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会津及其他藩的抵抗也露出终止的兆头，天皇决定东幸。9月20日，天皇起驾离开京都。而前一天--即19日，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带领家臣手代木直右卫门、秋月悌次郎、枇川彦次郎，向米泽藩的军队投降。
无论怎样，御驾亲伐庆喜以及迁都大坂的计划等，都很难理解为是出自新帝的本意。正因如此，东北地方的各藩主才认为官军所为乃是无视圣心、挟持幼帝的私斗，坚决予以反抗。
客观来说，他们的反抗绝非毫无意义。正因有了他们的反抗，才令庆喜的“恭顺”望之犹如高远的富士山，促使了包括萨长众人在内的整个日本的反省。
于是，明治元年（1868年）9月20日“天皇东幸”时，“讨伐庆喜”、“天皇亲征”等阴谋性内容已经变成了天皇驾临改称东京的江户。正因相信事情理应如此，在鸟羽、伏见的激烈冲突之后，庆喜才立刻诚惶诚恐地退至江户，一味保持恭顺，为日本铺设出一条轨道……
因此，天皇东幸便是为明治维新这一大革新所铺设的全新的心之轨道，天皇政治便在这一轨道之上开始行进。而在新帝御驾离开京都的那一刻，庆喜已经从政治斗争的世界中消失。他虽已消失，但轨道已经铺好……
倘若忘记这一事实，便无法看清后面的历史。新明治的历史便是从庆喜的恭顺和新帝的东幸开始的。
只要正确看待这一政权的授受关系，便可明白当初那般强硬地反对兵库开港的萨长和公卿们为何会如此轻易地变为“开国派”。
开拓了以欧式风格与列强外交团进行外交交涉道路的是庆喜。此外，巩固西洋式军备的基础也好，营建财界团结的基石、以公会形式与对方交涉也好，全都在按照庆喜远大计划的线路行进。
正因如此，无论贯彻恭顺的庆喜是多么大的障碍，新政府都没有除掉他的理由。
理所当然地，第二年（1869年）9月28日，朝廷下达宽宥诏书“解除反省处分”，而天皇东幸便是达成此事的先兆。
9月20日，新帝离开京都。在车马东幸途中，他向各国公使发出谕告，说明一切外国事务均在东京处理。一行自石部站出发，经土山站、关站，于24日在途中遥拜了伊势神宫，并于4日抵达市站。
一路上，愤愤不平的诸大名纷纷效仿庆喜的恭顺，或是提交谢罪、降伏的请愿书，或是重新宣誓效忠，均在新的皇风面前拜服。
在车驾抵达桑名的9月25日，因勇敢作战而遭致毁灭的长冈藩主牧野忠训也谢罪乞降。
自此，为乞求保住庆喜性命而作出努力的西乡隆盛、胜海舟等，这些铸就了江户开城的明治功臣们的伟业也开始逐渐散放出民族团结的光芒……
新帝一行一路接纳向官军投降的诸侯，渐渐向骏府进发。9月27日，当一行经过热田时，新帝特地参拜热田神宫，并于28日抵达冈崎。29日经吉田站，10月1日抵达靠近荒井站的潮见坂，第一次见到了太平洋。
新帝第一次见到大海的雄大景观，与在桑名时的眺望自然不同。大海壮阔的景致自然也令新帝的心境变得愈发宽广。
2日，车驾通过今切渡口，经滨松、挂川、藤枝，于10月5日抵达江尻，6日抵达吉原，7日抵达三岛，8日抵达小田原站，通过人山人海的拜谒人群，顺次进入关东。
7日，车驾抵达三岛站时，新帝特意召来近侍，夸奖道：“经过德川家达（六岁的德川家当家）的领内时，沿途警卫十分周到。”
在新帝经过之日，庆喜因处于反省期间，只允许了侍从为他梳头。侍臣们想要进一步为他梳理月代、更换衣服，都遭到了庆喜的拒绝。
车驾终于离开藤枝，临近府中。庆喜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身穿带有家徽的木棉和服和小仓裤裙，端正姿势，一动不动地拜倒在地，祈祷天皇平安，直至车驾前往江尻。
庆喜在骏府时一直坚持这样做。铁路开通后，每当天皇乘坐专列往来时，庆喜总会换上家徽和服，走过泥泞的道路，来到寓所所在的原代官府门外，远远地隔着稻田，面向铁路，施以最尊敬的礼仪，直至列车通过，风雨不误。
正因庆喜如此虔敬，当有人将下榻于三岛站寓所的新帝赞誉关东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才会保持着端正的身姿，双手紧抓裤裙，低声啜泣。
“从江户到东京的道路……开通了……”
当时的人们想必还未能理解庆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庆喜的泪水一定是出自“太好了”这种感慨万千的情绪。在他铺设的从大政奉还到恭顺的轨道上，车驾终于第一次通过。而且，当时他的恭顺已令萨长舍弃私愤，逐渐营造出全新的氛围，令大家一致平等地团结在新帝膝下……
“从江户到东京！”
这是新日本的巨大洪流。正因如此，此事在万人心中必定产生出了各不相同的感慨。其中，“水户的勤皇（德川氏的勤皇）终于实现了”这种比任何人都更为强烈的感慨之人必定是这位最后的将军--德川庆喜。
庆喜毫不理会满眶的泪水，就此消失在政治之外，继续流着男儿泪，令近侍们感到不明所以……
