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一听，愤愤地说：“怕死？不，我从来没有怕过死！我只怕上了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他对在场的那个专案人员说：“我要求你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还没有查清楚？就叫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今天，咱把话说在当面，一个，我手术先不做，先把我的案子搞清楚了，要调查赶快调查，定案了，我马上做手术！再一个嘛，明天要做手术也可以，你们今天联系，给毛主打电话，我今天要见毛主席！”说着，突然跳下床，穿鞋，戴帽，迈步就要走。医生们赶紧把他拦住。他手一挥说：“你别拦我，我要去见毛主席，我有话要向毛主席说。不把我的话说出来，我是不做什么手术的。今天让我去见毛主席，明天我就上手术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着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
字字落地成雷，声声动人心魄！面对这位冲动得无法抑制情感的老人，医生们一时想不出什么话语来安慰他。
专案人员催彭梅魁上前劝说。
彭梅魁的心在滴血。她明白，生与死早已在伯伯的心目抹去了界限。他唯一的希望是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归回自然，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伯伯，你冷静点，这么着急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彭梅魁把他搀回沙发上坐下，苦心劝说，“伯伯，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以后会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再说，您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机，总理晓得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平静了下来。他沉思片刻之后，慢慢抬起，深情地看着侄女和周围的医生，以充满信赖的口气说：“那好吧，我同意做手术，一切都拜托给你们了。”
按照预定的方案，彭德怀很快上了手术台。
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厌烦、怀疑，盼望早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的形势下，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大会把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大会丝毫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会上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并且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此时，毛泽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在8月30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这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小人物，突然被毛泽东作为新的接班人_党中央副主席。以此为标志，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更多的权力，他们的许多骨干分子钻进了中央委员会，或占据了许多重要领导岗位。
手术后的彭德情看完“十大”公报后，气愤地把报纸扔在了地上，对查房的医生、护士说：“王洪文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他有什么功劳？有什么才能？有什么威信？让他当我们这么一个大党的副主席，开什么玩笑！毛主席如此器重他，不知是怎么想的？”一会儿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情，叹了口气说：“我怎么想不通，在庐山，你们大家恐怕都晓得的，我那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私人信件，是供主席参考的。可不知怎么搞的，第二天一开会，与会者人手一份，变成了‘意见书’啦！这就了不得了，性质变成了反党，变成了第八次党内路线斗争。一些同志让我顾大局，我认了错，可为什么到现在不给甄别平反、落实政策？以前还可以说林彪阻挠，可现在呢？”
医生、护士爱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只好这般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手术后的恢复。
经专案组同意，彭梅魁、彭钢、彭康白三人一起来医院看望伯伯。面对亲人，彭德怀毫不隐晦地说：“手术我也做了，算是闯过了鬼门关，可还是把我囚在这不见天日的屋子里。‘十大’开过了，为什么还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看哪，这里面有鬼！中央政治局里有江青、康生一伙子人，他们在毛主席面前不会给我上好药！”
侄儿、侄女们听到这话，都异常惊愕地忙使眼色，用话堵他，因为专案人员和警卫人员就在一旁站着，并且拿着笔记本，随时准备记录着什么。
“我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他反倒把声调提高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人员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说完了又仰天长叹：“我们这个党呀，我们的国家，叫一伙奸臣国贼搞烂了。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罗！”
这自然惹怒了专案组。
在彭德怀手术后恢复的同时，专案组愈来愈苛刻地指责他，频繁地审讯他，并命令医院接一般病人的最低待遇护理这位“案犯”。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领导，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时，毛泽东谈及“杨余博事件”。他说，杨、余、博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是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博，所以犯了错误。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这大概可以表明，毛泽东在总体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试图在一定范围内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
当彭梅魁怀着激动的心情把邓小平出来工作及有关消息告诉彭德怀时，彭德怀显得异常高兴。他指着报纸上邓小平的名字对彭梅魁说：“这下可好了，有希望了。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小平他总算出来了！”看他那颇有几分得意的神情，就像自己出来工作一样。他还告诉彭梅魁一个“秘密”据他分析，罗瑞卿（住院代号罗少平）要平反了，因为罗已从6床搬到了17床。这样，他就搬到了6床。因为6床是南房，这样，他每天中午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凉台上晒晒太阳了。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他估计自己“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因为打倒的老家伙们实在太多，只能分期分批地、有先有后地、一个一个地解放出来，像毛泽东说的，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个一个消灭，根据地要一天一天地扩大一样。
彭梅魁虽然感到伯伯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但看到伯伯从这种估计中得到了那么大的精神安慰，也便点头称是，并打心眼里为伯伯祝福。
