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最初是由三个肩挑小贩合伙创立的。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个人虽然都没有什么资产，但是经过他们的苦心经营，逐渐有所积累，规模开始越做越大。即使后来他们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却仍然保持着联合经营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赚了点儿钱就想着各自分开经营。
当然，独立经营相对于联合经营，也有它的优点。比如在管理上，可以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有非常大的决策权，可以自由调配资源，经营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比较灵活。
但是，独立经营，必然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不管是资产也好，还是人力也好，独立经营的企业，其竞争力不强，难以与规模较大的联合企业相抗衡。
所以晋商要想突破自身局限，尽可能地获取各种资源，减少成本，扩大规模，扩大竞争力，相应地扩大利润额，就必须与别人实行某种联合互助。这可以说是扩大商业规模，形成商业航母的必然之路。
那么晋商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联合呢？
（1）建立行会
晋商在各地建立行会，以地域为单位，进行行会的划分。这种行会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统一商业规则，分享商业信息，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商业互助。信息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此彼此分享商业信息，对晋商的商业经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商业活动必然伴随着竞争和风险。为在竞争中获胜，减少和化解风险，加强自身力量，山西商人内部出现了最初的组合形式——行帮。
据《长芦盐法志》记载：“明初，分商之纲者五，日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日泽潞之纲，日平阳之纲，日蒲州之纲”。所谓“纲”，就是早期的一种商行形式。
明代长芦盐商的五纲中，山西商人就占了四纲，另外一纲为宣府之纲，也多为山西籍商人。商行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方式，其行会下的各个商号，都是独立的经营实体。但是一旦大家面对共同的利益或者竞争对手，就会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形成较强的合力，对外产生较大的声势。
这种联合经营方式的主要功能是对内联乡谊，对外增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在商业谈判中增加谈判的砝码，获取主动地位，从而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嘉庆十九年（1814），当地税收部门非法提高对潞泽梭布商人的税收，引起山西商人的不满。潞泽会馆于是以商团的名义告到官府，一年后，经过几番周折，终于胜诉，税收获得减免。
（2）合资建立商号
在晋商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共同投入资本，共同经营，按资本的多少分取利润。投入的资本既可以是货币资本，也可以是货物、房屋门面、铺底字号等实物资本。
比如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叫王吉成的山西汾阳人，以贩卖珠宝玉器为业。他结识了一位专门给皇帝梳辫子的“梳刘”，“梳刘”因为侍候皇帝，存了一些钱，因此想拿出来做买卖。两人一商量，决定合伙创办一个绸布庄，双方投入的都是货币资本。
又比如：清朝嘉庆元年时（1796），有黄仁等三人合伙设立煤铺，其合同中写道：“立合同人黄仁，阜成门外北驴市口路东原有煤铺一座，家伙俱全，门面三间。因无力承办，情愿与张宜恩、林维乔三人合伙”。从合同中可以看出，黄仁是投入铺面等实物资本与张、林合伙。合同还规定了煤铺利润的分成办法是“黄仁三成，林维乔三成，张宜恩四成。”合同还规定了煤铺的最终控制权：以后除非张、林不做了，否则黄仁不能中途要回铺面。
再如：乾隆十二年（1815），右玉县贾又库，与本县人王厚、郭尧三人共出本银，在归化城开设“三义号”绸缎杂货铺。其资本运营的方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合资共营式。
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李步安、傅德共出银6500两，董禹出银4000两，陕西人徐子健出银两千两，合银14000两，去阿克苏买玉石1000斤，然后，6月份由傅德同董禹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
以上例子说明，合资运营的方式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相当常见。
晋商合资经营的方式，大多应用于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行业，这是因为金融行业对资本的规模要求较高。经营这些行业，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因此单个商人往往无力承担，而金融行业的高额利润又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之间进行资本联合是其必然采取的方法。
