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跟许友伦第三次和好的时候，两个人都身心俱疲，终于首次同步讨论起婚嫁来。那时候许友伦的事业好容易攀上一个新的山头，他的自信终于允许他在情感上冒险。在收到他单膝献上的钻戒之后的晚上，我们经历了那几年中最畅快的一次房事，男欢女爱的特别彻底。之后他摊在我的臂弯中沉沉睡去-是的，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睡姿，有情有性时他睡进我的臂弯，有情无性则是我睡他的臂弯，适逢心情性致全无就背靠背，供求关系井然有序。
那晚我睡不着，遐思乱飘，不经意想到跟朱莉一起见过的那个算塔罗牌的Vivian。
她说的是对的，许友伦确实算是经由朱莉介绍认识的，朱莉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也没错。
猛又想到她说：“如果你们在新年之前连续见三次，那个人将是你的Mr. Right。你们就会有至少10年的姻缘。”
我心里一紧-- 我们并没有在新年之前连续见三次。
事情后来的发展，确实我们没能抗拒“命运”，即使谈婚论嫁，仍旧半途而废，再次分手。
分手后我又想到Vivian魔咒式的预言。
是啊，我们并没有在新年之前连续见三次。
或是，其实我们有可能在新年之前连续见三次，假如，那天Chloe不回来加班，假如，我对自己不是那么的没自信，我就有可能去找许友伦拿回我的《理智与情感》，这样的话，不排除我们有可能在新年之前连续见三次。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苦要一次一次生生吞下去。
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各种情侣之间的不如意之事，一个不落，都变幻各种花样出现在我和许友伦时聚时散的岁月里。
然而，命运不理会什么“假如”。
我们没能在新年前连续见三次，因此我们今生失去了那“十年姻缘”的可能，不，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失去了“姻缘”的可能，然而那“十年”，我们之间却是或连枝共冢或刀光剑影，确实一个时辰都不曾少。
在那十年即将启程的时候，我还在自艾自怨于各种浅度的窘境，猛地，他们统统在重创面前低了头，灾难也有可能是化了身的天神，度化无数庸碌之辈如我，使之有可能了解到“无常”的存在，存在的方式也有上万种法门，每一种都量身定做，以每个人的格局眼界，根本没可能逃过注定在宿命中的那些风尘仆仆的劫和缘。
有一句俗话叫“好景不长”。
我倒是觉得，“景”无所谓好坏，都不会太长。
毫无预备的，SARS来了。
SARS来了。
那是一场没有谁有经验的灾难，最糟糕的是，等我们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峻烈时，我们已经置身其中且基本无路可逃了。
很多人在灾难之初选择离开了北京，我也那样想过。
我打电话给我妈，她在电话另外一段用愁苦的语调敷衍的态度打消了我回家的念头。
我的父母住在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二线城市，因此SARS灾情没有给他们带来那么巨大的影响。我还有个姐姐，早早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毕业之后嫁给了在她的大学做短暂交流的外教，随后跟那个外教一起去了加拿大。我上高中以后猛然开始玩儿命学习，主要是因为想离开家的念头化作了一股非考上大学不可的动力。我父母的家没有提供过安适和放松的栖身之地，我亲姐姐则形同虚设，连户口都被注销了。
我的家人们对我的热情有限。这也难怪他们，连飞机上安全气囊的说明书都清楚的告知大人在照顾小孩儿之前需先照顾好自己。他们只是普通的大人，有着普通的自私和普通的软弱。
就这样，我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一场崭新的灾难降临，我寄居在这个全世界最着名的城市中，没有家，没有亲人，不被爱，也没有在爱着谁。
