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凋谢
我进入到九日研究所的第一天就认识了阮美云。
之前我的职务是大日本帝国特高课特一课课长，13岁从军，在日本神户间谍学校学习了四年，后加入陆军军部实习两年。
汉语、英语、射击、爆破、化装、投毒，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间谍人员必须要掌握的科目，而我这种女性特工，甚至还要学习一些作为女性羞于说道的本领。1931年，也就是19岁的那年，我被送到中国南京，做潜伏工作。几年里，为大日本帝国也算有所奉献，得到过一些嘉奖，并与川岛芳子一起，被称为帝国之花。不同的是，她是军部直属的特工人员，而我隶属特高课，我的直系上司就是关东军三羽乌之一的土肥原一郎。
但我毕竟年轻，正如中国人所说的，正是如花似玉、情窦初开的时候，即便我从小被灌输着为帝国奉献一切的信仰，可以没有廉耻，可以没有尊严，哪怕付出生命，也要捍卫大和民族的利益。然而，在1936年的一次任务中，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中国军人。然后，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为了他做出了一些愧对于祖国的事情，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按理说，我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但我的老师土肥原一郎以九日研究所急需人才为由，把我调到了这远山深处。当时是1938年2月，我们驱车从奉天开往远山的几个小时车程里，土肥长官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始终锁着眉。一直到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土肥长官才支开其他士兵，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云子，过去的就让他都过去吧！我们日本的男人优秀的也不少，战后我亲自给你在军部高层找个好的归属。”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点头。
当晚接待我的宴会上，我便认识了阮美云—— 一个柔弱却又倔强的中国女人。她跟随丈夫坐在餐桌上，席间一直沉默不语，倒是她丈夫黄碧辉卑微客套得让人有些反感。于是，我很细心地观察着阮美云：白净的脸庞，齐耳的短发，那高耸的鼻梁上有一些小小的雀斑，让人感觉很亲切。
黄碧辉在宴会上刻意地与我套着近乎，他也看出我在土肥长官面前有一定分量，尤其在听说了我以前的职务后，黄碧辉端着酒杯频频地向我敬酒，并询问道：“南造长官芳龄几许？”
我微微地笑了笑，用中文回答道：“谈不上芳龄，二十六了。”
黄碧辉一听，很兴奋，连忙指着身边的阮美云说道：“南造长官中文说得很流利呀！我妻子也是二十六岁，1912年出生的。”
我随口问道：“1912年几月？”
黄碧辉回答道：“1月21号。”
我的心猛地一震，没想到她居然和我同一天出生。但职业习惯使我终止了这个话题，身为一个特务人员，隐私及身份资料不允许随意透露给外人，甚至包括我“南造云子”这个代号后面的真实姓名。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跟随土肥长官在九日基地里巡视，听他讲解九日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可是，在他很是平静地描述九日研究所各种项目的同时，我的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沉。在我之前的秘密工作中，我是因为有信仰：相信这场圣战的伟大，才甘愿做一干平常人所不屑的事。这么多年的间谍生涯，我始终相信着大日本皇军是为了整个大东亚共荣而努力的，就算我们和中国政府在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战争，我和一干战友们都觉得：我们是在敲醒这个泱泱大国，征服后再凝结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抵御西方列强。
而九日研究所所从事的实验，却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害怕和惊恐，甚至怀疑我一直以来的信仰，连带着感觉这个看上去貌似慈祥的土肥长官，面目也变得狰狞起来。九日研究所坐落在远山丛林深处，十多年前，军部曾发现有一种可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生物融合到一个躯体里的奇怪力量。最初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比如让长着四条修长的腿的犬科动物，具备猫科动物的习性。当我来到九日研究所时，实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功，开始用活人与动物进行试验，想要让正常的人类躯体，具备动物的能力，比如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像鱼儿一样长时间地潜水等。
实验是可怕的，实验导致的失败品被制作成标本，放在标本室里供人研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大腿根部被硬生生地切断了，半截尸体泡在玻璃缸里，双手张开着，手臂上被扎满了成千上万根飞禽的羽毛。
我跟随土肥长官在实验室各处巡查，其中一具男性标本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裸露的肩膀处有一排刺青，用日语文着：惠美，我永远爱你！看到这儿，我最终抑制不住胃部的不适而呕吐了。
我不知道这个名叫惠美的女人是否知道深爱她的男人已经成为了一具没有了灵魂的标本，但是我明白，这位深爱惠美的男子，应该是我的同胞。土肥长官站在我身边，冷冷地看着我，说道：“云子，他和你一样，是一位勇敢的军人，一个真正的武士，为了帝国崇高的事业，他自愿成为实验品，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我脸色苍白如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面对着土肥长官站得笔直，大声说道：“云子也愿意为帝国的崛起，付出一切。”
