌进‘土豪劣绅’家里去杀猪出谷、淘米做饭。甚至连‘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象牙床上也可以用泥脚踏上去再滚一滚。而且动不动便捉人戴高帽子游乡示众。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其实，当时的运动激烈程度犹远在《报告》之上。其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是在斗、打、掠之列的。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越做越大胆、越做越顺畅。尝到甜头的农民纷纷群起而效仿，一时间遍地开花。农民们从开始的杀猪，一直发展到杀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些无法无天的血腥暴行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大为寒心。
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农运动深感头痛。而国民党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农工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宁、稳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以维持北伐战费和国家财政的各项开支。而工农运动一旦兴起，则往往无法满足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甚至就连生命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便难以维系。更为严重的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在华租界，****向来就是组织民众示威、游行乃至暴力冲击，而不是通过国民政府谈判收回。酿制成了血案，实力不济的国民政府处理起来那是相当的为难！强硬吧，又怕引起国际争端乃至战争；退让吧，又得担负无能、卖国的罪名。所以，说是强行绑架政府也不为过！关键这个政府力量不足，难以对抗各老牌帝国主义！其实，当年“义和团”的旧事就颇有几分神似！
再者，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元老李维汉同志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土豪劣绅”，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更失去了纳税的“义务”。农会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没有粮食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北伐时李宗仁将军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北伐军中官兵们的疑虑。到民国十六（1927年）年夏季，北伐军中来自于湖南、湖北的官兵们的愤懑心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因当时北伐军里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家乡都横遭农会的迫害、凌辱。而各级党部竟无动于衷。北伐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如此情况下，已动摇到了国民党的根本：“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村农会已完全取代了各级政府；各地的乡绅地主，纷纷逃离家乡。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动摇了地方的统治根本；各地大建工人纠察队、普遍建立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各地的地方护卫武装如团防局等，抢夺其武器装备武装自己，这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稳固；其他至于司法、财政几乎被农会把持，乃至教育也是以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挑战国民党所推崇的“忠孝礼仪”的传统；此外，农会还有各项禁忌，禁牌、赌、鸦片这三件，那是好的！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也只好不煮了。湘乡禁喂鸡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几碗、几荤几素都有规定。哪怕办红白喜事不按规定，也即行捣毁。禁止城里杀牛，强迫牛肉店关门！至于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等民俗活动，醴陵地区也议决禁止。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还好不是禁香烟，嘿嘿！）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各种禁法，完全颠覆了农村的正常生活秩序，乃至阻碍了商业发展。
对此种种，国民党已难以容忍下去了！遍及城乡的工农暴乱促使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下定了“清党”的决心，或者说给了蒋介石暨国民党高层一个“清党”的坚实理由。
1927年4月12日，处于党内艰难地步的蒋介石，面对左派、****的责难，军中唐生智、新桂系的威胁，在国民党右派和江浙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支持下，终于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