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铁凝虽然不是知青，也很少写知青题材，但习惯上把她放在这一群体。铁凝算是少年得志，1980年刚满23岁就出版了小说集《夜路》，虽然还显得稚拙，但那种流畅与明丽也颇为令人惊异。1981年，铁凝发表的《渐渐归去》、《那不是眉豆花》都显示出铁凝描写生活的才能。到《哦，香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铁凝已经颇为让人刮目相看，这篇小说写乡村女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写得清新纯净。铁凝的小说叙事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持续的主题，那就是生活于乡镇的普通人如何试图摆脱狭隘封闭的生活圈子，走向外部开放的更加文明的生活。当然，铁凝尤为注重的是摆脱内心的狭隘性。1983年，铁凝发表引起广泛争议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写一个敢于表现自己个性的16岁女学生的精神面貌。这个喜爱穿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少女，凭着她的少女天性随时打破刻板的生活规范，大胆追求美好自由的生活风格。这些行为现在看来自然而然，而在80年代初期，则是极富有争议的思想作风问题。这篇小说在青年学生中传诵一时，成为当时个性解放、表现自我的象征。铁凝后来还出版了长篇小说《玫瑰门》（《文学四季》，1988年第9期）等作品，风格更趋于成熟且多样化。
王安忆，1969年初中毕业，年仅16岁就到淮北插队，3年后调到当地文工团演奏手风琴一类的乐器，1978年回城。从小说写到的直接经验看，3年的知青经历似乎并未给王安忆留下特别深刻有力的印象，倒是6年文工团的生活不断在王安忆的小说叙事中时隐时现。但文工团也并没有脱离知青的轨迹，它是知青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因为它依然是远离故乡，依然在54第一章主体的确认：新时期的历史建构异地。所以王安忆的小说写到文工团生活时，带有很强的知青这代人的观点。最典型的是王安忆后来写的“三恋”和在90年代初期写的重审理想主义的小说。王安忆关于知青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上海文学》，1981年第10期），与回顾知青经历的流行主题不同，它较早注意到知青返城面对的现实问题。
主人公陈信经历10年知青生活的磨炼，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上海，因此“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但是，城市生活已经今非昔比，已经陌生的环境和紧张的节奏，使他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他很快就产生失落感，他开始了寻找“真正的归宿”的思索。小说通过对现在的失落与迷惘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这代人被耽误青春年华的悲剧命运。王安忆似乎力图给出一些希望，陈信们意识到这一问题，似乎就成熟了，就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这种“遗憾”显然不是暂时的，它决定了这代人的道路始终艰难曲折。王安忆此后不久发表的《流逝》（《钟山》，1982年第6期）是一篇颇受好评的小说，小说讲述一位妇女从富裕到贫困再到富裕的生活变化，显示出王安忆表现人物的心理意识的艺术才能。王安忆是中国大陆最出色的女作家之一，她后来的小说显得大气，女性色彩不浓，她尤为注重从她这一代人的经验来看待现实，她总是不懈地思考这代人的生活价值，他们被历史选择的命运与他们试图重新选择的那种矛盾状况。王安忆后来有不少长篇小说，如《纪实与虚构》（1991）、《长恨歌》（1996）等，都显示出她驾驭丰富厚重的人类生活的写作能力，但小说叙述王安忆的三恋是：《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90年代初期，王安忆发表了《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和《歌星日本来》，重审知青一代人和50年代“右派”群体的理想主义却显得滞重和累赘。
1982年，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引起热烈反响，这篇小说把知青返城的那种失落感和迷惘，改变成积极主动的理想主义。小说描写知青易杰从海南岛农场回到广州，经营一个小餐馆使他的生活变得安定，但他的思想却难以平静。他认为他不能只顾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满足于经营小餐馆，而是应该承担起继续建设好海南岛的农场的责任：“无数往事都一笔一画地铭刻下来了，我肩上已负起那么多人的悲欢，它们不会对我无所要求的。我不是一直为这种使命感弄得辗转不安么？”他意识到他必须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奋斗，否则他今后的心情将永远不得安宁。为了服从这一使命感，他连爱人都作了重新的选择，在城市时髦女郎小汀与朴实而有理想的暮珍之间，他选择了后者。80年代初期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期，理想主义似乎是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只要把自己的选择想象为是为社会作贡献，那么，不得已的抉择也具有了崇高的意义。《南方的岸》试图抹去一代知青的挫折感，而代之以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去激励人们，其社会意义当然不可否认，但中国文学总是不断以乌托邦的观念去引导社会，把现实矛盾加以想象性地解决，文学与社会群体不谋而合构建一种共同的想象关系，文学契合这种想象，也反过来生产这种想象。不管如何，80年代上半期是需要共同想象的时期，孔捷生的《南方的岸》风行一时，也说明那时的人们乐于从中去获得战胜挫折感的力量。