如果说，“不被爱”这慨叹听起来太过幼齿的话，那么“没有在爱着谁”则具有一定的自省意味使得“爱”这个字听起来不至于显得那么浮夸肤浅。
是啊，我们常常是透过“不爱”“不被爱”，才能真的看清，在我们张嘴就来的“爱”的底里，深藏着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的本质。
说回SARS。
就在我的妈妈用“回家会不会丢工作”这个担忧作为婉拒我的理由之后，没几天，我还是就地失业了。
奢侈品及其周边行业在疫情面前暴露出它跟生老病死的生命本身压根无关的脆弱本相。
CHLOE在派发完遣散费之后呆坐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黯然散去，只剩我还在自己的座位上踌躇。
我的踌躇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首次失业，经验有限，手上刚收到的遣散费差不多是我唯一的“存款”-如果我把它存起来的话。另外，更加尴尬的是，我借住在办公室，就算想离开也不知能去哪儿。
CHLOE被失落蒙了心，把我的踌躇错会成留恋，一时萌生出惺惺相惜的凄凉感。
她让我不用担心，说就算公司关张，也不代表我得马上搬走。又说，为了减少开支，她会把自己现在租住的公寓退了，她跟雪纳瑞露露搬到办公室住。
等做了决定，CHLOE说：
“大家在这儿，彼此陪伴，争取共度难关，等过了这阵子，再看，以后，会怎么样吧。”
她说到“以后”的时候声音有些抖动。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敢对“以后”抱存太高的期望。
我当然是立刻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表态说只要她需要，我还是可以帮她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CHLOE苦笑了一下说：“行啊，公司肯定没什么事需要处理了，你就帮着阿姨一起忙点儿家里的事儿吧，反正，这阵子，我们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不过，你也领了遣散费了，我也不收你房钱饭钱，我可就不发你工资了啊。”
我连连点头，由衷感激。
当天我们就开始打扫住处，CHLOE善心大发，让我从储藏室搬出来，她把一个以前当会议室用的客房给我住，她和阿姨分别住另外两个房间，办公用品和桌椅一部分被挪进储藏室，塞不下的则摆在客厅。就这样，我们三个背景不同的人和一条名叫“陈白露”的狗因SARS生活在了同一屋檐下。
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月。
等过了几年之后，有时候我甚至会怀念那三个月里的某种难得的单纯。
起初还有些担心，怕这个平日里让我倍感压力的女人是否难以朝夕相处。事实是，那一阵子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关心疫情发展和猜测新闻的真实度上，给别人压力需要精力，而那是一段没有多余精力的特殊时期。
CHLOE从搬进办公室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每天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开始是她自己读，后来在小纪阿姨头疼脑热了一回之后，CHLOE就坚持让我和小纪阿姨一起听她读《圣经》，每天上午读两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除了三个人集体做饭吃饭之外，我们都在各自的房间保持着互不干扰的安静，即使同时出现在公共空间也都格外有礼有节。
SARS的发生让每个人强大的自我在集体灾难之下普遍被降到最低点。人跟人之间不再需要过度的交集，到处的愁云惨雾滤掉了平日臃肿的无聊，剩下来最简单明确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活下去。
疫情也催生出了我跟许友伦的爱情。
凡事都有因果，在一个人人生的因果中，没有哪个人哪个阶段真正重要，因果就是因果，每个发生，事无巨细，都不可或缺。
事情要从小纪阿姨忽然感到头疼脑热说起。
