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新女性与传统初来的两个月，不断的应酬、陪客、演说，忙得不亦乐乎。而这忙，鲁迅在信中说得很幽默：“是于自己很没有益处的。”
可是，演说却使大学校园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受益匪浅。这种近于巡回式的演讲，以平均每周一次的密集的方式，成了鲁迅近期思想的辐射中心。
“四一二”大屠杀，逼使他在新的历史环境里重新做出抉择。革命被最后断送，说明“火与剑”实际上已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所以，在鲁迅看来，革命仍然是一个幻影，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未曾发生过的。在这里，他把单纯的革命战争给否定掉了。这一否定带有某种思想回归的性质。因为在北伐期间，他确曾受了宣传的蛊惑，而表示愿意聆听“大炮的声音”。当然，所谓回归，并非退回到原来的唯思想革命的思路上去。现在，他开始认识到，思想革命同政治革命必须结合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应当成为政治的附庸，相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积极参与性。而思想的物质力量，只能来源于社会的底层：新兴的无产者及其斗争。
作为人道主义者，一贯具有反叛意识的人，向一党专政的反人道的新型封建政体发起挑战，是思想发展的必然性倾斜，一种无法改变的方向。自从清党运动暴露了一个号称代表“国民”利益的政党的本质以后，鲁迅看到，新一代的权力者同往昔的封建寡头毫无二致，虽然用了近代最时髦的主义装扮自己，却同样是敌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力量。在书信里，他确曾声明说“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但是命运注定他不可能成为大时代的脱逸者。他的系列演说，就是以政治为中心，通过政治与思想，政治与文艺，政治家与知识阶级，其中包括文艺家的严峻对立展开的。
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的讲题：《关于知识阶级》。
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重要的问题。
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是有知识，能思想，是思想革命的主体。但是，作为社会的主要角色，却遭到了“能否存在”这一境遇的致命的威胁。他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不能并立的。权力者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以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也就不能统一了。故统一思想，对强有力者说是头等重要的。知识者自身同生存空间的冲突，由是变得无法避免。
知识阶级生来就没有权力，一种先天性缺陷就是他们对权力者的依附性。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俄国式或西欧式不同的是，他们的地位毕竟高出于平民，缺乏平民意识，是一种“特别的阶级”。他们所具有的现代知识本身带有反专制、反保守、反愚昧的性质，而他们恰好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系传人，有着难以摆脱的惰性。这样，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性冲突内在化和人格化了，它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冲突，痛苦是永远的。
在这里，鲁迅使用了“真知识分子”和“假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里，知识阶级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思想似乎天天进步，其实这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会如此之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就是没有假知识阶级的寿命长。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缘故。只有当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还有，衰弱的知识阶级害怕“西洋文明”，有如老年人吃东西，总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其实这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衰弱的知识阶级必定要走向灭亡，但是，当此中国人胆子格外变小，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的思想尤其丧心发抖的时候，真正的知识阶级也都难以存在的。这里，有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是做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不是终于没有成功而死掉了吗？
结论是：知识分子没有出路。
对于“真知识分子”来说，惟有抱定牺牲的决心，忍受身心的苦痛，勇敢地发表代表民众的思想，并且努力把思想运动转变为社会运动，同平民一起，向这个着着逼人堕落的“老社会”做彻底的斗争。
这时，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大肆活动，为了拉拢青年学生，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鲁迅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两难处境的分析，以及出路问题的看法，具有独创的思想价值，是投给混乱、狂热的大学生群的一帖镇静剂。
在专制时代里，作为知识阶级的一分子，鲁迅对思想及思想者的命运是十分敏感的。的确，在一个连思考也可以获罪的国度里，国民还有什么基本权利可言呢？演说中，鲁迅几次谈到“自由思想”。在他看来，是否允许思想自由，是革命成败的重要标识之一；对思想宽容的程度，同样可以成为衡量一个政权的性质的标准。
