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终于过去了，中国南方的雨季，迫使他们第76战斗机中队向北转移到华中衡阳。就在感恩节的前两天，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在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秘密地飞往遂川。这是美国在中国最靠东南方向的一个机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工人在距离日军占领的从长沙到广州铁路线200公里以外的地方，修了一条临时的跑道。几百桶汽油被稻草掩盖着，用两轮水牛车拉着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秘密的行动显然是极为成功的，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敌人，都不晓得陈纳德将军要干什么。第二天晚上，一个老式的柯蒂斯P—40型中队（15架飞机），降落在沙石铺成的跑道上，跑道的灯光是用20支手电筒组成的。30分钟后，20架美国最新、最快、航程远的美北 P－51、野马式及洛克希德 P—38战斗机出现了。P—51型飞机前一天才运到中国，是从北非战场上直接运来的，几分钟后，一个 75毫米炮管伸在机头前的中型米契尔B—25型轰炸机中队，也降落在遂川机场，飞行员都穿着黄色的救生衣。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不管是飞行员还是他们这些人都不晓得。前飞虎队王牌驾驶员、空军上校德克斯布尔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
意外的问题发生了。P－51战斗机比他们老战斗机P－40机更富有流线型，有自己的发动机冷却剂，滑油散热器位于机腹下方、飞行座舱的后段，有像P—40机那样在螺旋桨的后面离地面那样高。毫无疑问，从空气动力学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极好的设计，但在中国这样的跑道的实际情况下，这则是一个大灾难，这里的跑道不是铺沥青或水泥，而是用沙石铺成的，其后果，同18个月前在桂林他们的“零式”飞机失事非常相似。螺旋桨产生的强大气流卷起无数的沙石块，以极大的力量撞击在P—51机身下蜂窝状的滑油和发动机冷却剂散热器上，结果至关重要的冷却液严重渗漏。几乎所有新运来的P—51机第二天都不能再飞行，除非他们更换那些被损坏了的冷却器，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就地立即采取别的措施才行。
纽曼想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的主意，他派了4名美籍华人机械士，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买来了4部旧自行车。他们卸下车胎，拆下钢丝，切掉它两头的螺纹，将钢丝插入散热器漏油的蜂窝内，漏油管道两端用自行车内胎剪下来的两块垫圈封住，再用螺钉帽拧紧，这种装置居然成功了。
第二天大清早，也就是1943年的感恩节那天，P－40机离开了临时机场，向北飞去，以欺骗那些可能向日本谍报机关告密的人。30分钟，全部P－51、P—38和B－25飞机，以密集的队形起飞，向东南的台湾海峡飞去，一直到此时，他们才被告之这次飞行的任务。才明白为什么飞行员都穿黄色救生衣。那是一次远距离的越海飞行，保持直线飞行，节省每滴燃料是多么重要，只有这样，飞机才能返回遂川。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们忧心如焚，无线电全部静默，使他们无法得知这次突袭的进展。能成功吗？他们的飞机能否找到他们的目标？几年来，美国的侦察机为陈纳德将军提供的照片显示，那里的机场集结着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那个岛被占领了五十多年之久，他们知道，台湾在P—40飞机的航程之外，因此美国战斗轰炸机就无法在P－41飞机掩护之下对台湾进行攻击。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先用了“安全”的台湾，作为从日本到南太平洋诸岛的海上集结输补基地。
他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经过周密的计划，彼此互不妨碍，密切配合，他们必须以紧凑的顺序，精确地飞抵目标上空，“有限的”燃料不允许发生任何差错。起飞前的任务提示是正确的，他们的飞行员发现日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是机翼挨着机翼，在跑道两边排成两行，他们的P－51、P—38和B－25机做超低空飞行，掠过中国的稻田，越过台湾海峡，日本的雷达防空系统一点也没有发现。
这次突袭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只有一架“零式”飞机在最后时刻起飞，但它的起落架还没有来得及收起，就被揍了下来。