在包头城，由晋商开设的“兴盛号“、”兴隆永”、“天兴恒”等钱庄，都是通过合资方式建立的。很多有闲钱的官僚在看到钱庄、票号的巨额利润后，也纷纷与人合资开设钱庄和票号。
合资制，把大家的资本集中起来，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有利于个体商人克服资金上的难题，获得更多的商机。
合资经营的合作方式，把各人的资本进行调配组合，雄厚的资金成为商业活动中保证信誉的坚强后盾，它向客户或顾客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是大企业，资本的输出或产品的质量绝对有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的交易过程就更快捷，交易额也更大，同时价格上也能更优惠。
联合经营使晋商的商号、票号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在同业竞争中就能凭借其雄厚的资本，获取更大的主动权，甚至进行垄断贸易。
（3）人资联合
所谓人资联合，即人力和资本的联合。晋商各大商号常常是一家或几家拿出资本，由大掌柜负责经营，这种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合作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人力和资本相合作的方式。商号在各地的分号，同样也是人资联合的表现形式。
当然，这种人力和资本的组合，必须要求掌柜、伙计等，有端正的品行，必须对出资者忠实地履行职责，尽心尽力地为其工作。出力者，不仅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还要付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虽然掌柜或伙计没有出资，但是他们的劳动力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因此掌柜和贡献较大的伙计，可以和出资者一样获取利润分红。
人资联合的方法，使得资本所有者与资本经营者成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经理（代理人）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即运用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对企业进行管理。而财东（委托人）并不干涉经理的决策，只是在年终听取报告。但是，财东保留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如超出契约范围的投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等。
综上所述，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不断摸索出的联合经营方式，使其由弱变强，大大增强了商业竞争力。天下经商之人多至不可胜数，为何晋商能异军突起，独领风骚？“非常之事须非常人”，由此想来，晋商确实具有不凡的本领，才有可能在明清两代枝繁叶茂，称雄天下。
4．珍惜声誉犹如珍惜生命
在商场，盈利是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取得，一旦信誉丧失，必然招致商业失败。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有关诚信经商的谚语，如“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平、斗满、尺满足”；“买卖成不成，仁义都要在”等。
晋商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诚信经营的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宁可亏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功绩卓著，其财团之所以能越滚越大，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有卓著的信誉。作为金融信用业，山西票号更崇尚信誉，“各省银号汇兑银两，盈千累万，仅以一纸为凭者，信也”。试想一下，票号建立之初，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也没有其他的监督机制，人们为什么敢把钱存于票号？完全是处于对票号的信赖。
曾有一票号，一笔数千两银子的汇票无人来兑取，票号花了许多精力才得知这个商人已经去世，又特地通知其儿子前去兑取，像这种诚信不欺的例子在晋商中是不胜枚举的。
为维护买卖人共同的商业道德，晋商各商号除制定严格规约外，还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故职员中舞弊者甚少。若有一人失足，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因此而失去在整个行业中立足的资格，甚至殃及子孙后代。比如在当时的主要交易工具秤星的命名上，就很有特色。当时秤为十六进位制，这十六两的金色秤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在交易中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是“伤禄”，少三两为“折寿”，再亏就触及天上星宿之位，则天理难容。秤星也禁用黑色，以表示做买卖不能黑心、昧良心。