还有另一个标准。在暨南大学文学系同级会主办的演讲里，他说道，中国算是又革了一次命，但看上海的情况还是老样子，一动没动；不过各种税捐增加了，物价上涨了，尤其是吃的东西。他自称是没有什么宏图的人，因此不能不注意到“江东的米价”，如果小百姓被弄得连吃口稀粥都要比从前更困难，那么革命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他不是那类玄学鬼，不会因为对精神问题的关注，而忽略了国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最起码的需求。
他对几年来的所谓“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不承认，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本来意义上的革命。这一大胆而独特的论断，固然带有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同时也反映了那渗透在历史观深处的批判的理性精神。他称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生活环境为“大铁幕”，可谓黑暗之极，但是，他已不复如辛亥革命过后那般绝望了。对于未来的革命运动，明显地，他是抱有期待的。
对“革命文学”的否定，正是缘同否定“革命”的态度而来。目前，“革命文学”的说法，显然为官方所利用，广州报纸就称吴稚晖为“革命文学的师法”。在演说中，鲁迅以鄙夷的口气说，因为此刻是“革命”的政府，故做起文学来必须有“革命”二字，当然不会是好文字。这类充满官方色彩的“革命文学”，他是不屑一顾的。他说：“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在《革命文学》一文中，他发挥同样的思想，指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使被骂者不敢开口，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所以，惟有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反过来看，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呢？
在几次演讲中，关于文学与社会，关于文学家的主体意识，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以及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他都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必须面向现实社会。用种种逃避的方法远离现实，只能把文学引向末路。在光华大学题作《文学与社会》的演讲中，鲁迅列举了三种文学现象：其一是造象牙之塔，为艺术而艺术；其二是快乐主义，把社会的苦痛趣味化，只要胜利的歌颂，又总是嘲笑失败者；还有较为隐蔽的一种是，止于作不平鸣，在诅咒社会以后，却每每能获得发泄的满足。他反对把文学视作躲避所，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高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文学不应仅仅反映客观的事实，还须同时表现主观的真实，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鲁迅从来没有过那类被动的“反映论”的说教，倒是十分重视作家的主体性，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能拘于题目，只有按照作家自己心中要说的说出来，那东西才是不死的。他强调文学的真诚。他指出，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弄虚作假，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他回忆说，在广州曾经看见党部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文章居然说：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这完全是假话，”他总结道，“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愿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
在这里，作家的素质是带有决定意义的。他说：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应该有一种文学新人，他们的思想，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旧式的人完全不同，所发表出来的世界一切事情，都通过他们各自的眼睛，分明地显现各自的个性。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形式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内容的改造过程。
在演讲中，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注意，就是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对于外国文学，鲁迅主张不分国界广泛地加以吸收，不能专向外国一条路走。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一样，人们的思想也就随之不同，所以，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学”，我们是不能模仿的。他批评说，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我标榜为什么主义，其实是受了西洋文学史的毒。主义不是先导的，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的模式实行。而事实上，却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宁愿接受主义的束缚。历史证明，这种保存主义而牺牲现实的作法是贻害无穷的。
至于中国的文学遗产，他分析说，其中精华不少，垃圾很多。我们应当吸收其精华，不要被垃圾压倒，一头钻进故纸堆里爬不出来。
还有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说文化发达的地方，文学不能进步。究其原因，文化优越感往往形成一种封闭心理，故此中国人的思想太守旧，即使在文明进化的时代有所变化，也都容易复原。鉴于这种文化现象，他认为，必须有真实的破坏。他说，没有真实的破坏，没有灭亡的表示，就没有新的国家，新的文学的产生。他做了一个比喻：有一种节节虫，在繁殖的时候，一节一节地死去，直到完全死完，就产生了一整个的幼虫。人类有像这样的精神，才能走向进步；如果一天到晚怕灭亡，那倒是十分危险的事，因为这样的生命状态，实质上已经与死亡无异了！