三个半小时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兴奋地数着降落的飞机，从他们遂川临时机场起飞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了。那些提前起飞的P－40飞机在北面搞了个佯攻，也在三个小时前就返航了，加油之后，又盘旋在遂川机场的上空，以防日机前来报复。他们很快地为返航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做好了准备，不能让日本人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日本人已经被这次来自中国大陆的空袭搞得惊慌失措，人仰马翻，哪里还会有心思想到报复。
美国人惟一的差错就是错误的判断了台湾的风向。燃烧着的日军飞机黑烟滚滚，遮住了机场的一部分，使日本人保住了几架飞机。根据他们的高空侦察机洛克希德P－38飞机在空袭两小时之后所拍摄的照片看，63架日本飞机被彻底摧毁，更多架飞机受重创。美国飞机没有一架中弹。
1943年感恩节那天稍晚他们才返回常驻基地。陈纳德将军非常高兴地给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报称：“谢谢你们全体人员，感恩节的火鸡明日运到你处。”他命令一架载满火鸡的C－47运输机，从印度飞到衡阳，凡是去过遂川的人都吃到了火鸡。他们这些技师都做了感恩节祈祷，由于他们拆了几辆自行车，才使得所有P－51飞机能够参加这次空袭，并取得成功，安全返回。
在天气不好的季节里，纽曼总得找点什么别的事干，他被调到了第332部队运输中队任空勤机械员，在不同天气情况下，他们都照常飞行，走遍了他们中国的每个空军基地。有一次，离衡阳不远，那里距敌人占领地区也很近，他们没有武装的P－47飞机与3架“零式”战斗机相遇，他们的飞机擦着树梢和稻田低飞，又伪装得很好，终于躲过了敌机。飞行不无乐趣，但只持续了几个月，一项紧急任务，又使他转到了别的地方。
几年来，纽曼从中国士兵那里学了不少“丘八话”，这与美国语言学校教的普通话大不一样，他可以用这种话与他们顺利地交谈，由于这样，他被派到第5329空军地面部队资源和技术部，那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分部，实际上就是战时的中央情报局（CIA）。11个月之中，他一直是两人小组的成员之一，该小组的任务是，不仅搜集日本人的情报，也负责报道中国盟友方面的情况。小组的另一名成员，也是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约翰·伯奇中尉，中国出生，性情温和，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60年代的那个反动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名字，就是以这个已故军官之名而命名的，但谁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倘若伯奇中尉天上有灵，一想起此事与他有关，也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日复一日地活动在敌后地区或附近，他们或坐小木船，或乘吉普车，有时也步行。有一次执行任务，纽曼和一位海军上校戴着中国式的苦力帽，用竹扁担挑着竹筐，走在又窄又滑的田间小路上。一连走了几天，找到什么吃的就吃什么，睡在农家，通常都由一伙穿着黑色衣服、佩戴着德国造毛瑟手枪的中国游击队保护他们。他们的任务之一是用无线电来指挥对日军的攻击，通讯设备就安装在他们的吉普车里。他们隐藏在茂密的竹林中监视敌人的行动，无线电发报的电能用手摇发电机来提供，他们俩轮流着拼命地摇发电机，这个工作比间谍任务本身还累人。
敌人非常清楚有人在直接指挥美国的飞机攻击他们隐藏的地方，但又搞不清这种指挥来自何方，因为他们不断地转移他们的吉普车，运输日军的船只、轻型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是他们最好的轰炸目标，他们用密码准确地向基地报告并建议出动多少架飞机，使用何种炸弹来消灭敌人。飞机起飞前和在飞行途中，他们一直用密码联络，当飞机飞抵他们上空时，一般都在1000英尺高度，他们便改为英语直接通话，以便将那些正渡河的日军消灭。根据他们的报告，即使飞行员看不见地面的目标，他们也准确地知道在何时何地投下杀伤力大和高爆性炸弹。
根据陈纳德将军和蒋委员长达成的协议，空军基地的地面保卫由中国军队负责。
中国的士兵都是勇敢的，但指挥不利，缺乏武器，弹药也不足。没有指挥官命令不准开炮，因为只有那几发屈指可数的炮弹。有一次，日军准备用驳船渡过零陵附近的湘江，那里有英国在一个半月之前才撤离的重要空军基地，纽曼困惑不解地看着，中国军队的大炮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射击地形，伪装得也很好，隔着湘江只有500码，这样的接近射击肯定会致日军于死地。日军的驳船已开始启动，在这关键的时刻，一名中国士兵找不着他的长官，他急得团团转。没有长官的命令，他们是不能开炮的。据说这位长官大人带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坐着轿子已不知去向。结果是中国的大炮没有放一发炮弹就从河边撤走了，日本军队未伤一根毫毛就过了河。几小时之后，日军就占领了离河 2公里的零陵空军基地。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在1944年夏季和秋季，日军仍能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抢占美国的空军基地，掠走大量给养，这些物资我们还没来得及销毁（纽曼总算抢出了几瓶草莓酱）。
