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长时间以来，周兴旺在一些同乡的介绍下，从一个工地，赶到另一个工地。做的都是苦力，每月只有几百块钱，但是毕竟比在农村挣得多啊。虽然很苦，但他每晚在工地上躺下去的时候都很踏实。在农村，田里已经挣不到任何钱了。一季下来，除去农药化肥和国家的上交，还能剩下什么？什么也不剩。剩下一堆粮食，三文不值两文的。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了。粮食是足够吃了。可是，农民们不光要吃饭啊。农民也需要钱。谁也离不开钱。
可是，钱从哪来呢？
年轻人在村里呆不住了。在电视上，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的精彩。男男女女都往外跑。小伙子们出卖力气，反正有的是力气。平时在农村里不肯使出的力气，到了城市的工地上，全发挥出来了。年轻的姑娘们，走进了饭店、洗头房，她们中有的不光出卖力气，还出卖肉体。
隔壁邻家的黑旦媳妇，
今年去城里挣钱，
回来时干净得水点都不沾，
可黑旦扒光她的衣服，
提一桶凉水，
把媳妇浑身上下洗了一遍，
黑旦说一水洗百净，
洗净了还是咱的媳妇。
周兴旺不想这些，每人有每人的活法。每月，他都走进邮局，掏出一把皱巴巴的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还有许多毛票，理好了，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汇款单上写上数字，寄回家里。
都是血汗钱，真正的血汗钱。
周兴旺不会别的，他只能出卖苦力。能有苦力出，他已经相当满足了。可是，就连这，对他也是一种奢望。一个工程总会结束。一结束了，自己就像是一只破包袱一样被人扔了出来。这样，他又得重新开始。
在这个城市里，他像一个幽灵。不，更像一个丧家犬，到处嗅着鼻子找主子。再低的工资也干。他当然也可以回家，可是，回家了又有干什么？
感谢这个城市，有那么多的工地，使他总能找到一些零散的活干。
这是一个分水岭。
人有各种各样的人。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人是有阶级的。
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
牛德衡心里当然很清楚，他还没有完全融进主流社会。他现在只是靠着自己的某方面智慧，混迹在主流社会当中。在没有成就一番大事业之前，他就是有些小聪明的。匡娉妮对他的这一点本领是比较服气的。有一次他们俩到外地去办事，结果汽车违章被警察给扣下了。匡娉妮说要找当地的一位领导。牛德衡笑笑，说：根本不用那么麻烦，你找他一次，还欠他一个人情呢？其实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匡娉妮当时还有些不信。牛德衡马上捏起鼻子，作腔作势地给交警大队打了个电话，“喂，我是政府办公室的张秘书。对。听说你们扣了一辆车？请你们马上放行。他们是赵市长的客人，你们怎么能这样？他们现在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五分钟后他们到你们那里。”放下电话，牛德衡笑了一下。五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交警大队，很顺利地就开出了那辆车。
不仅要做一个创业者，还要做一个艺术家。牛德衡感觉自己又是在创业，又是在进行艺术创作。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了，天衣无缝。上面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太小儿科了，完全不值一提。最有趣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是他在外地，从一家法院提走了被扣押的一卡车走私货物。那真是惊心动魄啊。
牛德衡看中了杨文华。他觉得这个女人会对他有用，他早就听说她和张副市长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据传，他们的特殊关系是张副市长还是常委宣传部长的时候就结下的。有一年，城市形象的外宣广告牌上就是杨文华的形象。31×45米的规格，立在江陵路口，非常醒目。牛德衡想：这样的女人，虽然年老色衰了，但她潜在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要利用好。不久，他就约请杨文华参观自己的公司。在他个人的办公室里，他让杨文华参观了墙上他和一些领导同志的合影，还有一些领导的题词。老实说，这一招他还是向税务局的李二真阮局长学来的。这东西管用啊，它就像过春节时江南农民家里门上贴的那种门神符。那了门神符，是凡来搞他牛德衡的人，就不能不小心谨慎。单凭一张照片，谁也搞不懂他和那些领导之间到底有多深的交情。而且，这种广告效应，比花钱在报纸上做，有时还要起作用。
不光是请政界的，牛德衡也请文化界的名人，像杨文华。牛德衡也算看透了，这帮文化人，只要你花钱，他们就敢为你吹。他们的眼窝子还浅，不像那些领导，只是三文不值两文的就可以打发。