由于梁晓声的出现，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犷的情愫，并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英雄主义色调。梁晓声，1949年出生于哈尔滨。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1974年被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编辑工作。梁晓声在70年代末写过一些短篇小说，56第一章主体的确认：新时期的历史建构但影响不大。1982年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第8期），使梁晓声开始成名。小说讲述一支知青垦荒队经过危险的沼泽地，去到艰苦的荒原建立垦荒点的故事。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他们经验不足，相继牺牲好几个人。梁晓声描写了北大荒极其艰苦危险的生存条件，但他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展示上，也不作深刻的反思，而是把艰难困苦的北大荒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奋斗的壮举。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彻底抛弃过去的一切，决心与这块土地打成一片，上海姑娘李晓燕，能歌善舞，自愿来垦荒队，而且立誓三年不回家，并向全连女青年倡议：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竭力把自己改造得更符合“劳动者的美”。她们结果都为这块土地献出了生命。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不同于同时期反省知青经历的文学的那种悲戚的幽怨之音，他用高昂的声调去讴歌同代人的战斗经历，他们无私的奉献和面对自己历史的无悔无恨的感情。梁晓声的小说叙事也颇为刚健雄劲，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与一些细致的感情纠葛相交织，使这篇小说在激越的书写中还不失委婉动人的情致。
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在当时激起了同代知青的极大反响，他随后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青春丛刊》，1983年第1期）则是以更加充沛的英雄主义式的豪情壮志去重写北大荒的一代知青。小说讲述1979年冬，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某团正在召开的一个关系到全团800人返城还是留场的决策会议上，团长与政委发生了分歧。正当此时，扣压在总部关于三天内办完返城手续的机密被泄露了，散居在方圆数十里的知青们举着火把，驾着各种车辆涌向团部。也正在此时，北大荒特大暴风雪也席卷而至，凶猛地袭击着骚乱的人群。于是，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各种人物按其各自的思想、心理和性格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梁晓声把各种矛盾压缩在这个暴风雪之夜，也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极“左”思潮在建设兵团造成的恶果和由此给青年们带来的种种命运。不能说梁晓声塑造的这些英勇献身的兵团战士是夸大其辞的产物，那时的热血青年确实比比皆是，但同样是兵团战士的梁晓声，应该对这种精神背后的历史谬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应该对在狂热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革命壮举”进行反思。在梁晓声的具体叙事中，塑造可歌可泣的时代英雄与批判极“左”路线是相互脱节的，对极“左”路线的揭示只是用于反衬“英雄壮举”，英雄壮举本身的历史含义被掩盖了，它们作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这一事实被它们的英雄气概所遮蔽了。在当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就连王蒙对这篇小说也是赞赏备至：“它气势宏伟，对比强烈，冲突尖锐，气氛紧张，整个小说非常抓人，读起来难于释手，读后心怦怦然，心潮久久难以平息……”“它不是写在书斋案头，而是诞生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暴风雪之中。”当然，要求中国作家去思索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命运的根本缘由是不现实的，提出这样的疑问显然也不符合中国作家的思维习惯，他们总是回避最根本的矛盾。因为这种回避，他们总是不能触及历史的本质。如果说，历史本身存在谬误，也就是说这种献身行为的前提发生谬误，那么这种献身的“英雄意义”就有必要进行多层面的开掘。只要站在90年代来观看这种英雄气概，就很容易发现，正是过于浓重的英雄气概掩盖了历史的悲剧性症结。梁晓声后来还有长篇小说《雪城》（1988），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的，这说明一种意识形态总是有相当强大的现实基矗人们热衷于从文学作品中获取多种力量，这取决于这一时期的实际需要。80年代是需要昂扬向上的力量，备受挫折的一代知青需要浓郁的精神抚慰，梁晓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诉求及时提供了这种需要。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梁晓声绝不是有意掩盖历史，误导同代人，一方面这是他的认识，另一方面这是他的同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多年之后，梁晓生又创作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年轮》（1995），在北京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这一年在全国各地都有关于知青题材的书籍和电视连续剧，充满了人们的阅读时间和视觉空间，但已经没有当年的豪气，除了商业主义的利润，再就是淡淡的怀旧情调。