那是在公司解散的几个星期之后，SARS疫情正以迅猛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挑战着人们对恐惧的耐受力。
一天，小纪阿姨在起床又发了一阵子呆之后，战战兢兢地跟CHLOE汇报说她有点不舒服，好像发烧了。
在当时，说自己“发烧了”，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
CHLOE先愣了几秒，然后迅速冲到窗前打开窗户，又迅速冲进储藏室找几根艾条拿出来点燃分别放在房间各处，同时简练地对我说了句：“冲板蓝根！赶快！都喝！”
我上战场似地跑进厨房冲了三杯板蓝根。露露先是看CHLOE跑就跟着跑，后来又看我跑也想跟着跑，一时间分不清跟谁跑更紧急，来回折返，把自己忙坏了。
我端着板蓝根出来的时候没看见脚下的露露，差点被它绊倒。
CHLOE呵斥了一声：“陈白露！别添乱！”
那只狗听出了主人语气中的严肃指数，“呜呜”了两声夹着尾巴躲一边儿去了。
我哆哆嗦嗦地举着传说中能预防SARS的褐色液体，分别递给CHLOE和小纪阿姨。
小纪阿姨犹豫地看了看CHLOE和我，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样不敢接我手里的杯子。
必须得承认，我不是没有担心和迟疑。
那是一种无法类比的严格的考验，有多少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仅仅是为了领取别人颁发的“好人牌”呢？况且，如果连生命的持续都无法保证，好人牌又有什么意义？
这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在那些日子里，方圆几里之内出现体温不正常的别人，几乎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
是哪个心理学家说过，过度思考会让人做出更冷漠的决定。
我必须要感谢CHLOE，她没有给我过度思考的机会。
“快喝，喝完马上休息！”她用一声命令断送了我的迟疑，说完她自己先接过去一杯，也不管烫不烫，一仰头都喝了。然后看着窗外，好像打了个寒战，肩膀失控的一抖，盟誓似地说：“要是都这样，也躲不过了，那，认了！要死一起死！要活也一起活！”
那一刻，我看着CHLOE的背影，心里以往对她的不满和记恨统统被一笔勾销，我甚至猛地对她产生一股情谊，得调出最多的理智才忍住没当时就冲过去抱住她叫一声“姐”。
所谓“出生入死”，之于我，就是那个样子。
之后的几天，CHLOE和我视死如归一般轮流帮阿姨量体温和端茶送水，尽量让她不觉得有任何一丁点被疏离的感觉。
我在壮着胆子照顾小纪阿姨的某几个瞬间，心底甚至幻想出了在我死后那些曾经跟我亲近的人会如何评价。从小我就经常幻想我死去后的情景：周围人在追思会上如何赞许我，以及为失去我而悲痛不已。
唉，一个人需要活的多么可怜，才需要反复用想象自己的追思会去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呢？
几天之，小阿姨体温回到正常。
那晚，我们仨像《西游记》里刚平定了一群妖怪翻过一个篇章一样，各自稍事缓神。
哪知，才安静了个把小时，当天晚间，CHLOE忽然从她房间里跑出来，趿拉着拖鞋快速穿过客厅，直接推开我的房门对我喊到：“天呐！张国荣死了！”
我当时正在看《古文观止》中的那篇《李陵答苏武书》，一时间无法迅速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古代悲叹中回到当下。
“张国荣死了！张国荣啊！你听见没有？”
想是我的反应不够CHLOE期许的那么强烈，她强调了一遍之后皱了皱眉就返身快速回她自己的房间。门一摔，露露被关在门外，奇怪地扭头看我。
没几秒钟之后，CHLOE的房间传来失控的哭声，露露通人性地用一只前爪挠门，我赶忙打开电脑搜索相关消息。
小纪阿姨听到CHLOE的动静也从她的房间里踮着脚尖出来，一脸的惊慌失措，走过来压低嗓音问我：“刚才，我听陈小姐说，又有人死了？谁？谁死了？”
“张国荣。”我回答，眼睛一时被网上的新闻标题黏住。
“张什么？他是？陈小姐的朋友？”小纪阿姨紧张地追问。
“不是，他是个香港明星。”