其实，毛泽东从来没有把彭德情遗忘。庐山那场暴风骤雨依然使他镂骨铭心。他一直坚持把同彭德情的分歧作为一次路线斗争，把彭德怀同王明、林彪相提并论。而彭德怀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癌细胞已扩散到肓部、肺部、脑部，他被最可怕的玩症和寂寞包围着、压榨着，被人为的自身的两种险恶的处境所折磨，所攻击。于是，他再也不提“复出”的话了，他绝望了。
1974年9月，彭德情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清醒时，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他时常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他有时扼腕长叹，有时暗自垂泪，有时破口大骂。当医生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所思所想的心事，以致专案人员和哨兵干涉他时，他根本不加理会。
“你感觉怎样？”医生问。
我这个人一生有许多缺点，他说，“我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什么阴谋。我可以挺起胸膛，我问心无愧！”
“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上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我要见毛泽东！”
“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
“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我要见毛泽东！”
晚上，他总是做梦，他在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是无休止的咳嗽，或因剧烈的疼痛而在床上拼命地挣扎，发疯似地大骂，有时用牙咬破被子、床单，把它们扔在地上。当专案人员和警卫人员来阻止时，他骂得更凶。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为此，专案人员不得不把彭梅魁再次叫来，让她劝慰这个“疯老头”。
当彭梅魁来到他跟前时，他的头脑变得异常清醒。他像孩子似地哭着：“梅魁啊，我快要死了，可案子还没有搞清楚，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见见毛泽东啊！”
看着伯伯痛苦难忍的样子，彭梅魁的心碎了，滴滴热泪酒落在她紧紧握着的那干瘦的手上。
“梅魁呀，不要这样！”彭德怀见侄女那么悲伤，反而又劝起侄女来。他一字一顿，吃力地说：“对于革命，我曾经有几十次都准备不要了。我能活到今天，算是长寿了。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是做得不够好。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到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好，可是我不埋怨自己，更不后悔。”
“梅魁，连累了你们，连累了景希珍、魁英、赵凤池几位同志……可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谁个好，谁个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由人民来评价。”
“梅魁，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恩格斯的故事吗？我这个人名声不好，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颗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母相亲……”
这是彭德怀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番话。从此以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11月4日，医院决定给他做切开气管的手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看望他时，他常常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默默地滚淌在枕头上。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看望他时，他常常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默默地滚淌在枕头上。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网的眼睛一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时常能听呼隆呼隆的声音从装在他喉管的套筒里传出来，嘴里涌出许多坏死的组织液。当医生用开口器将他的嘴撑开时，他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人们明白他不愿意、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间，他心里有无穷的愤恨、无尽的遗憾，有着满肚子话要对决定他命运的人诉说，他想多看一眼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和国的大地和天空！
可是，他已经心枯力竭。他的元气他的精力已经耗费殆尽。他挣扎不起来了。他孑然一身。他睁大了眼睛昊昊不灭地注视着这个世界，注视着自己生命的最后进程……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怨恨、忧愁困惑、痛苦、贵憾和希冀留给了这个世界，孤苦伶仃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像刘少奇的火化单上填着“刘卫黄”一样，彭德怀也被更名改姓。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死、骨灰处理的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报告上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
于是，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化遗体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当他的遗体化为灰烬时，他在监护中、病榻上读过的、做过批注的62本书也被付之一炬。
专案组秘密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四川成都。押运者奉王洪文之命，告诉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和省委书记段君毅，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德怀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
没有举行任何简单的安放仪式，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吊信的人群……
彭德怀的骨灰盒按当地风俗装在一个大坛子里，封死存放在殡仪馆的暂存处。坛子贴的字条上写着：王川，32负，成都市人。
“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的，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可是彭德怀这位为共和国的诞生浴血奋战、为人民的利益犯颜直的元帅，竟没有享受到“村上的人”的权利！
彭德不逝世的消息报告毛泽东了吗？他是什么态度？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采访到任何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姑妄猜之，也许他感到他成了第八次路线斗争的永远的胜利者；也许他念起彭德怀的战功，萌生出一丝恻隐之心、怜悯之情；也许他正忙着运筹批林批孔大事，根本无暇顾及司空见惯的死一个被打倒者这样的小事……
善良的中国公民啊，你们知道自己的一位代言人永远地撒手而去了吗？共和国为什么毫无动静？
不，仔细看吧，巍巍昆仑似乎低矮了许多，是在鞠躬致哀？仔细听听吧，滔滔长江似乎喑哑了许多，是在默默地饮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