公司里一应俱全。牛博士在公司里聘用了不少人，他们当中有大学生，也有社会上的业务人员。牛德衡按月发给他们工资。谁也不知道，牛德衡实际上是把这个公司分为两块。他把一部正式的生意交给他们做，是赔是赚，他都不太关心。自己是另做一块业务。而这块业务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永远也不知道他的内幕。他一个人把这块做得巨大无比。公司里的那帮人对他崇拜得不行。他们只知道牛总经理的生意做得特别的大，他就是他们的救星，衣食父母。他们依靠他而生存。
由于有着正式的那一块存在，所以牛德衡就像洗黑钱一样，把一切不合法的收入，都变成了正当收入。而且，他这种洗钱法，真的是方便极了。一切都在自己方寸之内，像变戏法一样，把这个口袋里的钱装到另一个口袋里，瞬间就合法起来。
牛德衡开始就没有想过要睡杨文华。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牛博士即使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也不会成问题的。一个晚上，在一个宾馆的套房里，牛德衡送给杨文华一只价值八万人民币的瑞士表。他说：“看你蛮喜欢表的，送你一只。”杨文华的脸上立即表现出有些不知所措，又惊又喜，又愧疚，一副无以回报的激动。牛德衡看到她低头时，开心领口露出的那一抹白色乳沟。“真是漂亮真是漂亮，我怎么能收下这样贵重的礼物呢？”她嘴里不停地这样说。牛德衡在她肩膀上捏了一下，说：“放心吧，你又不是官，犯不了受贿罪的。我们只是朋友，送你一点小礼物而已。这算得了什么？”
杨文华被他一捏的时候，就势就有往他怀里倒的意思。牛德衡抱了抱她，闻到了她头上的一股生油味。他细看到了她眼角处的一些皱纹，不年轻了。她哪能和董玉颖相比？隔着衣服，牛德衡博士就能感觉到她乳房的松绵。在这方面，牛总经理也已经是堪称专家了，他只消看一看，就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好用。董玉颖的乳房虽然没有这个杨文华的丰满，但是小玉颖的毕竟是结实啊，没有松软。她还像个姑娘的乳房，而杨文华的则完全是妇人了。
“喜欢吗？”他问。
她有些喃喃，“喜欢，”一边说一边就将嘴巴移向牛总。牛总知道她理解错了意思，他是问她喜不喜欢这只表，而她看来是以为他问她喜不喜欢这件事，或者是他这个人。他不想和她相吻，但他又不好拒绝，只好蜻蜓点水一样，在她唇上碰了一下。
牛德衡从来也没有在心里把这个杨文华当成情人。他所想证明的，只是这样的一句话：即使是一个名女人，你要想睡她也是容易的。牛德衡睡过的女人不少，但他事实上并没有多少成功感。可是，杨文华就不一样了。杨文华是本市的名人，出道早，见过的世面也广。他没有想到一切就是这样的容易。当他们第三次在宾馆里见面的时候，牛德衡一把就将手伸进了她的内衣里，抓住了她的乳房。
“你干什么？不、不要这样。”她的声音让牛德衡听上去都有些奇怪，软绵绵的，这是反抗的声音吗？
“我喜欢你。很早就喜欢你的舞蹈。你是我的梦中情人哪。”牛总说。他一边说，一边就把她的裤子脱了，连短裤也脱了下来。
“你真是个冤家，”她长长地发出这一声短叹，然后自己横陈到了铺有洁白床单的床上，稍有些羞涩地并着腿，可是那一丛黑毛还是非常扎眼在显现在牛博士的面前，“你真是服了你呀。你怎么会这么霸道地要我？”
牛博士在最后一刻差点就打退堂鼓了。他并没有想到会这样快。他只是想让她降服。可是，现在她变得主动了，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你对女人的态度有问题。”在紫竹山的那个晚上，罗萌萌对我说。我说：“怎么啦？”她说：“在你的描写上。”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经常会被说起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作品里写到女人被男人降服，批评家（职业的和非职业的，这里泛指一切读者，男性的，女性的）就会说：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们进一步说，这种大男子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是可笑的，反映了作者的个人趣味是很低级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不和那些批评家争论。争论是没有意思的。一个男性作家，在写作时，他必定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用的是男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哪怕是自以为是的。至少我本人做不到，一边写作一边还要从女性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不止一个编辑出版家对我说：“你要改一改，你要再这样下去，会失去一大帮女性读者。”这在我过去的一些作品中有所反映。年轻的闺中淑女，非常不喜欢我的小说，说我骨子里对女人很霸道。有一次在一家出版社召开的文学座谈会上，有位名气很大的中年女作家甚至要求这家出版社的领导，对我进行人生观的教育。
