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先来描述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
1916年6月，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逝世，副总统黎元洪继位，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实权，皖系开始了为时四年的统治。此时欧战方炽，面对这一天赐良机，日本、美国纷纷扩大生产规模，开辟海外市场，通过大发战争横财而从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
中国北洋社会经济由于英法等国放慢了侵华节奏，也曾有过短暂的“黄金时代”。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政府，对内坚持独裁式“武力统一”政策，南北纷争不已；对外妥协退让，不惜出卖国权。这样，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失去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农村经济的凋敝，又丧失了支撑工业发展的广阔国内市场。皖系军人统治的专权和不稳定，使中国民族经济失去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时机。
由于段氏北洋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发展和保护民族经济，外国资本尤其是日本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从轻纺工业到采矿各个行业无孔不入。1914年11月即占领了我国青岛。1915年又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夺取山东、满蒙的权益和优先独占福建等。
1917年至1918年段与日签订的“西原借款”合同，使日本东亚兴业、东洋拓殖及中日实业诸会社大为活跃。日本对华输入资本以纺织业为中心，棉花的生产、收购与贩卖，均设有投资系统，成垄断之势。
在大战期间，日资在华的增长从其对华贸易额的激增上看得很清楚：1914年，日本输华货值为1．6亿日元，1917年增至3．1838亿多日元，1918年又增至3．5915亿多日元，1919年更增至4．47多亿日元。
日人“乘欧洲大战德国落伍，英国不遑他顾之际，立即于中国建筑不可拔之根柢”。日本海外投资的90％以上是在中国进行的，极力要控制中国市场。日本在华纱厂对棉花原料的控制即是一例。这些日资企业“往往深入腹地，采购棉花，输运出口。日人在夏季，直接贷资于农人，每亩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农人受此定银，所产棉花，概须由日人收买，已完全失去自由脱售之权。因其曾受定洋，致受压迫，贷主买客，何方得利，不烦言而自见。以故腹地棉业，往往受日人之控制，轇轕日多，人民不堪其忧，官吏、绅士、棉商均畏惧之，噤不致声”。
日资肆无忌惮地向华渗透，已引起当时中国各阶层的公愤，但北洋政府农商部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直没有制定限制外资、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在日资横行无阻的同时，美、英两国也不甘屈居人后，美国在一战中获利甚多，为了在东亚和日本一争雌雄，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旗号，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使其在华吨位从1913年的514795吨增至1920年的3203934吨，增长4．2倍，中美贸易额从战前的810077两增至1918年的13500万两，超过英国而跃居第二位。
英国因忙于欧战，其侵华优势有所削弱。但这个老牌帝国在长江流域和各通商口岸的侵略地位并未动摇。开滦、焦作、门头沟等煤矿仍然控制在英商手中，占有了国内煤炭生产的大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资本就其历史过程而言，这个时期曾得到一定发展。1914-1920年注册公司共272个，资本额为117434500元。以当时民族企业中的佼佼者荣氏企业来看，1916年盈利11000元，1919年则达100万元，同期纱锭从12960枚增至38960枚。
但部分企业的短暂繁荣并不能表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复兴。从1919年上海纱厂的纱锭中外资本比较来看，26家纱厂中，外资占15家，资本总额557010元，占全国的39％，而国内资本的厂家仅11家，资本总额329112元，占全国的23％。
轻纺工业是中国民族资本的主要投资领域，其发展高峰时期都不能与外资相比。究其原因，是列强各国在华企业有种种特权保护，而民族资本既得不到北洋政府的优惠政策，还遭受到本国官办企业的倾轧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冲击，其困厄处境可以想见。