在我进入到九日研究所的第九天，我被证实已怀孕。接到化验报告的一刻，我的双手忍不住颤抖。我多么希望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可以高兴地、幸福地接受这个新生命到来的消息。然而，我是一个军人，一个为大日本帝国宣誓效忠的现役军人。怀孕，意味着我将无法全力投入工作。
土肥长官的脸色铁青，粗暴地吼道：“南造云子，你疯了！”说完一招手，朝着他的指挥室走去，我一声不吭地跟随其后。进入房间，土肥长官把房门重重地关上，双眼瞪得大如铜铃，大声质问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你给我说实话，你怀的是什么人的孩子？”
我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姿势，腰杆儿笔直地站着，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低声回答道：“是那个中国人的孩子。”
“啪”的一声，土肥长官一巴掌重重地拍在办公卓上，指着我骂道：“南造云子，你是大和民族的女儿，居然怀上了支那人的孩子，你太让我失望了！”
土肥长官的手明显抖动了起来，他这异常激动的举动，让我越发害怕起来。我爱那个男人，那是一个伟岸的男人，一个真真正正有担当、有肩负的顶天立地的男人，我愿意做他的女人，为他生儿育女。土肥长官的愤怒让我禁不住担忧，他会不会强制拿掉我的骨肉。想到这儿，我挺起胸来，高声说道：“可是，这孩子同时也是大和民族的亲骨肉。他的生身父亲是谁，并不重要，他仅仅只是我的孩子而已。长官，我……我决定要这个孩子。”
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顶撞土肥原一郎将军，这个双鬓微微发白的中年人，在听到我这番话后，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双唇颤抖着，久久没有吐出一个字来。最后，他往后退了两步，坐到了椅子上，用手托着头，闭上了眼睛。
我反而感觉愧疚起来。我是个孤儿，养父母在岛国的地震中丧生。我印象中，作为长辈一直站在我身边呵护与教育我的，就是土肥长官。从我进入到神户间谍学校的第一天开始，到之后来到中国从事秘密工作，最后任务失败，被关押在关东军宪兵队，土肥长官总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甚至外界还有传闻，说我是土肥长官的私生女，所以一切顺风顺水。
于是，我手里紧握着那张化验报告，往前走了几步，满怀愧疚地说道：“土肥长官，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但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心思，希望你能够体谅。”
土肥长官睁开眼，抬起头来，双眼恢复了以往的平和：“云子，我能够理解你，但是，在你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你也要意识到，帝国之花，从现在开始就凋零了。之后你的人生，将变得灰暗，你之前有过的辉煌，以及以后能得到的荣誉，从此就要被画上句号。”
我点点头，豆大的泪珠滴落在他的办公桌上。土肥长官叹了口气，伸手擦拭我脸上的眼泪，柔声说道：“今晚我被你说服了，可以接受你的这个决定。但云子，我是个军人，我要做的一切都有着伟大与崇高的目的。我不能保证以后还能重用你。在你做出这个决定后，你——南造云子，就只是九日研究所里一个普通的女人了，你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吗？”
我不敢看他，只能继续低着头，任凭头发遮盖住我的眼睛，说：“愿意。”
土肥长官没再说些什么，像长辈一样握住我的手，他的手软绵绵的，带着长辈对晚辈特有的溺爱。沉默良久，才说道：“云子，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好了！”
第二天，我的一切职务被撤销。土肥长官算给我留了点颜面，对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特高课一位已经殉国的特务人员武藏鬼雄的骨肉。我的新工作也由分管研究所军务调度，改成了监管基地内研究人员的日常生活。也是因为这新的工作安排，让我和基地里另外一位孕妇，走得近了很多。她，就是阮美云。
阮美云的预产期和我只相隔十五天。最初与我接触时，阮美云始终用带着敌意的眼神看着我，很小心，也很谨慎，似乎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被安插在她身边的日本人的眼线。当然，她的怀疑也不无道理。我们日本人之所以同意让她保留这个孩子，完全是因为黄碧辉——这个与研究所里从事的生物实验看似毫不相干的物理学专家，日益变得重要的原因。
在九日研究所最初成立的那几年里，军部的科研人员一门心思钻进了远山里奇怪现象能产生的活体生物成品实验里，没人去关心出现这种能让不同生物融合到一个躯体里的原因。远山里的水源有着神奇的力量，两个不同生物同时接触水源，居然能够出现奇怪现象——其中一个生物消失，剩下的另一个生物可以拥有两种生物的特长，消失了的生物融合到了另一个生物的体内，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剩下来的生物存活的时间很短暂，不久之后就会自然死亡。所以，九日研究所一直没有太好的成绩向军部报告。据说在早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士兵成功地与蝙蝠融合，并带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潜入到了南京。可不知道为什么，任务最终还是失败了。
黄碧辉的到来，让九日研究所开始挖掘远山里这一切神秘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我当时已经没权限接触到所有的高级卷宗，无法知道其中的细节。只是隐隐约约听说：黄碧辉认为远山的那条小河及湖水，很可能是爱因斯坦先生平行宇宙理论中的两个不同世界交汇的结界。他的这套理论很快就被研究所里大部分科研人员接受了，整个计划也由之前的“超级人种”方案，修改为“合体人”实验。至于具体的实验内容，却不是我可以接触到的了。
于是，研究所决定让阮美云生下这个孩子，表面上看来，大日本皇军已经完完全全地接受了他这个中国人。实际上是控制他的老婆及孩子，让他终生不能背叛大日本帝国。
