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文化主题的价值或重要性也会影响社会行动的资源与限制。行动者不太会去用负面或是不太有价值的文化主题，所谓负面的文化主题是指那些大家都知道，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的文化主题。行动者会更偏好使用可以让他享受到团体中其他成员高度认可的文化主题，这也就是肯定性的自我认同的建构机制所在。
文化权力与社会系统
为什么有些文化主题存在，有些却不存在？而有些文化主题虽然存在，却不太有影响力，甚至被视为负面的文化？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社会系统的特征。文化主题的分配状态，以及其作为规范/评价的权重分量，就是文化的“系统现象”（systemPhenomenon）。有些文化主题在社会中广泛地分配，普遍影响大众的信念、价值以及规范，从而帮助协调不同社会情境的各种活动。同样地，阻绝某些社会生产关系的广泛流通，以及贬低其重要性或价值，也是社会系统的另一种特征。
从系统层级来看，文化权力即是个人对于文化主题的流通与重要程度，所拥有的掌控或从中获利的权力范围。很清楚地，有些群体比其他人拥有更多这方面的权力，他们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可以决定哪些文化主题应认真地看待并广泛运用，而哪些文化主题则不必如此看待。小心地加以检视，就会看到文化权力通过复杂的方式，与下面即将介绍的经济、政治等权力有着交错的影响关系。享有庞大文化权力的团体通常也就拥有较多的经济与政治权力。
举例来说，广告商对于文化主题的流通就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文化权力表现在创作之中。好莱坞的制片也是如此，这些行业的团体精心刻意地影响着文化，不过广告与娱乐产品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并非他们的关心所在，他们主要还是为了创造利润。广告与娱乐产品的传播在文化领域造成了相当多的副作用。
广告商与电影制片在经济上是很有权力的行业群体，他们在其致力的行业中，发挥其文化权力，以扩张或维护其享有的经济权力。他们运用这种文化上的影响力，以期吸引人们的注意，煽动人们的欲望，从而达到贩卖各种商品的目的。而这些群体操弄的文化权力背后隐藏的就是这类经济的结构。
阶级社会同样也选择性地分配某些文化形态，以使主流群体继续保有优势。包括口音、对于不同种族的差别态度、文化形态的位阶与影响力，以及知识类别的特权位阶等（APPle1993），都是文化权力，而且都与阶级的结构有所关联。举例来说，有钱人才念得起菁英的私立贵族学校，而且普遍流通于所有团体的文化主题，也都一再地强化贵族学校的教育是有名望的这种印象。
广告商与制片家多少会意识到自己所掌控与操弄的文化权力。相对地，在阶级社会的很多例子当中，权贵团体本身多半比较不自觉涉及某种形态的文化权力。举例来说，大多数英国上流阶级的人们真的相信，他们在高学费的私立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口音以及礼节、行为规范等是“最优秀的”。他们并没有刻意去促成社会中其他人也认同这种想法，只不过他们所享有的经济与政治特权，很自然地，导致他们的文化形态获得高度的曝光与价值。权力的分配，无需刻意安排，也可以自成系统地运作自如，从而使某种文化形式拥有凌驾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上的特权。于是，不同社会范畴的活动就此相互连结，以至于各个范畴的权力形态都能从这种相互关系中获得维持与扩展。
最后再举一个有关文化权力的例子。在那些类似Hitler或Stalin统辖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当中，有权力的团体通过政治权力与高压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旦权力在握，就会处心积虑使出各种手段来影响大众文化，以有利于统治阶层。独裁者的画像无处不在，严密管控报刊媒体，只能报道统治阶层的主流观点，学校课程也是受到相同的控管。这些例子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权力，紧密关联着政治、军警的权力系统。这些权力结构十分刻意且彻底地监控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与表现。
总之，文化权力就是个人所掌控，并从中得利的文化资源与其分配之权力范围。文化权力可归结如下：
全然意图性的
某个团体将自身的意图完全施加于整个社会，以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例如：极权国家）。
部分意图性的
自身的意图施加在大众身上，以影响其观点，借以销售产品（例如：广告与娱乐产业，影响性别文化、成功与快乐的信念，以及社会对于“自然”或正常的定义等）。
不具意图性的
不刻意地影响，使某个团体拥有更多机会及能见度。