列强中各国资本除占据轻纺工业外，采煤炼钢等重工业领域占有率甚至超过75％，使中国无法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煤矿1913年赢利100余万元，1917年后平均每年赢利都在600万元以上，最高时达890万元。而同期一些民族企业常被迫借债或被兼并，着名的申新、福新公司为维护生产，在1918、1919年分别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40万和25万日元。因借债而破产的民族企业为数很多。
段氏北洋政府慑于列强各国之威，没有采取对民族资本的优惠政策，或虽有但却无意执行，致使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面前仍然步履维艰。这就引起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派系势力对皖系政府的普遍不满意，他们在直皖战争中自然对皖系采取不合作行动，吴佩孚充当了倒皖急先锋。
皖系的统治还加剧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皖系顽固地坚持武力统一西南，经常性维持五六十万正规军的开支，这些军费负担大都通过地租转嫁给农民，他们的负担比以前大大增加。辛亥革命最初一两年内，税收较前清尚未增加，而从1915年起北洋政府开始增加附加税，以弥补财政赤字。此后旧附加税并入正税，新附加税又有增加，而地方政权又自行确定税额，其横征暴敛更是触目惊心。
以四川川沙县为例，该县税收指数从1912年的100上升到1920年的628，增加了六倍多，这在当时的四川、湖南是很普遍的现象。北洋政府本有“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30％”的规定，但“到民国八年以后，各省自行其是，均以田赋收入充省、县行政的支出，政费浩大，附加税因之而增加，造成田赋制度乃不可收拾”的局面。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各地军人官僚利用巧取豪夺之所得，大肆收购土地。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冯国璋下台之前在河间广占田地，时人谓“河间府的土地再也买不着了”。皖系干将张敬尧任湖南督军的两年里，极尽搜刮之能事，被湖南人民称为“张毒”，在家乡安徽霍邱县拥有28万亩以上的土地。这又是吴氏倒皖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地大小地主甚至一些民族资本家也将资本投入到对土地的收购。据江苏昆山县的调查，自耕农从1914年的26％减至1924年的8．3％，而佃农则从57．4％增至77，6％。土地兼并的加剧一方面使民族资本的资金减少，发展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自耕农的破产和佃农的增多，也使地租率节节上升，“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有时一年之租可能购得该田，若不亲处其地，其情形似不可信”。农民在这样高的地租盘剥之下，还要承担劳役和杂税，一旦有灾荒发生，只能背井离乡成为乞丐、流民。
皖系统治的北洋政府不断叫喊“武力统一”西南五省，却一直毫无进展，大量军费消耗在南北战争之中。北方各省督军又自行其是，各地财政税收大都被截留，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关余”、“盐余”维持经济运转，这两者收入仅1200万元，而每月开支需2000万元，所欠800万元只能通过内外债来填补。
皖系统治时期国内公债一览表
年份国内公债(元)国库券发行额(元)盐余借款各银行短期借款19168770515844300——191710516790180000-10000000(日元)19181392637605867267——1919283587003490298-668880元1920121960450112112441965760730000元。
又20000美元合计380870215215931091965760-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已呈破产状态，国家预算和决算变成一纸空文，1917、1918、1920三年没有设立预算。军费在政府开支中的比例节节上升，1916年占33．81％，达152915765元，1919年为41．68％，达218211962元，而同期教育经费支出一直未达到3％。段氏北洋政府财政部变成“借债部”，为取得现金常常不惜以九折甚至七折向各银行借贷度日，一旦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则引起大批银行倒闭，引发金融风潮。1919年初北洋政府深知“一切善后及收束军队各事均需巨款，欲加增租税，则缓不济急；欲专募外债，则难于协定……明知内债一项，连年举办，民力有限，已成强弩之末”。
万般无奈之余，仍发行短期公债4000万元，利率定为七厘，债票价格每百元实收93元，以盐务余款为担保，引起英法日俄各国的反对，列强各国认为：“八年公债指定盐税收入为担保，有背善后借款之合同”，即北洋政府没有给银行团以承受此等公债之选择权。实际上是在迫使北洋政府转借外债。
吴佩孚及西南各省更指责：“募集巨债以充军实，毁约弃法，黩武穷兵，破坏全国和平，违反人民公理，国民决不能承认。”要求北洋政府予以取消。由吴佩孚与徐世昌倡导并正在上海进行的南北和谈也因此而中断。各类债券无限制的发行诱发了投机买卖。各省军人也巧立名目发行债票，使金融市场混乱不堪。湖南省1912至1921年间发行公债票至少有五次，名目繁多，“筹饷公债”、“地方有奖公债”、“惠民奖票”、“定期有利金库证券”、“省库存证券”。这五种公债至1922年底未还数尚有577万余元。张敬尧督湘以后，“湘省金融之紊乱，已达极点，种种情形，实开金融界未有之奇局”，“湖南银行银票一千一百余万两，银元票约九百余万元，铜元票约一万一千万串，此皆湘省流动之财产，湘民汗血之代价……由十分之三、四贬至百分之一、二，卒至概作废纸，一扫而空。张督因此暴富，属官各拥多金”。其他各省诸如张作霖等军人割据一方，竞相效尤，以“统一金融”的名义发行债券，从中鱼肉百姓，牟取暴利。