80年代上半期是一个激情横溢的时代，而文学则更是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力量，只是三番五次的政治思想运动，以及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让文学的昂扬精神有所收敛。80年代上半期，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也许最为耀眼，他的一系列小说都以昂扬的激情倾诉这个时代青年人不可遏止的历史愿望。张承志1948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辽阔苍凉的草原赋予张承志以雄劲勇猛的气质，而草原牧民的深情则给他永志难忘的记忆。197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人民文学》，第10期）就是这种情怀的直率表达。张承志宣称：“母亲一人民，这是我们生命的永恒主题！”（《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承志所有关于草原生活的小说都贯穿着这一主题，他的“母亲一人民”可能具有具体的个人记忆，但又显示出最抽象的共名特征，张承志总是以浓烈的感情书写他的草原记忆，表达他对牧民的感激之情。《黑骏马》（《十月》，1982年第6期）以强烈的抒情叙事使张承志获得空前的声誉。这篇小说讲述一个为蒙族收留的汉人与牧民建立深厚友情的故事。主人公白音宝格力长大成人离开草原去上大学，多年后他回到草原找寻往日的记忆，但慈爱的老奶奶已经去世，初恋的情人索米娅也已远嫁他乡。他骑着黑骏马四处追寻，终于找到往昔的情人，但索米娅已经不是梦中的小姑娘，而是被沉重艰难的生活所折磨的三个孩子的母亲。
1984年，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十月》，第1期），在题记里，他写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矗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是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张承志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应运而生。只有那个雄浑的大自然背景，只有北方那四条巨大的浸透着历史文化和民族魂灵的河流才能与这个“超镜像化”的自我形象相配。
张承志曾经骑着“黑骏马”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寻觅他失落的青春记忆，《老桥》中的那种忧郁、怀恋、失意和迷惘并不仅仅是张承志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整整一代知青文学群体的集体记忆。那段记忆被埋葬之后却获取了现实的激情，它用于书写“大写的人”的理想铭文。获得了历史起源和现实本质的主体，现在站立在雄浑的大自然面前来确定自我的自然的历史。对于迫切揭示自我本质力量的主体来说，仅仅依靠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短暂历史当然不够，它必须要有更加永远的历史，并且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沟通。这个挣脱了“文革”记忆的“人”，现在向更加久远的历史传统，向更加广阔的大自然吸吮自我的生命本质。
于是，张承志的那个“他”一一这个一直在母亲怀抱里长大的苦难之子，这个被“父亲”遗弃的孤独之子，现在突然感悟到自我的生命力量，迅速决定抛弃（当然是在观念上，在记忆中）那个“狗东西”，他站在“自信而强悍”的大河边：“可是，今天你忽然间发现，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父亲，而且你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今天真好，今天你给自己找到了父亲一一这就是他，黄河。”
他走到黄河边上，他感到眼前的大河充满神秘：“哦，真是父亲，他在粗糙又温暖地安慰着我呢？‘爸……爸’他偷偷试着嘟囔了一声，马上又觉得无比别扭和难受。远处的河水不可思议地凸起着摇荡着。你告诉我一切吧，黄河，让我把一切全写上那张考卷……那将不是一张考卷，而是一支歌，一首诗，一曲永恒的关于父与子的音乐。”（着重号系笔者所加）现在，这个无父之子，这个一直被父亲抛弃并仇视父亲的儿子，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了充溢的生命力，他反过来抛弃了那个“狗东西”（生父），成了自然之子。这个“大自然”（河流）不仅象征着生命的源流，同时象征着民族、祖国、历史和文化传统。那片被钳入河流的彩陶，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显得偶然而勉强，但却绝对必要。因为“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这片彩陶轻而易举就把伟大的自然与悠久的文化缝合在一起。我们的自然之子不仅分享着大自然的无穷生命力，而且自然地汇入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在这里，“自然”是第一义的、活生生的，而历史与文化传统不过是勉强贴上去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