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缺乏什么，狂补什么，拥有什么，卖弄什么，显然是以上这些“为什么”得以在文字中暴露的原因。不是“文如其人”，而是“睹文知人”，这些同行们的内心情结最终是按捺不住的。花言巧语也好，直奔主题也好，转弯抹角也好，卖乖卖快也好，或明或暗，或隐或显，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要表现出来。虽然，深沉一点的人讳莫如深，但琵琶半面，欲盖弥彰，蛛丝马迹，仍有踪迹可寻。而那些浅薄的人，情不自禁的烧包，津津乐道的自得，摇头晃脑的炫耀，小人得志的嘴脸，就更不敢恭维了。一位朋友说，每当见这等货的表演，恨不能踢过去几脚才解气。这番话，多少道出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心声。
因此，曹雪芹将张友士为秦可卿开的药方，抄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可能是他一次心碎的早恋记录？一个极美丽，又是极成熟的女人，对正处于性觉醒期的少年，那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那些曾经在歌德、托尔斯泰等大师笔下写过的场景，又在秦可卿对他启蒙时读到。在贾宝玉心目中，她是色与性兼美的伊甸园里的夏娃，是最早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爱神。所以，云板响起，丧音传来，在情天孽海中的少年贾宝玉（很大程度也是作家自己），能不“哇”的一口鲜血喷出来吗！
虽然，秦可卿之死，是这部史诗中胜过元妃之死，胜过贾母之死的最辉煌的篇章，然而，惊鸿一瞥，流星消逝，魂梦依依，人琴两亡，只有这张存有伊人芳泽的药方，其保存下来的愿望，对一个爱恋得太深的作家来说，那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固然这是作者私衷的表露，但如能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何尝不可呢！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也不尽然。有的，可以用语言表达；有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有的，像国画上的空白，是用来作无边无垠想象的。读者，不光捧着书在那里读，思索，或许是最重要的。因此，与阅读同时的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感情升腾，在审美中获得愉悦，那才是艺术享受呢！
所以，性灵的文学特质，就怕庸人们在那一一坐实，尤其怕乱施虎狼药的胡庸医式的评家，文不对题，瞎白乱说，有时候，不仅毁了作品，还会毁了作家。
可敬的红学家们，几十年来使《红楼梦》变成作者信史的努力，干的正是这种大煞风景的事。中国有的是足以向全世界骄傲的历史着作，和史学大师，但能够进入全球文学视野中的不朽作品，和文学大师，实在是屈指可数。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曹雪芹，好容易有这么一部《红楼梦》，结果，被无数死去的、活着的食客们，生生鼓捣成一部个人的、家族的传记。不朽之作被他们搞得支离破碎，大卸八块，真他妈的让人痛苦。经他们玩剩下来的《红楼梦》，鲜活的诗一般的灵韵，化为乌有，文学全部蒸发得干干净净，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剩下的只有索然无味。
曹雪芹生前万万不曾想到，他的书能养活这么多人。红学，成为一个行业，不仅可以立足谋生，赚钱养家，还可以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如果大师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谁曾想收获的却是跳蚤。
红学家，是特殊的评论一族，但其中，良莠不齐，跳蚤不少。
于是我想起一张曹雪芹画像，肯定是跳蚤们干的好事了。若大师看到那个面胖、躯肥、体黑、富胎、一脸俗气的市侩，就是他本人的话，我估计他会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的。其实，这些作伪者，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都是聪明太过，而常识性的智商甚低的人，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了。博士一直到死，也交待不出他《甲戊本》的来路和出处，他说他忘了，也太把别人当小孩子那样容易哄了。同样，从收破烂那儿寻觅出这张不知其谁的画像，冒充曹雪芹来骗钱的主，至少也该去查一查敦诚的诗。那一句“四十萧然太瘦生”的“瘦”字，说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急火攻心，涌上来的一口鲜血，是可能的。而画像中更类似油盐店掌柜，大车店老板的酒囊饭袋，除了龌龊，还能吐出什么呢？所以提到敦诚的这首挽曹雪芹的诗，正因为这个“瘦”字。
“瘦”，是曹雪芹贫、病、荏弱、伤感的身世所致。“瘦”，也是作家“四十年华”、时值壮年、灯油耗尽、弃世而去的原因。正是这个“瘦”字，解开了《红楼梦》中，求医问药，看病治疗的场面，为什么如此之多；也解开了大师笔下，健壮之美，阳刚之气的男子汉，为什么如此之少的疑窦。他肯定是一个北京人所说的“病秧子”、“药篓子”，所以，医疗话题之多，医生人物之多，治病场面之多，药物名称之多，构成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是遐迩皆知的法兰西文学大师福楼拜的夫子自道，是作家写到情深处的真诚自白。一个作家要想在作品中，写出绝对无我的境界，等于拔着自己的头发，想徒劳地离开地球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惟其曹雪芹如此，贾宝玉也不能不如此，连带着，引为契兄契弟的柳湘莲、秦钟也如此，都是女人气十足的男性。能够披挂上阵，厮杀强虏的英雄人物林五娘，恰恰是“将军俏影红灯里”的一个有男人气的女人。