皖系统治下的北洋政府顽固坚持武力统一政策，致使国内战祸连绵。从1917至1920年，共有23个省份发生战争。川、湘、闽三省为南北争夺之地，兵匪联结，受祸最重。张敬尧部占领平江之时，采取“三天不封刀”的野蛮行径，官兵以搜索残敌为名，烧杀淫掠，无所不为。长沙附近的醴陵本来交通发达，商旅繁盛，自1917年9月后，“南北两军，往来如织，凡所经过，掠夺一空。土匪乘机复肆搜刮，内竭于匪，外迫于兵，而醴陵遂无一片干净土矣”。
四川自护国战争后，滇军和段祺瑞所派皖系吴光新部先后入川作战，川军内部又四分五裂，互相混战不已，1917年川、滇、黔大战，“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财产损失达数十万。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连年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农村的凋敝和工商业的萎缩。
皖系统治四年中由于战祸连绵，水利失修，交通梗阻，各地灾荒触目惊心，仅举其受害大者：
1917年，全国有22处发生大灾。据《申报》载：山东夏季大旱，秋季黄河在利津决口，“山东黄河河口突决，德县附近数千里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不可胜计”。保定曹锟控制的直隶因连降大雨，永定河、南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被灾地区达百余县，灾民500万余人。
1918年全国共发生20处大灾。山东“济宁湖河漫溢，被灾严重，灾民数万，荡析流离”。湖南“苦雨连旬，湘水复涨，省河水位，已涨至海关26尺以上。长沙各县……早稻虽已成熟，但因兵匪交乘，无人收割，尽付洪流”。这种天灾战祸同时出现的地区在南北冲突各省区尤多，商民受害也最严重。
但是，应当指出，皖系统治时期，农村凋敝，但由于前政府推行一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颁布一系列奖励私有资本发展的法规及欧战后的形势，北洋社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如工业方面，在欧战时期，“许多新兴的企业都得到良好的成绩，赚得优厚的利益。于是既成的企业纷纷扩充规模，而新办的企业也不断出现。其中成绩最好获利最厚的是纺纱业。其中浙江省针织业产值迅猛增长，1919年的产值是战前1913年的二、三倍”。
据伊藤武雄氏的《现代支那社会研究》所载，欧战后在扬子江流域所兴办的企业，“有发电厂26所，运输业18家，农业企、业18个，纱厂16家，商业公司15家，矿业工业12个，渔业公司3个，其他8个，总资本达1．5亿万元。若就全国来说，当然不止此数。这是中国近代产业史上最有生气的时期”，史称“黄金时代”。农业方面，由于欧战的机遇也有长足发展。“各邑蚕桑区域奋起从事植桑以育蚕”。茶叶的“销路益形推广，中外市场茶价，因之招商”。小麦“由于这种新的发展，中国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样，要从外国输入面粉了；事实上在1919年，中国已输出面粉16万担，大部分是运往英国”。棉花在1918年“产棉数，几倍于昔日。棉田推广，不可谓不速矣”。其他如羊毛、靛青、糖等农牧产品等等增长幅度也很大。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发展尤其迅速，入超大为减少。从下表可知，1915-1919年这一时期中国外贸入超数大大少于前后时期，从而也可见中国民族资本经济蓬勃发展的一面：
年份入超数(海关两)年份入超数(海关两)191210257662719178658714419131668570111918690100511914212014555191916188269191535614555192022061826919163460962919213048669031914-1922年是另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固然由于欧战爆发，列强对华侵略有所收敛，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有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国内虽然时有战乱发生，列强加强对华的政治经济控制，但不论是清末新政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还是北洋军人统治时期，政府都提倡发展工、农、商业，奖励设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兴实业，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条件所不能付诸实施)，再加上国内下层社会的相对稳定，中外合资企业和海外侨资的引入，促成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仅有的，“短暂的辉煌”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