当他们这两位情报员完成任务返回桂林时，他们发现他们在桂林的主要基地，正在做撤退前的销毁工作，留下来的美国人把供应站、兵营和飞机跑道统统销毁掉。这些工作是在零陵失守一个星期，撤出衡阳两个星期后开始的。很明显，日本决心清除美国在中国所有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一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1944年夏秋两季，纽曼出席了有关中国战况报告会，在会上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士气崩溃的危险信号。中国下级军官向他们指挥官的报告总是与事实出入很大。例如，关于铁路线的报告“从A地到B地已被拆毁，铁轨和枕木都扔进了附近的河中。”如果真是如此，日军前进速度就会受阻，他们的空军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撤退，或利用此机会对敌人多发动几次空袭，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中国高级指挥官并不了解这些，他们还以他的下级军官报告的情况为根据，自以为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战略决策！但他们所依据的报告是不准确的，或完全是编造的。这对纽曼后来的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弄清事实真相”！
1944年10月中旬，陈纳德将军从他的昆明总部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地向他报到。那时雨季刚好开始，在中国东部飞行是不可能的，处境困难的中国军队再也得不到空中援助了。和他一同去昆明的那位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好不容易弄到一辆情况还不算太坏的吉普车。上尉和他在一条550英里长的崎岖而又泥泞的路上蜿蜒行驶，每小时只能走15英里。他们所带的汽油足够走完这条路。他们昼夜兼程，饿了就吃冷干粮，当到达第14航空队总部时，已经是饥肠辘辘，蓬头垢面，满脸胡须，疲惫不堪了，就像著名的贝尔·莫尔丁的卡通片中的角色一样。
纽曼立刻被送到将军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简陋的泥巴地面的屋子。纽曼1940年第一次见到陈纳德将军时，陈纳德是一名退役陆军上尉，而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了。
陈纳德将军详细地询问了他同中国军队相处的感受，并问他，他们是否有能力坚持下去。
“守不住！”
经过一阵询问和回答，将军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铃，把他的助手叫来。
“斯垂克兰德上校”，将军指着纽曼说，“这是纽曼军士长，他刚从东面回来，我想让他立刻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长杜诺万将军报告，请给他开个通行证。”
“将军，我知道纽曼军士长，当然他应该去美国。”上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咕哝一句说：“但他去美国是不合法的，长官……”
“就是让他非法进入美国，那又怎么样？”将军对他的助手怒吼着。将军缩在他那简陋的司令部的木办公桌后面，拳头猛捶桌子，把杯子里茶水都震了出来。“这个人为我们立了大功！”
纽曼站在离司令几英尺的地方，身上仍穿着溅满泥浆的飞行服。他从柳州南方空军基地开着吉普车，马不停蹄地在泥泞的红粘土路上跑了36个小时。陈纳德把他叫到昆明他的司令部，听取了他对东部前线最新的观察报告，并打算派他去华盛顿向战略情报局局长当面报告。由于他获得了机密资料，他还想让他得到战地任命，成为军官。
战略情报局的局长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的得主“野比尔”杜诺万将军。现在纽曼有了第二次去美国的机会（第一次被拒绝了）。而且这一次机会是陈纳德将军努力争取的。
可怜的斯垂克兰德上校，他很清楚将军为什么如此大发雷霆。斯垂克兰德知道纽曼的事，也知道第一次那个小文官不让他去美国是根据副官署署长的规定而做出的。他吞吞吐吐地再次对陈纳德将军说：“将军！纽曼军士长去美国是非法的。”
陈纳德将军拍着桌子反问道：“打仗的事谁说了算，国务院还是军队？”然后他指示斯垂克兰德上校别管那些繁文缛节，立即用打字机打一份旅行命令，派他去华盛顿“执行陆军第14空军司令秘密口头指示”。这样，路上谁也不能问他了。
“把命令拿到这儿来”，将军吩咐上校。“军士在这儿等着。”
斯垂克兰德走后，将军对纽曼挤挤眼。“在饭桶文官找麻烦以前就离开。”说完，将军伸手从最上一格的抽屉里拿出一张3×4英寸大小的钢笔画，画的正是他那张坚毅的脸。他在画上写了“向纽曼致最诚挚的祝福，克·李·陈纳德”。后来这张画经常在纽曼的桌上摆着。10分钟后，斯垂克兰德上校回来了，把他的旅行命令交给了将军。陈纳德签了名，对纽曼说：“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军士！”经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幸运的三年，一个德国公民终于以美国空军军士长的身份，将第一次踏上从中国去美国本土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