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弗雷德里克太虚弱了，脸色苍白，不停的咳嗽声显得那么刺耳。玛丽娅一家人都围着他团团转。
医生嘱咐病人必须卧床休息，玛丽娅便立即担当起护理职责。有些闻讯赶来的崇拜者也被玛丽娅用弗雷德里克的名义谢绝了。
弗雷德里克时时用眼神在告诉玛丽娅：谢谢，我多么爱你。
聪敏的玛丽娅心里明白爱神之箭已经迅疾地飞过来，她毕竟还年轻，初次尝到了这种甜蜜、神秘的感情滋味。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很有礼貌地请弗雷德里克坐在铺着红色厚绒的椅子上，然后拿起画板，小心地勾勒出这位音乐王子的脸廓。
一个月之后，沃特金斯基伯爵太太一家要回德累斯顿，恢复健康的弗雷德里克突然宣布也要去那儿。
伯爵太太并不感到吃惊，她已猜到这个“第四个儿子”的心底秘密。玛丽娅弯腰在整理自己的衣物，漂亮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半个脸，好像没注意到母亲投来的询问眼光。
在德累斯顿的旅馆登记簿上，弗雷德里克填写的身份是“音乐教师”。
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过去了，玛丽娅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只要门外有一点动静，她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脸上浮起了红晕。
求婚！
弗雷德里克在心底里已把这个神圣的词语浸透在一次又一次掀起浪潮的情海里，但他一旦走出房门时，又退缩了。
终于在9月10日的周末下午，伯爵太太听到了“第四个儿子”正式提出向玛丽娅“求婚”的事。
伯爵太太也早有准备，婉言解释说，她将回波兰与丈夫商量，眼前还不能马上做出明确的答复。
窗外9月的黄昏景色在双方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这场认真的谈话结果。伯爵夫人不想让弗雷德里克太失望，她还是很喜欢这个有音乐天赋的小伙子。最后口头答应他与玛丽娅的非正式订婚关系，但要求这两个年轻人必须保密。
“黄昏”一词以后出现在伯爵夫人和玛丽娅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暗指这天傍晚谈的事。
要用兴奋无比的词语来形容弗雷德里克此刻的心情仍然远远不够，他觉得世上一切美好的音乐都是为他创作，为他演奏，“幸福”的滋味原来是浸泡在玫瑰蜜汁中。
第三天（9月12日）他突然出现在莱比锡城里，罗伯特·舒曼惊讶地张着嘴，面前站着的正是弗雷德里克。
前几天舒曼还刚刚寄出一封信，希望能再次见到在德累斯顿的弗雷德里克，并说：“假如我离卓越的人物那么近而不向他致以崇敬、爱戴之情的话，那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弗雷德里克突然上门也是想让舒曼共同分享自己的最大愉快，他不停地弹奏，尽情地抒发。
但出乎意料的是弗雷德里克弹奏的乐曲并不都是欢快的，其中有一首是他前不久创作的第一首《G小调叙事曲》，以后他又创作了三首叙事曲。
他的叙事曲具有浓厚的浪漫抒情色彩，显然是从歌剧中得到启发。《G小调叙事曲》中充满了悲愤之情和激烈的悲剧性冲突，在结构上接近于奏鸣曲，但又被处理得潇洒自如，难以套用某种传统的乐曲模式。在这之前的叙事曲主要是属于声乐体裁的范围，弗雷德里克则是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器乐中来，因而在西方音乐史上他被称为浪漫抒情叙事曲的先驱。
有人推测《G小调叙事曲》可能是根据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写成的，隐喻作者对华沙11月起义失败的悲愤心情。
但乐曲作品往往是作者个人复杂感情的外在表现和延伸，如果都无一例外地作一番繁琐考证——对号入座的终结哲学结论，那么也势必会严重削弱和限制乐曲内在的丰富涵意。
对于舒曼来说能幸运地第一次聆听到作者本人弹奏《G小调叙事曲》，这是一种最好的享受。
舒曼并不想去研究这首叙事曲的创作缘由，以自己的“音乐耳朵”来判断，认为，“它是最接近他天才（还不是最天才）的作品，我对他说，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这一首我最喜欢。”
弗雷德里克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认真地说：“真叫我高兴，因为我也是最喜欢它，它是我的珍品。”
随后弗雷德里克又弹起了玛祖卡、小夜曲等抒情的乐曲，与舒曼度过了美好的这一天。
奇怪的是舒曼坚持认为克拉拉·维克（1819—1896，著名的女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作品的杰出演奏者，并成为舒曼夫人）对于弗雷德里克乐曲作品的理解甚至超过作者本人，“她弹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富于表现力”。
玛丽娅的音乐天赋虽然比不上克拉拉，但她更理解返回巴黎之后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其实苦苦思念和焦急等待也是他与她的共同表现方式。
她在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中说：“自您走后我们不能自慰，最近的三天时间使我们好像过了几个世纪；您也有同感吗？您是否也有一点没有朋友的苦衷？我来代您回答吧，是的。”
玛丽娅特地为弗雷德里克做了一双布鞋，她担心可能大了一些，不过想想冬天即将来临，弗雷德里克要穿厚袜子，穿大些尺码的鞋子更为舒适，她也就安心了。