除此之外，文化权力也常常隐藏在次级团体的文化生产之中。他们必须设法因应下层社会的状态与恶劣的生活条件。如前所述，Willis的研究呈现出英国劳工阶级的男孩在恶劣的低阶层生活之中，如何产生一种对抗学校与各式权威的文化，以期提升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感（Willis1977）。这种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益于这些男孩，不过必然也让他们在学校毕业之后，只能往低薪与异化人性的工作发展。Ogbu（1979）曾经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认为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传达给年轻人“资格能力”（comPetencies）的概念，这种概念可以帮助他们面对各种生存的挑战，包括种族歧视及职场上基于种族歧视的“职位升等的限制”（jobceiling）等。不过，这些文化资格能力虽然有助于在种族歧视的文化中保持尊严，并且在经济上求得生存，但是，这些资格能力却也有阻碍的副作用，使得非裔美国人的孩童在学校中很难有成功的机会。这些例子即是非意图性的文化权力，不过这儿的文化是由下层阶级所产生，而不是来自上层阶级。下层阶级的人们生来就面对种种不利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这些都是形塑下层阶级文化的根源所在。
行动的政治条件
行动的政治条件涉及权威的制式化关系，此种权威的关系广泛分配在社会当中。法律制度（由政治系统立法，并由司法系统执行）就是这种制式化权威关系的具体展现。
当按照政治分配权力关系的共识破裂的时候，警方的高压权力便成为政治权力的后盾。行动的政治条件经由法律规定而取得实际的效力；而警方的高压权力则是维护此条件的后盾。行动的政治条件总会染上文化主题的颜色，但就行动者的感受而言，政治条件却总是超乎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一般人经验意识所及，总觉得任何人只要违背法律，就该接受惩罚，而这全然无涉于个人独有的价值与信念，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警察、国家防卫警力，以及监狱的存在，乃是通过高压手段，强制施行某些不为人民所赞同的政治条件，以使人民屈服于其中涉及的权威关系。但是，没有生活在极权警察国家的人们，一般而言，还是会遵守这些政治的规则，因为他们原则上都同意法律的正当性以及违法所应接受的后果。在这种文化权力的作用下，政治关系取得了正当性，而一般人民普遍认为法律是公正的，且是经由民主程序订定的，这样的文化促使守法成为好公民的一种自我认同。
政治权力与社会系统
系统层次的政治权力指的是，个人掌控与运用权威资源与权威分配的程度（Giddens1979）。在民主社会里，所有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力，人们可以自由投票、游说，以及（有时候）示威游行。但是很明显的是，还有些团体相对地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有钱人比穷人更可以轻易地影响政治系统。此外，人们乃是通过文化的主要形态，从而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并据以行动。普遍的情形是，下阶层的弱势文化往往遮蔽了其成员实际上可以拥有的政治权力。总之，文化可以鼓励人们从事政治行动，不过有些文化却也可能阻碍人们的政治行动。
行动的经济条件
行动的经济条件，往往超乎个人抉择意志的掌控之外。在美国社会，人们为了满足食、衣、住与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而采取的行动，往往视个人与社会的经济条件而定。相对地，欧洲国家的一些福利措施，包括提供住宅、保健，则是通过政策的担保，而比较不受制于经济的条件。美国虽然有些政策承诺支援经济弱势团体，但是这样的政策并不多，不同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生活必需品，主要还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安排。
经济权力与社会系统
在系统层次的经济权力可视为个人对于资源的掌控与取得的程度（Giddens1979）。再次重申，有些团体很显然地比其他团体更能掌控经济资源。在西方社会中，不同团体之间的区分，主要就在于经济层面上的私有财产与大企业股权的差别分配。另一项重要的因素则是系统化的职业收入差距。
本章摘要
本章的论点是，系统关系的分析在知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而且对于充分了解质性研究的结果，也有着绝对的重要性。我也回顾了若干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型，其中包括基础/上层结构、文化复制、文化回路以及符应原理等。这些系统关系的模型各自都有所缺陷，但对于理解系统分析也都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时我也讨论了一些应用系统分析的主要概念，包括：系统整合、行动的条件，以及文化、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批判民俗志研究法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就是融合运用了本章所讨论的各种系统分析的理念。相关的细节与实施程序，将在下一章再行介绍。