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商家经营更是忌讳这一条，但是出了误差往往更能看出商人的品格信誉。有些贪图小利的商人是欲盖弥彰，而以信义为本的商人则主动承认，认真改正，不仅不会损失自己的声誉，反而变不利为有利，促进了企业的更好发展。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众所周知，祁县乔家的商业是从包头起家的。在过去的包头城，许多冠以“复”字的商店鳞次栉比，均是乔家开设的。乔家最早的店铺叫复盛公，后来发展成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十九个门脸。其中复盛油坊是其经营胡麻油的专营店。胡麻是内蒙一带盛产的油料作物，乔家落脚包头就瞅准了这笔买卖，开展了榨油卖油的业务。后来，乔家的企业发展了，就建立复盛油坊专做胡麻油生意。复盛油坊的胡麻油榨制精细，品质优良，在包头一带占据垄断经营地位，远销关内外各地，很受顾客欢迎。“北路胡麻油”的牌子在长城内外打得很响。
有一年，乔家复字号复盛油坊名下通顺店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告诉乔致庸。乔致庸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挽回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于是他命顾天顺和通顺店李掌柜连夜写出告示，贴遍整全城，说明通顺号掺假事宜同时，凡是近期到通顺店买过胡麻油的顾客，都可以去店里全额退银子，以示赔罪之意。尚未卖出的胡麻油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并以此事教育员工：“商家是要追逐利润，但绝不干损人利己的事。”这次胡麻油事件，虽然商号蒙受不少损失，但因其诚实不欺，信誉昭著，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近悦往来，商业更加繁荣。
祁县的复恒当，门面并不是很大，但很注重服务态度，当物定价比其他当铺高。一年365天整日营业，连大年初一也不休息。而且还规定：每年除夕夜通宵营业，次日天明的第一笔交易叫天字第一号当，当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打折扣。因此，复恒当在当地商誉好。尤其是它坚守信誉，工作认真，给当户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一天，复恒当铺的柜台伙计由于疏忽大意，把一件狐皮大衣误识为羊皮袄让人赎走了。当狐皮大衣的当主来赎当时才发现了差错。事情报大掌柜知道后，他立即召集伙友训话，强调赎错当是当业大忌，是关系本铺名声的大事，一定要彻底清查，纠正错误。于是，复恒当铺全号伙友夜以继日地核对每张当票和账簿，逐人逐事回忆当时的情况。
经过他仔细排查，发现了一点线索，错赎范围缩小到临城的几个村子。于是，大掌柜亲自率人去附近农村调查，几乎把临城村当过皮衣的户滤了一遍。终于查明错赎户是北谷丰村的一位姓范的农民。大掌柜拿上羊皮袄送到范家，一进门就连声检讨，错在复恒当，绝不能怪范家。狐皮大衣取回后，大掌柜又亲手送还了失主，还对错赎做了一定经济赔偿。
更为奇怪的是：复盛油坊发生搀假事件后，掌柜一反“家丑不可外扬”的习俗，大肆向外人进行宣传，并将搀假的油篓公开示众销毁。这件事很快就在祁县城乡传播开来，它不仅未因出了差错而影响了复恒当的业务，反而使复恒当的牌子叫得更加响亮！这既体现了商人灵活的经营措施，又表明了把声誉视作自己生命的经商美德。
祁县乔家在做生意时，总是将信誉放在第一位。谁都知道，一些贪图小利的商家做生意的时候，总是在秤上作文章，他们有意把秤锤放小，从中取利。但是，乔家做买卖时，却恰恰相反，专门把斗秤放大，比市面上还加一两。乔家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所有消费者都知道，只要在乔家的商号里买的货物，都分量十足，这就树立了自己的商业形象。促使市民们把油、盐、酱、醋、米、面的开销都送到乔家，其盈利也大大地增加。
清代祁县富商乔致庸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
5．家有家法，号有号规
晋商之所以长盛不衰数百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制订并切实实行了严密而完善的号规。晋商有谚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铺有铺规。”号规无疑是商号的根本大法，其制订得是否完善，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对发展有利，无疑与商号的命运息息相关。
如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票号号规有这样一些规定和禁令：
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晋商在号规方面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诸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号规、休假制、账簿制、保密制等。晋商号规内容之全面，条款之严密，实施之切实，是现代不少企业难以做到的。尤其是令行禁止，人人遵守，更值得现代企业管理借鉴。
经理负责制主要是实行量才录用、规范管理的严格制度。用请掌柜、写合约、定人股来规范财东和掌柜双方的权益和行为。经理（大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不干预号事，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经理则做到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忠义来答报知遇之恩。经理在任期内业务突出有成绩者，则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