曹雪芹的“瘦”，注定了他的孱弱体质，注定了他不少与医生打交道，在《红楼梦》中，医生这个行当，是荣宁两府以外社会分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职业，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也就不必感到意外了。
不知曹雪芹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写的“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中为秦可卿看病的张友士（第十回）；给贾母看病的家学渊源、两代悬壶的王御医（第四十二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中的那位未必就姓胡，给晴雯看病的胡庸医（第五十一回）；“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那个插科打诨，贫嘴聒舌的江湖郎中王一贴（第八十回）。这四位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看做是某些批评家的肖像写照。
这样譬喻，或许牵强，但人有病，要治，文有病，要评；治和评，这两者，工作对象不同，工作性质却是相同的。不过，治人病者曰医生，曰大夫，治文病者曰批评家，曰评论家，称呼上有所不同罢了。前人云，“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抑扬作品，褒贬作家，剖析潮流，针砭弊端，提倡什么时，谆谆告诫之心，言短意长；反对什么时，循循善诱之情，溢于言表。评家对作家的帮助，某种程度上类似医生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身体健康者有的是，但作品是否也很健康，谁也不敢打保票。因此，如病人需要医生一样，作家需要批评家和评论家，更需要前瞻性的文学理论家。因为，文学家按感觉来写作。评论家按规则做文章，感觉，很难说好或不好，规则，却是能做出该和不该的判断。所以，凭感觉的文学家，常常需要依赖懂规则的评论家指点，这就好比车要靠马拉着走。但是，理论有时可能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死的规则与活的感觉脱节太多的话，在文学史上，我们便会看到车推着马走，或者，车拉着马走的评论缺席的现象。
或点石成金，剖璞见玉；或一针见血，弹不虚发；或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或买椟还珠，射不中的。正如医生有高低之别，评家，也是有好差之分的。遇到高明的医生，药到病除，遇到低劣的医生，聋子治成了哑巴。同样，遇到好样的评家，如醍醐灌顶，遇到差劲的评家，一锅糨子，越搅越糊涂。
深通医道，有儒者风度的张友士，作为评家而论，这是对作家最有帮助的，因为他说真话，行，或者不行，虽然他说得很技巧，你能明白。而且他对毛病所在及其成因，并不隐讳，敢于坦陈他不敢苟同于别人的见解，既不附和，也不排斥，只是切中实际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商量着解决的方案，这就难能可贵。牌头不小，身份很高的王御医，自是大家风范。这样的评家，多泛泛之谈，好原则指导，喜旁敲侧击，你别指望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能答疑解难，但他言谈中的智慧火花，对作家的撞击，说不定山穷水尽以后，忽有柳暗花明的启发。
而王一贴式的评家，就等而下之了，他那“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的“疗妒方”，按他所讲“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的说法，这就很像经常在作品讨论会碰到的，发表一些不咸不淡看法，不荤不素意见的评家，对作家而言，多么有用说不上，多么无用也说不上，但没有王一贴的口若悬河，口吐莲花，会场气氛还真是热烈不起来。至于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的胡庸医式的评家，来给作家治病，倘若允许我选择的话，我不会挂他的号，不是怕治不好，而是怕被他治死。
所以，医生瞎治，不行，评家瞎评，也不行。治不好病，会死人，评不好文，不会出人命案，也很坑害作家的。海明威就说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些美国作家，由于按评家的教导写作，结果患了不育之症，再也写不出任何作品了。
对于文学，对于作家，碰上王一贴式的评家，好话说了千千万，废话说了万万千，也许疗效甚低，但耳朵还是受用的。碰上王御医式的评家，不完全肯定，又不完全否定，顶多要求你删繁就简，去芜存菁顶多希望你再上层楼，更下工夫，居高临下，或褒或贬，难免会有一点不开心，但不至于休克死人，从此完蛋。碰上张友士式的评家，期望于文学繁荣，恨不能掏心窝子地助你一臂之力，碰到如此良师益友，岂不三生有幸？
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出现的医生不少，但都停留在情节需要，起符号作用的角色层面上。而《红楼梦》中前八十回，出自曹雪芹笔下的医生：张太医之认真恺切，王御医之温文好礼，王一贴之山吹神哨，胡庸医之乱来一气，每位都是文学上独特的“那一个”，悉皆写得栩栩如生。
因此，我想，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到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要是遇上胡庸医这样的评家，这副给秦可卿治病的药方，肯定会是“令芹溪删去”的结局。所以，对作家而言，最怕的，是胡庸医，离得尽量远些，没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