日本文学批评家片上伸有一篇短论，叫《“否定”的文学》，鲁迅曾经翻译过的。那里说，俄国文学是从否定中产生的，是“否定”的文学。否定是力，较之温暾的肯定，它有着更为深而强的力。由否定而表现自己，由否定而心泉流动，由否定而发现活路。以俄国文学为例，文章指出，作为否定之力的文学，也就是作为生存之力的文学，仗着自行破坏，自行处死，而至于自行苏生，自行建造。它以自己的否定为出发点。由否定的肯定，由死的生，循着这样的道路实行质的飞跃。鲁迅提倡的文学，正是这种富于力的美的“否定”的文学；他本人的作品，也是这种以暴露为其外在形态的“否定”的文学。无论理论或创作，这种具有反省意识的否定的批判的文学，对于从传统的“乐感文化”中长期繁衍下来的“瞒和骗”的中国文学，确实不失为历史性的挑战。
12月21日，在暨南大学，鲁迅又作了一次演说，讲题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说，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合理的延伸。十五年后，王实味在延安写作的《政治家？艺术家》，很明显，是从中受到了启发的。
演说开宗明义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由于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地位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所以他们之间的“同一”是暂时的相对的现象，冲突则是本质的，永久的。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偏偏既敏感，又不安分，在社会上说话也总是说得早一点。政治家既要坚持统一，当然要反对思想自由，把文学家当作眼中钉。在中国，主张人道主义的人没有个人主义者多。在政治家眼里，人道主义者要替别人找出路，关心未免太广，且要改变现状，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坚持专制主义，是必然反对人道主义的。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也当是一种革命；其实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可以算是革命的。但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所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在军阀统治下，文学家站不住脚；打倒了军阀，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成功了，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要不满现状，又要出来开口了。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本来赞同过；待到革命成功，政治家便把这一切置之脑后，将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头是最好的办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
说到革命文学，鲁迅认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起，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里有功夫做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但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里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每一次冲突，胜利都属于政治家，但他们决非完全的胜利者。鲁迅断然指出，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那种野蛮时代毕竟早已过去了。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以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还不是到处燃烧吗？
系列演讲所包含的思想十分丰富。在关于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的论述中，鲁迅取的是文化社会学的更为恢弘的视角，使用的方法也不是单一的。
早在留日以前，他已从赫胥黎改造过又为严复所阐扬的《天演论》中，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以此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础。留学期间，深受西欧的人本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影响。对尼采、斯蒂纳、易卜生等肯定生命、弘扬个性的思想，尤为倾倒，称之为“新神思宗之至新者”。这些思想理论，与进化论同时构成了青年鲁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五四”以后，随着杜威访华，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种重事实、重行动、重实际效果的哲学，与现实主义者鲁迅的思想方法相当吻合，所以，对于杜威的演讲及其他论著，他都加以搜集，并且珍存起来。“五卅”以后，他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感召力量很有关系的。但是，兴奋中心的转移，并不等于他必然要放弃人类其他的进步思想和有益的哲学。应当看到，阶级论和进化论，在鲁迅的思想中并不构成单一的、线性的联系；尼采的个人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作为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仍然得以批判的保留，从而构成他的富于现代意义和个人特色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譬如，演讲中的“知识阶级”一词，指的是一个文化集团，就不是来源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概念。在论及文学与社会关系时，也并没有使用那个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式。此时，对于文学的认识，他更为接近泰纳、勃兰兑斯的历史文化学派的观点，但却没有因此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讲话时，就曾涉及“文学价值”问题。看得出来，这一学派重视民族的时代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与马克思称作“终审决定”的生产力的制约作用，两者不无共通之处，但对于前者，却不是可以轻易否定和取代的。在一个更为宽广的理论背景上，它们具有互补性。