那么，相对于这样霸道的男人文学，女性文学呢？更准确地说，女权主义文学呢？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在她的一部长篇里，直接写女性的自慰自渎，并号称在她本人的生活里真的不再需要男性。女人的性快感，自己就可以获得。文学批评家呢？特别是男性批评家，非但不批评，甚至还喝采，你说这些是不是有病？这种批评家所以喝采，不外于他在能够进行传统的性交之外，还能看到别人在用西洋八十法。你要是真的让他在生活里到处碰到不要男人的女人，他不发疯才怪呢！
“你总是把我们女人写得那么容易上钩。”罗萌萌认为我的论点也对，但她又这样抱怨说。
“难道生活里不是这样吗？”我问，“这是一个男权世界，男人瓜分了世界上的一切，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瓜分了，也包括瓜分了你们女人。女人只是男人瓜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事实上容易上钩的不是你们女人，偏偏是男人。你难道没有看出我写的那种潜在意思？”
“没看出。”罗萌萌说。
我也不想和她争，于是哄她说，“好了好了，以后我不那样写了，行吗？”她笑笑，偎到我的怀里，撒娇说，“谁说不让你写啦？你以后写，要写我们女人在上床的同时，也还要摆一摆架子。像杨文华这样的，太让我们女人丢脸了。她好赖也是一个名女人哪。”
“好好好，下次我写一个架子十足的公主。”我说。
“口是心非！”
我说：“你看你，左右不是啊。”
罗萌萌咄咄逼人，“说，我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那么不值钱？你一定也看轻我。”
我说：“别瞎扯，你是不是想要我说难听的话，你心里才好受？”女人，常常忍不住要在心里作践自己。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是喜欢她的，真的，我觉得在她身上有很多可爱的东西。她骨子里有一种很纯粹的东西。
关键的当然还在于罗萌萌喜欢和我谈论文学。我很喜欢和她谈论文学。也许是由于她作为职业编辑的缘故，她对当代文学走向的把握是清楚的。有时候，她比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弊病。她欣赏我的文字，欣赏我小说中的那些奇特的想像和大胆的细节。她对我小说的理解，与别人的常有不同之处。她常常是另辟蹊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和她谈论文学，兴趣盎然。
她是我在文学上的一位知音。
红颜知己。
和她在一起，总有无数的话要说。可是，她有工作，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所以，我们的分手也是必然的。我把她送上车，约好了不久的日子再见面。前面的两天里，我们已经多次谈到结婚的事。她要我去北京。她说你反正是专业写作，不如到北京去。很多人都到北京去了。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那的作家容易引起关注。北京是一个制高点啊。北京还有很多汉学家，汉学家可以翻译小说，介绍到国外去。介绍到国外，流传开来，说不定还有获诺贝尔奖的希望。
我笑。笑她真是一片美梦。前景描绘得那么好。我也真的动心了。动心的不是我可能会获什么奖（那几乎是一个梦话），而是她在北京有房子，她上班，我写作。新的生活。我获得的是新的生活。当然，我们也可以买新房子，买车。这些年来，我积下了一笔版税收入。虽然，和富人们没法比，但是，比起正常的上班族，我还算得上是个有钱的。如果结婚了，我们根本不用为经济发愁。
她要求我去北京的心情非常迫切。她恨不得我马上就跟她走。我说你至少要和社长总编们说一下，和我结婚了。她说：“这是我的私事，关他们什么事呀？”我笑着说：“我内疚啊，下次见了面，你们社长总编一定饶不了我，说我引诱了你。一个大姑娘来的，得，回去以后成了某人的妻子的。”
她也笑，快乐而开心地笑。
笑得很甜。
我说要等等，我要把这边的一些事情安排妥当，才能去。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还要和相关的一些朋友作说明。至少，我还要去看一次林萍。毕竟，我们有孩子。我不可能做得那么无情无义。对老人，对孩子，对她，我都要有所交待。
罗萌萌同意了。
第一件事就是赶往医院。
罗萌萌一走，我的心里立即空落落的。由于她的到来，我好几天没有去医院看望林萍。我当时告诉她，外地来了一位编辑，我要作陪。她当时就说：“你忙你的吧。我这里没有问题。楠楠让她跟着我妈。”她过去也是这样，只要外面有朋友来，家里有再大的事，她也放我出去。她认为我的事业大于一切。当然，我没有向她说这次来的是一位女编辑，而且还是一个年轻漂亮，与我关系非同寻常的年轻女编辑。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感。
这种内疚让我有些紧张。
我为什么要内疚呢？
想到这里，我就迫不及待地往医院去看望林萍。当我从火车站打车来到医院病房的时候，林萍已经休息了。我的到来把她惊醒了。
“送走了？”她问。
声音有些虚弱。
“送走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