新帝东幸后，庆喜便从政治表面消失了，但认为他从此便在幕末的政治史上彻底消失的想法，至少并非是日本式的想法。
他的才能和生活能力丝毫没有退化。不，应该说就在这些能力逐渐变得圆熟时，他却毅然决定退隐。实际上，这其中存在的“政治”要远远超过其表面上的活跃。
从小到大，他从未考虑过为出人头地或自己的野心而行动。普通年轻人则不同，一般都会认为如今正是春天来临之际，自当挺身奋起。这便是二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说是更高境界的政治本身，也可以视作是远超普通功臣们的“自负之心”。
“既然新轨道已经铺好，倘若我再出面，将令大家为难。”
初代将军家康短短两年时间内便辞去了将军职务，以隐居将军的身份开始培养第二代将军秀忠。在创业时期，这或许是最好的做法。
然而，庆喜的大政奉还却与当时有所不同。其目的是为了令诸政一新，倘若奉还之人仍旧恋恋不舍地干预政治，本该予以培养之人将无法成长。
这与一个家庭的情况完全相同。已经退隐的父亲对诸事一一干预，儿子恐将无所适从。
而且，开国方针和强兵富国的方针都已开始行进在庆喜铺好的轨道上。此外，庆喜蒙上贼名并被勒令隐退的这个感情上的问题依然残存。因此，倘若庆喜加以干预，新政府的所有人一定都会认为：“看吧，他果然是在玩弄阴谋！”
若是想不到这一点，便无法理解庆喜的哲学。在庆喜看来，不干预任何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庆喜的恭顺超越了感情，是对“大义”的实践，是为一君万民中的万民而存在的政治……庆喜相信，这才是日本国体，而维护这个国体才是为政者应该遵守的义（道理）之中最大的“大义”。同时这也是他的生存基准。
因此，“不能妨碍新世代”这种感情既是一种王者之爱，是一种体贴，也是武人严格的自律。
总之，自庆喜决定隐居反省之日起，他便从未出口干预过德川家内部和天下的任何事情。其苛刻程度令近侍众人也瞠目结舌。曾被称作近侍第一人，后来官至太政官大书记官的永井尚志对庆喜无比想念，特意前来静冈拜访，竟然也遭到了庆喜的拒绝。
就这样，明治元年（1868年）11月4日，朝廷取消征东大都督一职，发布了国内平定的公告。
然而，当时箱馆一带的榎本武扬之乱尚未平定。11月5日，新政府命令德川家达对此加以讨伐。
德川家达便是作为隐居反省的庆喜的继承人，继承了德川宗家第十六代当家的田安庆赖之子--龟之助，是越前春岳的外甥。
其时，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叛乱军率领旧幕府的开阳丸及其他军舰聚集在箱馆，而家达年仅六岁，自然无法平定。
新政府声称榎本等人乃旧幕臣，当由家达加以镇压。由此不难想象，新政府着实难以应对榎本等人的战斗力。
当时新政府正因接纳及处罚以投降之名接连宣誓效忠新帝的旧佐幕派大名而忙得焦头烂额。因此，新政府只能命令家达镇压叛乱，但原有俸禄被减至七十万石并退居静冈的家达年仅六岁，终究无能为力。
于是，11月12日，松平齐民（津山）、德川家达（静冈）、德川茂荣（纪州）、德川庆赖（田安）四人联名提交请愿书，表示“德川家达年幼，恳请命他藩讨伐箱馆”。
新政府令其待命，进行了多次商议后，最后甚至提议由庆喜带领松平齐民直接赶赴箱馆镇压。虽然这一计划后来突然中止，但其中明显透露出了新政府对庆喜手段的期待和畏惧。
新政府的首脑对庆喜的手段和实力实在是再了解不过了。正因了解，以前才会想方设法除掉庆喜。由此一来，就不得不将庆喜不干预新政府任何政策的决心视作王者的怜恤。
话说回来，日本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国家啊！武力与武力的对抗已经呈现出所谓革命战争的状态，以致无法收场，但最终却以庆喜的“恭顺”这一行为为中心，使所有问题得到了解决……
应该也有人会认为这要归功于新政府功臣们的手段。不过，纵论手段，也是庆喜更胜一筹。但庆喜仍然坚持表现恭顺之意，最终令反政府的人也逐渐接受，创造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天皇世纪（明治时代）……
事实上可以说，欧洲人认为“不可理喻”的正是这一点，而庆喜则彻底将其看穿并付诸实际行动。
12月7日，朝廷命令庆喜之弟德川昭武（水户）讨伐箱馆，新帝下诏宣布将于明治二年（1869年）再次行幸，并于东京城内规划建造宫殿。可以说，如此一来，整个日本终于真正平定，恢复了新的秩序，江户就此彻底变成了东京。
该年9月28日，德川庆喜的反省处分也顺理成章地被解除，自10月5日起，绀屋町原代官府便成为了德川家一位市井之人的隐居之所。
庆喜其时三十三岁，就年龄而言，可谓正值壮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