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显然更多地包含了文化社会学的内容。即如“阶级性”问题，鲁迅也是有着作为一个思想者所特有的思想构架的。他不取那种建立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阶级分析方法，而是以一套互相对应的词组，如“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阔人”、“福人”、“猛人”与“穷人”，“高等华人”与“下等华人”，“特权者”、“权力者”、“权势者”、“有位有势的大人物”与“蚁民”、“小民”、“小百姓”，“君子”与“小人”等，分类描述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结构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也是文化社会。此后，他还说过，“阶级斗争”不如“同级斗争”的说法更切实。这是很有意味的。无疑地，他着意保留“文化论”的广度，结合“阶级论”的力度，进而拓展他的思想深度。
12月，鲁迅把在劳动大学的教职辞掉了。校长易培基再三挽留，也没有效。次年1月，他退回薪金六十元，再度表示了坚定的意向。
他希望尽可能地减少一点身心的束缚。他不愿意把事情拖下去。加以易培基也不是当年的易培基了，身为校长，他已不能不秉承政府当局的意旨，逮捕和开除被视作异端的学生。而自己，不正是因此脱离中大的吗？为什么来到上海，还要到学校里做制造醉虾的帮手？
在此期间，他收受了大学院的聘书，还有月薪三百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薪金。从此，从物质到精神，便都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稳定性。
生存第一。的确，他不愿意在政府或政府所属的机关供职。既然蔡元培答允领了款子仍可自由著作，那么也不妨试试。问题是，骂政府的著作，也可以吗？在这个世界上，内容与形式往往不相统一，拿政府自身来说，招牌挂的“革命”，其实是反革命；表面代表“国民”，实质是强奸民意，就是显例。如此看来，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有何不可？况且钱也是搜括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两者岂不正好一致了吗？哈哈，自我解嘲！算了吧！
总之，现在是可以静下来写点什么了。早应该写点什么了。许广平也不必到外面做事去，可以留在家里搞翻译。这时，鲁迅萌动了一个念头：教许广平日语。
新文学运动以来，他一面创作，一面翻译。在他看来，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丝毫不让于创作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荒漠。他想，如果许广平也能搞翻译，自己或可更专注于社会问题和国民根性的发掘，那成绩当会比现在大得多。
但是，许广平并没有能够很好地领会鲁迅的意思，对于鲁迅，仍然习惯地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表示她的遵从。她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烧饭浆洗、买烟送信、购置书籍、誊抄校对、迎送客人等等，几乎所有时间都消磨在这些杂乱的活计上面。来沪的前两年，家里没有佣人；虽然孩子出生以后雇了女工，但作为母亲，又得添加不少新的麻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也是家庭的一个忠实的女仆。时间，心力，都不容许她把鲁迅拟定的翻译计划进行下去。女性是悲惨的，尤其是中国女性，总是默默地毫无抗争地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如果说，男性也表达了一种牺牲的话，那么他们的牺牲是在社会，而她们的牺牲却在家庭；他们的牺牲为了一份举世瞩目的事业，而她们的牺牲却全然为了应付一堆毫无意义的事情。许广平是幸福的，她会感到幸福，因为作为人生惟一的旅伴，她正陪同着一个勇敢、刚毅的男性奔赴时代的道路。然而，她又并非是完全满足的，事情本身便包容了女性全部先天的不幸。走出学校以后，像子君一样，她的活动天地几乎就只剩下几十平方的世界。人类大约天生就有一种群居习惯，有一种从事社会活动进行广泛联系的内在的需求，因此，把自己从同类中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无论如何是痛苦的。当许广平还没有从意识深处把翻译工作同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到一起，还没有来得及把改造中国文化的需要转化为个人需要，她理应感到孤独。
孤独是可怕的。只有真正的思想者才有力量承受，甚或病态般地喜欢它。内心的孤独，首先不是境遇和性格问题。作为新女性，不能说许广平已经满足于物质环境的安定，满足于终生照顾自己的爱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仍然渴望着以翻译之外的习见的方式走向社会。但是，她不能够。是她把当年在女师大事件中展露出来的写作才华亲手掩埋了，意欲发挥出色的组织和活动才能而不能；在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只要感觉到了某种人世的孤离感，她便尽力地压抑自己，设法逃避自己，如是甘愿滑向中国传统女性的庸常的道路。
总之，无论事业或职业，社会或家庭，都是可堪困扰的问题。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慨然写道：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饭碗大于政治。
作为他喜爱的学生，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沦为反动工具的今天，打算脱离军职，本来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鲁迅竟不同意此举，如同自己终于要了大学院的饭碗一样，也希望李秉中能够保留原来的但却是必要的生存形式。
这段时间，他多次谈及“饭碗”。写信给江绍原时，他一样感叹道：“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像这般的关心“啖饭之道”，实在足以令那些高谈“革命”的英雄或雅议“艺术”的才子们小觑他。
他算什么呢？一个最世俗化不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