“哦。”小纪阿姨听到这个答复略微松了口气，停了停又问：“他怎么死的？SARS？”
“自杀。”我回答。
“为什么自杀？他得SARS了？”
我看着那些页面，已无力回答小纪阿姨的问题。
露露还在地挠门，并不停发出“呜呜”的哀鸣。
这个消息让我有种缺氧的感觉，我一阵头晕，需要赶快去到一个空旷的所在。
那天，我不顾初春的轻寒带着狗在院子里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上楼前，我在寂静的院子回头叫了一声“陈白露”。这个名字，响在2003年的午夜，有种“乱世佳人”的悲怆感，听起来相当诡异。
我一夜失眠，第二天，强打精神，应CHLOE差遣独自去两条街之外的一个大超市买东西。
等进了超市，扑面而来又是另一番悲凉。
那阵子，各种来路不明的谣传加剧了恐慌，很多人都开始不正常的储存和囤积。
购物的氛围里弥散着一种不安的调调，像恐怖片中鬼魅出现前的序曲。大家都自动地保持着神经质的距离，不说话，无擦碰，甚至目光也尽量不交流，好像担心连眼神都会传递病毒一样。超市在国泰民安时播放的背景音乐变成了一个无伴奏的女声每隔几分钟朗诵一次补货通知。那个未受过培训的朗诵用能听得出沮丧程度的哭腔告诉大家：米会有的，酱油会有的，方便面也会有的。
原本是安抚的目的，这么一来，适得其反。
我手里紧紧攥着CHLOE给我的两百块钱，按照小纪阿姨些的购物单，从货架上依次拿了一袋面粉，一袋大米，10盒鸡蛋，两包盐，几瓶不同的调味品，50袋泡面和几包速冻食物。
那也是有生之年唯一的一次我亲眼目睹一个偌大的超市如此供不应求连鸡蛋和速冻饺子都被买空的“盛况”。
我被这“盛况”燃起几种悲伤，且那悲伤像电脑病毒似的在心底失控地复制。
我选完食物排在队伍里准备交钱，每个人买的东西都很多，交钱的队伍移动得非常缓慢。
没什么人交谈，四周是瘆人的安静。
我前面是一对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女，在等了十来分钟后，他们开始轻声地对话。那是一段措辞非常简单的对话，语调也没有很特别，然而，时隔这么多年，我仍旧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以及，当时他们说那些话时的样子。
对话由那个男孩儿开始。
他转向他身旁的女孩儿，轻声问：
“你会做饭吗？”
女孩儿抬起头，回答说：“我不会。”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她似乎有些感到歉意的羞怯。
如果这一问一答的8个字放在任何一个太平盛世的家常情景中，大概听不出什么含金量。
然而，灾难改写了“家常”的意义。
队伍又徐徐挪了半米，再停下来时，男孩儿转头又问：
“那，你会洗碗吗？”
“我。”女孩低头想了想，像下了很大决心似地再次抬头对男孩儿说：“我可以试试！”
男孩儿默默点了点头，转向款台方向看了一眼，等第三次转回来，他看着那女孩儿，停顿了一下，轻声说：
“要不，我们结婚吧。”
女孩儿闻言看着她的男朋友，愣了愣，被口罩遮住的脸看不到表情，我看到她的睫毛在抖动，然后，她就用力点了点头。
男孩儿这时抬起手，捧着女孩儿扬起的脸，他们的口罩两边都鼓起了浅浅的褶子，想必是都在微笑吧。
自始至终，两个人对话的分贝都没有特别的提高，甚至在说最后五个字的时候，也没有加强语气。那状态，就像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要不要吃“红豆冰沙”或“宫保鸡丁”一样仿佛在讨论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话题。
那幅画面在我心底端端正正地存留了许久，像是相册里某个纪念日的合影。
十年之后，等回忆那个下午，会猜：那一对男女，后来，过得好不好？还有没有在一起？
在被命运不懈地教训中，我已不是那么地迷信于“天长地久”。时间的长短跟一份感情的质量可以无关。因此上，不管他们有没有继续在一起，也好，都不影响他们的人生中曾经有过那样经典的一幕，像二战之后在纽约时代广场感动全世界的“胜利日之吻”，当时循真情带来的感动，早已超出道德伦常或契约本身的意义。
在他们的对话结束5秒之后，我在他们后面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