弗雷德里克收到来信后，却没有勇气直接写信给玛丽娅，而是写给伯爵太太，希望伯爵太太能够谅解他的苦衷，传话给玛丽娅，他说：“我已经见过了许多我们两家共同的朋友，他们都向我打听玛丽娅小姐是不是就要结婚了。”
伯爵太太不久前刚拔过牙，似乎还受着痛苦的折磨，说不清话，只是含含糊糊地劝这“第四个儿子”保重身体。
玛丽娅心里暗暗叫苦，但又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只好在母亲写给弗雷德里克的信里夹进一张纸条，用一些“我亲爱的大师”、“您非常忠实的秘书”等词语来表白感情。
沃特金斯基一家是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庄园的名门贵族，他们和上流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以森严的门户阶层等级观念拒绝只领退休金的穷教师儿子正式成为他们的“第四个儿子”。
尽管弗雷德里克是划破音乐史上空的一颗美丽彗星，引起贵族太太和小姐的惊呼。他可以在伯爵的庇护下走进典雅华丽的上流社会，甚至在太太、小姐脉脉柔情的问候中受到特别关照。但上流社会的婚姻往往是政治和财富交易的一种手段，弗雷德里克的天赋立即显得黯然失色。
17岁的玛丽娅屈服于父母慈爱而严厉的压力，带着编织更为辉煌的憧憬踏入了1837年。
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黄昏之梦”还在展示着迷人魅力，巴黎的朋友都想知道这场婚姻中的细节，使其成为沙龙里的热门话题。
春天容易撩起年轻人的强烈欲望，弗雷德里克在纪念册上细心地抄写了八首音乐作品，想再次唤起玛丽娅对纯洁爱情的向往。
但是玛丽娅的心已不属于这位音乐王子了，在回信上冷冷地说：“我只能写上廖廖数语，以表谢意……再见，请您记住我们。”
“黄昏之梦”破灭了。弗雷德里克首次被迫尝到了上流社会蔑视他的苦果。但他不敢公开得罪沃特金斯基伯爵一家，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永远记住“黄昏之梦”的悲剧，在以后的音乐创作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1837年底，伯爵太太再次写信给弗雷德里克，请他帮忙找一位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没有回信，只是把她的来信和玛丽娅的信（便条）都塞进一个信封里，外面系上一条缎带，并草草写上一句：我的不幸。
其实玛丽娅后来的婚姻也并不美满，1841年她当上了新娘，新郎是弗雷德里克和尼古拉所认识的沙贝克伯爵的儿子，不久俩人婚姻失败，玛丽娅再次结婚，活到77岁才去世。
3“出来吧，肖邦”
1831年，一位男爵夫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巴黎。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生活费一年有3000法郎，这与戴尔芬娜每年10万法郎的赡养费无法相比。
翌年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小说《安蒂亚娜》，署名为“乔治·桑”。从此法国19世纪上半期多了一位浪漫主义的有名女作家，她的原名为阿芒丁娜·露西·奥洛尔·杜班（1804—1876）。
在乔治·桑的生活经历中有三个方面影响了她的创作：童年时期的田园生活，青春时期的不幸婚姻，30年代以后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接近。
她闯入弗雷德里克个人生活时正是她生活经历的第三时期。
这两位都具有驾驭浪漫主义创作感情的出色能力，以后双方的创作都受到了对方的影响。不过乔治·桑比弗雷德里克大6岁，而且给予后者最初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她穿着长裤，嘴里叼着雪茄，脚下的打蜡地板被踩得“吱吱”作响，哪有一点淑女小姐的风度。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这就是笔名为乔治·桑的杜德望夫人。我不喜欢她的容貌，她的脸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别扭。她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不愿接近她。”
1836年秋天，弗雷德里克写给父母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厌恶心情。他喜欢女性的美，甚至自己的某些性格也有女性化的影响。而乔治·桑外表上则是男性化，与弗雷德里克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错位”反差。也正是这个奇妙的差异引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
弗雷德里克以后才逐渐知道乔治·桑的身世。她的曾祖父是法国18世纪有名的金融家，取得贵族的称号。祖父继承父业，当过收税官，业余写诗作曲，他与一个元帅的私生女结婚，这就是给予乔治·桑很大影响的祖母。
乔治·桑4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拿破仑帝国的一位高级军官），从此靠祖母抚养，并成为祖母在诺昂地产的预定继承人。她13岁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祖母去世后，她没有从母亲（在巴黎街头最低级剧院里跑龙套的角色）那里得到温暖，便匆忙结了婚，那年她才18岁。但丈夫杜德望男爵是一个平庸、粗暴的坚持夫权的乡绅，3年之后她与丈夫分居。她来巴黎独立生活时，还要靠创作的笔来弥补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