那年的11月27日，我生下了孩子，男孩，取名叫南造鬼雄，对外宣称纪念那个殉国的丈夫武藏鬼雄。阮美云和我同一天分娩，也是男孩，取名叫黄正，据说是纪念他们夫妻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研究所接到消息，在这同一天，皇族的一个大人物也做了父亲。
大人物的儿子与我及阮美云的孩子，尽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这个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却让整个大日本帝国为之兴奋。我与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强壮的孩子，却无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也是因为这位大人物有了这个先天缺陷的儿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计划。计划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与阮美云的孩子。我与阮美云，两个极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为我们同时在一个不合适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运紧密相连。
替代品计划
1939年1月初的一个早上，和往日一样是个极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着，或许，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见到。
那天早上有四辆卡车驶入九日研究所，从卡车上被带下来的依然是远山战俘营中囚禁的中国士兵。他们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来进行活体实验的。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眼里，他们根本不算人类，不过是一些和我们外形大同小异的低等动物而已。用土肥长官的话说：“这些战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来，还算为这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做出了一点贡献。”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十个粗胳膊肥臀的妇女，以及数十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被送进了九日研究所，当时我已经能够起身走动及工作，跟在土肥长官身后，目睹了这些婴儿和妇女下车的整个过程。聆听着婴儿的哇哇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声问道：“土肥长官，这些孩子和妇女难道也是实验品吗？”
土肥长官那天明显特别兴奋，微笑着解释道：“他们应该被称呼为幸运儿，他们中的每一员，以后都有可能幸运地成为我们大日本皇族的一员。”
“大日本皇族的一员？”我疑惑不解，追问道，“意思是说他们是从本土带过来的？”
土肥长官摇摇头，可能认为和一个立场并不坚定的下属透露太多情报，并不合适，便没有理睬我了，径直往旁边走去。
那天下午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现在九日研究所。松下先生是国内一个大财团领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国长大，据说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学生。在这个紧急会议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方案，也是因为这个方案，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头。
替代品，是为日本国内的那一位大人物产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躯体的计划。计划具体方案是：在满洲寻找到三十一个和大人物的儿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婴儿，集中收养起来，并给予良好的营养补充以及身体的锻炼。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顺利长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会尝试让这大人物的孩子与这三十一个中国男婴，进行合体实验。也就是说，这三十一个男婴的身体，都有机会承载那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着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与意识。
听完这个计划，我后背上直冒冷汗。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课工作时，应该会认为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崇高的计划。可此刻，我已经是一位孩子的母亲，这么残忍的替代品计划，我接受不了。我坐在会议室角落，心里不自觉地感觉一阵冰凉。尤其让我恐惧的是：我的孩子，和这些替代品方案里储备的婴儿，也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就是说，我的孩子也可能成为替代品。
我的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会后，土肥长官叫住我，要求把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一起送到专门为那三十一个婴儿空出的婴儿房去。我站在那儿没吭声，土肥长官便哈哈笑，说：“怎么了？云子，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以后有机会成为大和民族明天的伟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